『壹』 生活中有哪些百分数的例子，请举5种。谢谢！！！
每天在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节目中，都会报出当天晚上和明天白天的天气状况、降水概率等版，提权示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就像今天的夜晚的降水概率是20%，明天白天有五~六级大风，降水概率是10%，早晚应增加衣服。20%、10%让人一目了然，即清楚又简练。
随着现在科技的飞速发展，现在每个中龄人都配备手机，款式多种多样。伦敦大学皇家学院心理学家格伦.威尔森研究证明：老是低着头看短信，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工作人员的大脑反应能力也会减慢，经常看短信的人智商会下降10%，以百分数的形式再次证明了手机虽为人们提供了方便，但对人体健康却十分有害。
这是我在生活中查找出有关百分数的资料。相信只要细心观察，你也会发现百分数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80%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节能灯生产国，但产品80%出口，国内使用量严重偏低。
47.1%
针对2001年普通高校应届本、专科生，已签约应届大学生中47.1%的人签约月薪在1500元以下。
85.53%
一项网络调查显示，有85.53%的网民，近几年一直没读过名著。此外，8.58%的网民近十年没读过名著，还有6.75%的网民表示从来就没读过名著。
不仅有数学，还有数学引起的思考！
『贰』 如何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
要是六点要求：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第二，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两个“倍增”，即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第三，通过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第四，通过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使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第五，通过继续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第六，通过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完善民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建设，总的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增强文化
主要是四点要求：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使之深入人心；第二，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第三，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
『叁』 已经近二十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值，如何预测未来五年的差距走向用什么软件比较合适，急求
EVIEWS ，如果只是做论文报告之类的就够了，现实中不要用这个做指导，不准的
『肆』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近十年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3月，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34．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2%，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3．9%，比上年同期回落4个百分点。 一季度，我省人均工资性收入为2452．0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全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净收入为422．79元，剔除不可比因素，实际增长8．7%。受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提高、公务员津补贴陆续发放、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社会救助力度加大等因素影响，全省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969．1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1%。 同期，全省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90．4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5%。其中，人均利息收入为17．37元，同比增长33．1%。但受证券市场大幅下降的影响，我省城镇居民人均股息与红利收入同比下降57．9%，其它投资收入同比下降57．3%，使得财产性收入出现明显的负增长。 http://www..com/s?tn=sitehao123&ct=0&ie=gb2312&bs=08+%C4%EA%BA%FE%C4%CF%C9%CF%B0%EB%C4%EA%B3%C7%D5%F2%BE%D3%C3%F1%CA%D5%C8%EB&sr=&z=&cl=3&f=8&wd=%BA%FE%C4%CF%B3%C7%D5%F2%BE%D3%C3%F1%CA%D5%C8%EB
『伍』 试比较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我国分配制度有何不同为什么
一、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
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整体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当它处于0．3—0．4时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
最近有专家称，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65，并将在2005年逼近0．47。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出的？到底有多大的科学性？该信还是不该信呢？
从现实来看，世界各国对基尼系数的运用并不完全一致。很多国家都是把它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收入差距。在不少国家，基尼系数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界线。
总的来说，基尼系数只可参考，不能绝对化。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城乡差距大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套用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收入差距。
应该说，近几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等等，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那么，在政府加强调控后，为什么收入差距仍呈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里除了人们经常讲到的体制不健全、行业垄断、历史问题、地域差异、再分配手段不完善、管理疏漏造成的非法收入等一些因素外，从目前来看还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是政策调整的“延迟效应”。从政策的出台到发挥实际效应，往往存在一个“时间差”。尤其是长期政策的调整，在短期内可能会“立竿不见影”，其预期成效往往会“延迟”到来。我们不能奢望政策一出台，贫富差距就立即缩小，基尼系数就立即降低。
二是收入提速和起点过低的反差。近年来，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等政策的推动下，许多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速。但即使这样，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由于起点低、基数低，从长期来看差距将缩小，但短期内绝对数的差距还会扩大。
城乡之间差距的扩大也是这个原因。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增长6．8%，结束了连续7年低速徘徊的局面，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更快，达到9422元，增长7．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是体制改革的相对缓慢和滞后。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越来越涉及一些深层次的利益关系，这就加大了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有关政策的“磨擦成本”，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些政策措施“推、拖、磨”掉了好多，难以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
必须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经济上比较困难的社会群体产生失落感和心理失衡，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的稳定。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制约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最终妨碍经济持续发展。对此必须高度重视。
面对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有人担心，也有人疑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是不是说明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
应当说，虽然收入差距扩大是客观存在，但这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收入提高的速度和程度不同，有的快，有的慢，但毕竟都是向着 “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而且还应看到，东中西部发展的速度差距正在缩小，农村也正在结束低增长甚至徘徊的局面。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收入差距虽然呈现扩大趋势，但不能作出已出现两极分化的结论。
二、如何认识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针对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有人认为，“罪魁祸首”就是我们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事实果真这样吗？
一般而言，效率是指资源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公平是指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及其调整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是否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
效率与公平密不可分，它们的理想状态就像社会这架天平上“两个平衡的砝码”，但在现实中往往是你上我下，你下我上，常常是“摁下葫芦浮起瓢”。一定的收入差距是效率的必要代价，有时甚至不得不牺牲一点公平，因为有了效率，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增长，也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但反过来，不公平也会影响效率的提高，过分不公平还会损害效率，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弊端提出来的。那时由于过分强调公平，结果出现了“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导致效率十分低下。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对分配制度逐步进行了改革。
1997年，十五大在总结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效率优先，就是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时，把劳动报酬与劳动效率挂钩：不仅要看投入劳动的量，还要看劳动的质和劳动绩效；在其他分配方式中，则要把按生产要素分配获得的收益同各种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率联系起来。兼顾公平，就是允许根据收益的多少、贡献的大小，在成果分配上拉开合理的差距，但要注意到应有的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顺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于冲破平均主义的畸形平等观，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和帮助后富，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一原则割裂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降低了公平的地位，颠倒了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与基本手段之间的关系，因而主张用“公平优先”代替“效率优先”，或者至少应提“效率与公平并重”。
也有人认为，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不仅不应作调整，而且必须“一以贯之”地贯彻下去；即使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也要坚持这一原则。
还有人针对上述两种观点，认为现在提“效率与公平并重”为时尚早，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没有立即调整的必要。等到2010年前后、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时，可以用“效率与公平并重”慢慢代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对这些观点和主张，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呢？要知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大战略相联系的。现在，这一体制虽已初步建立，但尚处于完善中，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还不能忽视效率，人为地“抹平”差距；但是，注重效率，正视差距，不等于忽视公平，甚至不要公平。
我们必须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维护社会公平，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建立健全维护社会公平的体制和机制。讲“效率优先”，不能变成“唯效率论”；强调“兼顾公平”，不能把公平“能兼则兼，不能兼则弃”，更不能变成“公平次要论”甚至“不要公平论”。
三、如何调整收入差距过大
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为我们走出一条既能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又能缩小差距、维护公平之路，提供了指导性思路。
实践证明，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和贫富悬殊的利益分配格局都不利于社会和谐。比较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绝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从当前来看，首先还是要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进一步做大“蛋糕”。这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 “蛋糕”做得更大，才有可能让每个人分到较多的一份。如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怎样分配一个较小的“蛋糕”上，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使每个人都多得一点。
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必须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维护社会公平的政策措施。初次分配要讲效率，也要注意因机会不均等带来的不公，努力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再次分配要注重公平，健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以公平为核心编织“安全网”，解决初次分配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二是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改革税制，加强监管，完善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税制和税种改革，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同时，进一步增加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福利保障等公共投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城乡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
三是要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目前由于体制、监督、管理等制度的“缺位”，收入分配秩序还不规范。因此，要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加强监管，努力规范行业收入，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取缔非法收入，切实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建立促进社会和谐的利益分配格局。 总的看，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属于改革发展中的问题。既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要冷静分析，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贯彻落实好中央政策，这一问题一定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陆』 为什么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过去十年没有导致中国动荡
一、中国当今的收入差距问题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差距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个制度是会拉大收入差距的。
当前社会国有经济的一些垄断和一些高利润的行业，都是国营的，其员工和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比一般私人的员工的相对高许多许多。这也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2、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采取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人后农民的政策，采取了汲取较多农业剩余和限制农民进城的措施，使农村与城市存在明显的界限，限制了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人才等各种要素都在向城市流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城市偏向政策致使城市与农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存在着严重的“先天”差异，受着不同的政策支持，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3、 市场机制及管理缺陷拉大了收入差距市场机制及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所引起的分配秩序混乱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
主要体现在垄断现象严重；有的行政机关把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商品化”，强行向服务对象收费或摊派造成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等。
4、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新旧制度的过渡阶段，由于适应市场的一系列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以及新旧体制的摩擦，难免出现法制真空。
部门缺乏监督与控制，导致了少部分党政官员、国有领导利用权力寻租，国有改制、资本运作中存在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现象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二、对应的措施1、 深化与完善企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 显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全面落实最低工资制度。
较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健全与完善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进一步规范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和职务消费
深化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
2、深化与完善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
对部分垄断性行业的垄断收益征收特殊行业税
3、扩大社会中间阶层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必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
中间阶层是介于社会高层和底层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高层和底层间的冲突就会减缓。此外,中间阶层还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所以它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结构性因素。
4、提高就业水平充分的就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消除贫困、缓解贫富差距的必要前提。
目前,下岗、失业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和低收入者水平持续下降的主要因素。这需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以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为目标进行适当地转变和调整。从根本上为低收入者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奠定基础,从而缩小贫富差距。
5、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与每一个社会成员利益攸关的大事，是实现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更是保证社会贫困层获得基本生存的关键所在。
实现“收入分式”转变就必须从统筹全国的分配入手，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明显增加。
补充：收入差距是指以高低收入水平差别或占有收入比重的不同而表示的差距，它是与收入均等相对应的概念。
『柒』 分析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收入差距问题。
税制改革、机遇与挑战、若干思考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我国开始了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全国人民努力建设国家，造就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三十年国运昌盛，三十年殷民阜利，税收事业发生翻天履地的变化，作为经济体制配套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税制改革稳步推进，催生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税收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作用日益突出。认真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税制发展变迁，探讨如何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实践意义。
一、简要回顾我国税制改革三十年历程
三十年税制改革经历两大时期、六大变革，实现税收收入总额由1978年的591亿元上升至2007年的49449亿元，年均增幅达2.79倍创世界奇迹，并深刻影响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一个时期是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3年，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国营企业全面实行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的需要，1994年进行改革开放后第二次大规模税制改革。
1978－2007年税收总收入增长变化图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随着改革开发带来的经济发展，需要通过税收调节来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我国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于1980年9月公布实施。之后，涉及个人利益分配的税收法规相继出台：1985年先后发布了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暂行规定、集体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奖金税暂行规定；1986年至1988年先后发布了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个人收入调节暂行条例、关于征收私营企业投资者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规定。1994年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施行，将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个人所得税；1999年《个人所得税法》再次修订，对储蓄存款征收利息税；第三次修订将起征点调整为1600元；2008年3月起将起征点调整为2000元。
（二）涉外税制初步建立。1980年9月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与1981年出台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极大促进了涉外经济的发展。1980年到1990年，外资从无到有，引资成效初显。十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06.92亿美元，涉外税收收入1980年仅有100万元，1990年达到49.15亿元。1991年7月起施行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以及外国企业实施统一的所得税法。由于所得税负担水平普遍降低，极大地鼓舞了外商的投资热情，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1991年到1993年外资由少变多渐成规模，不仅带来建设资金，还带来先进技术经验，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提高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起到促进作用。但一个内外有别的税收双轨制，形成对国民的歧视和对外籍人士的超国民待遇，致使税收不公平。
（三）利改税及工商税制改革。在认真总结国内流转税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1980年在柳州、长沙、青岛、上海等城市进行增值税试点，1983年起实施增值税暂行办法，并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国营企业所得税和国营企业调节税形成雏形；1984年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把现行工商税按照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等4个税种；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开征资源税和利润调节税；将国营企业缴纳的固定资产占用费改为固定资产税；恢复征收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集市交易税，开征土地使用税和城市建设税，建立起多种税多环节多层次的复合税制，我国税制建设开始步入新轨道。并相继发布了烧油特别税、牲畜交易税、建筑税、建筑税、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城市维护建设税、进出口关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筵席税、印花税、特别消费税、教育附加、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农业税、耕地占用税等税收法规，合理调节各方面经济利益，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充分发挥税收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四）分税制改革。九十年代初中央政府面临的财力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引发1994年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搭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框架。当年中央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期间全面推行增值税，1993年12月发布了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个暂行条例，形成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制度，改革后的流转税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组成，适用于内外资企业，取消对外资企业征收工商统一税的规定；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制，1993年12月发布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把原有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统一为企业所得税；1993年12月发布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开征土地增值税；将盐税并入资源税，将特别消费税、烧油特别税并入消费税，取消产品税、盐税、集市贸易税、牲畜交易税、三个奖金税、工资调节税、两个基金；将屠宰税、筵席税继续征收或停征下放给各省市区人民政府；明确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适用税种问题；1997年10月实施契税暂行条例，开征契税；2000年10月实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开征车辆购置税；2002年起对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出口货物全面推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2005年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2004年7月起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实行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改革试点，逐步调整完善了增值税相关制度，2005年又进一步完善试点方案，在中西部部分老工业城市和汶川地震灾区推行消费型增值税，为下一步增值税转型的全面推开积累经验；2006年5月起实施烟叶暂行条例，征收烟叶税；2007年起实施车船税暂行条例，征收车船税，并废止原车辆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和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修改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初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框架，强化税收作为经济杠杆所具有的宏观调控功能，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分税制运行十余年发挥出一系列正面效应的同时，也逐渐显露和积累一些问题。比如国、地税两套征管机构的税源和运行成本矛盾在逐日堆积，特别是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障碍。
（五）取消农业税。从1983年开始，除农业税外，国务院还根据农业税条例的规定，决定开征农林特产农业税，1994年改为农业特产农业税；牧区省份则根据授权开征牧业税。至2005年底农业税制实际上包括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等三种形式。早在2004年政府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到2005年底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自2006年起全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农业税条例废止，我国有9亿农民依法彻底告别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标志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突破，国家和农民的传统分配关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扭转长期以来农民负担过重的局面，迈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步伐，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体现在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2006年全国农民共减轻负担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约140元。
（六）两税合并。2008年起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实现四个统一，即内外资企业适用同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建立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财税环境。税收优惠主要锁定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鼓励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业发展及环境保护与节能、支持安全生产、促进公益事业和照顾弱势群体，以及自然灾害专项免税优惠政策等方面，体现国家发展政策的转移，即从出口导向转为更重视内需的经济体制，同时也体现了国家推动科技加速发展、加大治理环境的力度，更加符合法律规范，更加适应我国税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二、我国税制改革三十年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深化，我国经济出现诸如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拓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就业压力、贫富差距扩大、保护环境和资源等深层次问题，加上经济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税制改革将面临如下机遇与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为税制改革提供重要机遇。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迅速展开，外部规范的市场制度、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新兴信息产业的建立，以及整个经济运行信息化，可以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实现税制进一步优化升级。世界税制改革趋向主要表现为：随着财政状况逐步好转，一些国家加大对税收优惠措施的运用，逐步放弃宽税基的原则，结果税收规模下降，宏观税负出现下降趋势；逐步减轻资本的税收负担，对劳动力课征较轻的税收，进而促进就业形势好转；税制结构的变化日益显著，出现所得税所占比重下降，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下降明显，社会保险税费和一般商品税（主要是增值税）比重上升的趋势；在控制传统税收增长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环境税的调节和筹资作用，并开征与环境相关的税收。这些因素为我国加快工业化进程，积极吸纳国际产业转移，借助外源性生产要素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将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推进，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深化我国税制改革创造外部条件。
（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深化税制改革。当前我国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产业结构日益升级优化，外向型经济拉动作用增强，体制机制障碍问题逐步破解，基础设施瓶颈制约逐渐缓解，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基本配套，民生问题持续有效改善，整体国力呈上升之势，加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这些因素既为税制改革提出客观要求，也为税制改革提供重要历史机遇。但是，目前我国税收立法层次较低，授权过多，容易造成政出多门、透明度差、随意性强等问题。现行税制中只有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和企业所得税法是全国人大会表决通过的税法,其他税种大都是国务院颁布的暂行条例。税法授权方面存在税法解释长期、大量地授权，甚至有些税法解释实际上是属于行政解释。而且税源结构与收入结构不能同步。近几年税源结构中第一产业约占总量的16%，第二产业约占51%，第三产业约占33%；而税收收入结构中第一产业只占收入总额的4%，第二产业约占62%，第三产业约占34%。根源在于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规模扩张，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技术进步过于依赖国外引进，资源过度开采和使用上存在严重浪费现象，内部有效需求不足，消费率明显偏低。可见国民经济能否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否进一步优化，也是影响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的重要因素。
（三）税制改革相对滞后，税种设计不尽合理，存在大税种改革不到位、小税种长期排不上位、新税种迟迟不到位现象，税制结构有待完善。一是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影响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生产型增值税并未彻底消除重复征税弊端,与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消费型增值税比较,土建及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购置不能抵扣,增加企业税收负担，不有利于企业技术改造和生产增长方式转变,也不有利于企业产品升级和推动经济发展。二是流转税与所得税的比例失调，流转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远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2007年流转税、所得税类收入分别为30583.87亿元和12859.91亿元，在税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1.85%和26%。流转税所占比重过大，造成流转税与所得税的双主体税制模式名不符实，形成企业无论盈利与否都要负担税收，影响企业竞争能力，增加出口退税负担，不利于充分发挥直接税的宏观调控作用。三是消费税征收范围过小，调节力度不足。2007年消费税收入仅为2206.82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4.46%，占流转税收入的7.22%，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消费税占流转类收入的比重都在40%以上。应增强选择性流转税对资源性产品、高档奢侈品及烟酒等嗜好品征收，才能够起到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资源合理利用的目的。四是采用分项计征模式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导致在所得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过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5%～7%的水平，与世界大多数国家逐步放缓企业所得税、注重加强个人所得税的格局不相适应，将不利于发挥税收的收入调节功能。五是资源税税负过轻，环境税、物业税等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意义重大的税种缺乏。目前资源税费体系存在着税费关系不协调、资源税体系不规范、税权过于集中、税收调节效率低下等问题，资源税制本身也存在着收入规模过小、征税范围较窄、计税依据不合理、税收负担过轻等诸多问题，税收调节广度和深度不够，资源利用率较低。2007年资源税收入仅为261.25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0.53%。资源税收入比重过低不利于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而环境税、物业税等对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的税种没有开征，导致税收政策在引导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六是社会保障未实行费改税，对社会保障收入筹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发达国家的税收收入中社会保障税占到30%左右，与个人所得税、流转类税收的比重基本相当，是财政收入重要来源。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社会保障支出迅速增加。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将现行社会保障费改为税，加大征收力度，增加社会保障收支透明度，有利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七是地方税体系建设滞后，缺少主体税种，不利于地方政府强化支出责任和履行职能的需要；现行税制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强，不利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
我们认为，税制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面临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问题，还关系到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问题，更是涉及到改革开放的持续性问题，在各类因素影响下可能会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
三、深化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深化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地增长，防止税收收入出现较大的滑波，又要坚持好中求快，注重优化税制结构，努力提升税收质量和效益；既要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又要关注资源能源消耗问题，关注税制改革成本问题。
（一）改革增值税制度，构建有利于长期保持国家整体经济活力的税收机制。建议在东北三省、中西部老工业城市和汶川地震灾区成功试点的基础上，从2009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将生产型增值税全面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并将交通运输、建筑业等部分营业税项目改为征收增值税，进一步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同时，要进一步整合增值税各环节的减免税优惠，适当降低一般纳税人认定门槛和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以公平税负，减少征管漏洞，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避免增值税制对经济发展的扭曲作用。
（二）进行消费税调整，构建有利于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实力的税收机制。建议对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适时调整消费税税目与税率，将普通化妆品、低档白酒等普通消费品逐步从税目中剔除，将别墅、桑拿、赛马、高档皮革制品、高档古玩、高级字画、高级KTV等高档奢侈消费品、资源消费品、不利于身心健康和环境保护的消费品、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级游艇、高尔夫、高级烟酒等高档产品的消费税率。同时要将消费税改在零售环节征收，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进一步增强消费税的收入比重，实现收入分配调节。
（三）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构建有利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和提高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税收机制。针对经济转型期收入分配秩序不够规范，仍有各种各样灰色收入，存在大量不易监管的现金交易，社会信用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要建立分类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模式，进一步规范税前各种费用扣除和免税项目，并将遗产继承收入、大额财产捐赠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偶然所得征税范围，调节过高收入，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扩大，鼓励勤劳致富。针对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累进税率存在税档级距过小，税率偏高等问题，减少其对收入分配的逆调节作用，应进一步考虑简化税率档次，采取较为简单的10%、20%、30%和40%四级累进税制，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并扩大各税档之间的级距。同时，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的确定标准应与物价指数挂钩，避免税制经常性的变动，从2009年起将起征点调至5000元，并增加自住住房利息支出扣除、大笔医疗费用扣除、大笔教育费用支出扣除、养老或抚养儿童的费用扣除等项目，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制在促进民生改善上的作用。
（四）推进资源税制改革，构建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税收机制。良好的资源税制有利于建立合理的资源补偿机制。针对资源补偿费征收弹性过大的弊病，应考虑提高资源税的标准，以缓解因资源开采和生产机会不公平所带的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方式的科学转变。同时要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调整资源税计税依据，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城市水资源费等并入资源税，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积极构建绿色税制体系目标，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形成。改革现有的消费税制，统筹考虑油价等因素，适时开征燃油税；对环保产业采取较为优惠的税收政策，以体现国家的鼓励。
（五）实行社会保障税费改革。建议尽快将社会保障收费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建立起规范和稳定可靠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资金供给系统。同时，社会保障税标准的确定，应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约束，以及人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从而选择适当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保障水平、筹资模式和计税依据。
（六）深化分税制改革。在确保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的基础上，建议重新划分地方与中央的税收分配关系，将增值税分成比例由现行的25%：75%调整各占一半，并规定增量部分作为专项资金用于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解决民生事业等一系列保障；将出口退税分担比例改为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将企业所得税分成比例调整为中央收入，并由国税部门负责统一管征。
（七）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增强地方税的调节功能。新一轮税制改革不仅要强调地方政府在税制改革中的作用，还要在合理确定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合理划分税权，赋予地方收入自主权。对中央统一制定税收条例的地方税种，要考虑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地方税种的实施细则；对非全国统一开征的地方税，其立法权、解释权和征收管理权应完全下放给地方；在确保中央和其他地区利益基础上，允许省级人民政府通过立法程序，并经中央批准，开征新的区域性税种；在中央集中管理中央税、共享税及对宏观调控影响较大的地方税的立法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方税主体税种，赋予省级人民政府对地方主体税种税目、税率调整、减免税等税收管理权限。
改革开放三十年，老百姓最切实的体会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脑子一天比一天活了！三十年的改革春风，吹动了人们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无比向往与追求，而由此引发的生活热词深刻地标示了那个时代百姓的生活记忆。当然，这些词，有一些流行至今，成为人们总结工作与生活的代名词，有一些则被历史的潮汐淹没，成为标记历史的过去，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事变迁，历经三十年的不懈追求，如今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除了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物质精神财富外，更在历史的轨迹上留下了许多令人刻骨铭心的词汇，得以让三十年后的我们用冷静的审视态度去重温它们，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热词经过历史的冲刷竟显得如此意味深长……
万元户
意指一户人家有了一万元人民币。这一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的新名词，很快席卷大江南北，并演变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代名词。
万元户，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最流行的一个词汇，是勤劳致富的代表。改革开放前，在那个“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时代，谁要是万元户那一准是专政的对象。改革开放后，政策的改变，使“致富光荣”的意识日渐深入人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包钢的一名普通学徒工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8元，提起万元户，大伙眼睛都放光，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展现了人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致富的强烈渴望及富裕后的空前喜悦。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包头人民家庭收入飞速发展的三十年。截至2007年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876元，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
如今，万元户这个曾经代表富裕的词汇已经成为过去。17876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早已将财富的标尺提高，如今，只有拥有一套住房、一辆私家车，这户家庭的固定资产至少达到50万元，才算小康。
下海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许多人不满于现状，转而经商，称之为“下海”。
在包头，有太多借着改革春风勇于下海采金的企业家，陆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包头本土企业家，他曾这样形容自己最初下海的情景：“那时，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去深圳下海了，常让我捎一些电子表、袜子等包头很难买到的物资，所以每每回家乡，我总要大包小包地带，其中一部分是送人的，剩下的在包头卖掉了，差价很大，在深圳、广州那里只需几元钱的商品，到了包头可以卖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而且供不应求。”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部分商品的巨幅差价让这位下海人士抓到了商品贸易的挖金点。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下海这个名词依然在热用，说明下海依然有效地影响着人们追求财富的人生。
计划生育
拿包头市青山区为例，作为全国一个普通区（县），青山区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15.78％。和13.6％。，下降到2007年的8.27％。和4.84％。。30年，该区少出生人口20多万人。
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考虑中国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必须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邓小平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上主要的贡献是，把人口问题放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来考察和处理，明确提出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重大政策。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中国政府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作了明确规定。
改革开放30年来，全自治区区累计少生913万人，为社会节约抚养费5295亿元，促使人均GDP提高了6886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达到27.52%。
从曾经的超生游击队，到有计划的生育再到选择丁克，人们的生育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科教兴国
1985年前后，李老师已经当了10多年的高中班主任，他一个月工资只有80元，只比在工厂当家属工的妻子多10元。夫妻俩要用这150元，养活年老的父母和一双儿女上中学。当时，李老师的邻居在火车站当装卸工，每个月能赚200元左右，还有一个邻居赶马车跑运输，一个月能收入300多元。
1987年，李老师也利用星期天做起了小买卖。周末一大早，去批发市场，批发两筐水果沿街叫卖。刚开始有些拉不下面子，戴了一顶草帽和一副大墨镜。怕遇到熟人和学生家长显得尴尬。虽然辛苦，但是每月能多收入六七十元。这笔钱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为家里解决不少问题。
当年，“教授卖烧饼”、“医生摆地摊”的现象常为人们谈论，这种“脑体倒挂”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留给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生活烙印。曾有人算过一笔账：198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15元，市场售价为0.40元，一天只要卖100个茶叶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而当时二0二厂的李冠兴月薪才挣500元。“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怪现象。
『捌』 ( 14 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但居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已越来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