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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小康建设

发布时间:2020-11-29 18:01:24

⑴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什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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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分析: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措施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故本题选D项。
点评:目的措施类选择题,首先要分清选项中哪些是策略或手段;其次手段或措施是否正确。单项选择题中,当发现多个选项中均是正确的手段或措施时,还需判断哪个更为直接和根本。

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六项原则

第一项指标:人均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的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实现这一目标,GDP必须保持年均7.2%的速度。根据改革以来的历史经验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有关预测,这一目标是可能实现的。1980-2000年,GDP年均增长9.7%。考虑到增长条件的变化,未来20年,GDP增长速度可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是,保持GDP年均增长7.2%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综合考虑,我们建议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人均GDP目标设定为25000元。按照汇率法计算,这一水平相当于现在的3000美元左右。考虑到通货膨胀和美元币值变动等因素,2020年,人均GDP可能在4000到5000美元之间。

第二项指标:非农产业就业比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是一条普遍的规律。1980-2000年,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年均0.94个百分点。如果未来20年劳动力仍以这一速度向非农转移,那么,2020年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应达到70%左右。但是,从近年来的趋势来看,对于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似乎不能做如此乐观的预期。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力非农转移速度较快的时期有两个:一个是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大致为1982-1988年)。这个时期,广大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到劳动密集程度高、对劳动者技能要求比较低的乡镇企业中就业。第二个时期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致为1992-1996年)。这个时期,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空前繁荣,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从事各种低技术的劳动。1998年之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基本上保持在50%的水平上。这说明,近年来经济增长对于劳动力转移的拉动没有结构偏向性,或者说,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不快于农业就业的增长。主要原因是:第一,经济增长较前一阶段有所放慢;第二,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导致对于低技术劳动需求增长的减缓。在未来20年的发展中,如果这种增长方式不改变,那么,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将面临极大困难。当然,应该注意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走广泛参与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有力地促进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非农就业比重可以达到60%左右。1890年,美国的人均GDP3396美元(1990年国际美元),非农就业比重达到62.7%。1870年,英国的人均GDP3263美元,非农就业比重达到67.2%。

综上,我们估计,2020年,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可望达到60%以上。

第三项指标: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是反映居民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及质量的重要指标,它等于居民用于食物消费的支出与总消费支出之比。一般来说,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其恩格尔系数越小。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时,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均在30%上下。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居民生活状态的变化情况,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建议用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以及最低收入1/5人口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作为描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生活目标的重要指标。

——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1980-2000年,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56.9%下降到39.4%,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左右;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61.8%下降到49.1%,年均下降0.6个百分点左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均将继续下降。根据国际经验,我们估计,2020年,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可以将到30%以下,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可以降到40%以下。

——最低收入1/5人口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保证最低收入人口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为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中,除了有反映全体居民生活状况的指标外,还应有反映最低收入居民生活状况的指标。关注最低收入1/5人口的生活状况,是国际上通行的研究社会公平状态的做法。鉴此,本指标体系选择最低收入1/5人口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作为反映小康社会建设全面性的重要指标。2002年,城镇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降到50%以下(为46.0%)。我们认为,到2020年时,全部人口中最低收入1/5人口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至少应降到50%。

第四项指标:城乡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增长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1980-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4%,分别低于GDP年均增长速度4.0和3.5个百分点。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人均收入翻两番所需要的时间不仅长于GDP翻两番的时间,而且也长于人均GDP翻两番的时间。1997年,我国的人均GDP比1980年翻了两番。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980年的3.0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980年的3.5倍。在未来的20年中,GDP年均增长速度将慢于前20年。如果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维持不变,那么,居民收入增长将更加缓慢。考虑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的发展思想和“五个统筹”的发展要求将得到贯彻落实,居民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别有望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相对差距也有望缩小。可以估计,在2020年GDP翻两番之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是2000年的3倍左右,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为200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是2000年的3.5倍,按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为8000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2.8:1下降到2.5:1左右。

社会主题

第五项指标: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的取值在0和1之间,取值为0时,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取值为l时,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国:促进公平的经济增长》——提供的数据,1999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37。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5以上,收入分配不甚合理。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我国将加大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可以预计,在未来20年中,我国的基尼系数将呈下降之势,2020年,有可能下降到0.4以下。

第六项指标: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

社会保障是一种社会稳定机制,是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需要的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有效工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包括基本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险。2020年,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应达到100%。

第七项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

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为了从总体上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受教育情况和人口素质,我们认为,选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比较合适。

国际上一般选用15岁和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判断国民受教育水平的依据。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人类发展报告》的资料,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4年。同年,世界高收入国家为10年,美国为12.1年。

我国一般选用6岁和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作为判断国民受教育水平的依据。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我国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62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国将全面实现9年义务教育,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可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义务教育,同时,其他各种形式的教育也将得到较快发展,2020年,我国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应达到10年。

第八项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

预期寿命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指标,既能反映社会、经济的进步状况和医疗水平的发展状况,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人们的营养状况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低收入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为59岁,中等收入国家为69岁,中低收入国家为64岁,高收入国家为78岁,我国为71.4岁。我国的预期寿命显著地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估计,2020年我国的预期寿命可达到75岁。

第九项指标:文教体卫增加值比重

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影响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和条件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不断上升。文化产业覆盖众多不同的行业。目前,国际上,对于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明确的一致的界定。根据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建立的北美产业分类方法(NAICS),大致地说,文化产业包括娱乐业与电子传媒业、印刷业与出版业、旅行与旅游业。在我国的统计体系中,还不存在对于这类产业的系统统计。因此,我们选用文教体卫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反映文化产业的代行指标。2000年,我国文教体卫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6%,文化产业比较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于文化产业重要性认识的提高,我国的文化产业将得到较快的发展。据估算,至2020年,我国文教体卫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达到10%。

第十项指标:犯罪率

为居民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国际上,一般选用“暴力犯罪率”作为反映居民生活安全环境的逆指标。这里,我们选择刑事犯罪率作为反映居民生活安全环境的指标。2000年我国平均万人中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29起,2020年应降至15起/万人以下。

第十一项指标:日均消费性支出小于5元的人口比重

日均消费支出小于1美元(购买力平价值)的人口比重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贫困状况和公平状况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缺乏类似的统计,但有关于城乡人口的贫困标准,可以根据这些标准设计这一指标。现阶段,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贫困线为2310元/人,农村居民家庭贫困线为627元/人;城市最低救助标准应为每人每日6.3元,农村最低救助标准应为每人每日1.7元。这些标准是保证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要的最低标准。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我们认为,2020年,城乡贫困人口日均消费支出均不应低于按目前价格计算的5元。因此,我们设定,2020年我国日均消费支出小于5元的人口比重应降到0。

环境主题

第十二项指标: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能源消耗的总量及其结构直接影响着环境质量。为了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能源的依赖程度,以及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我们选择能源利用效率作为环境主题方面的重要指标。国际上一般选用千克油当量的产出(购买力平价值)作为反映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由于对于购买力平价方法存在争议,还由于我国统计年鉴上只存在标准煤的数字,我们在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汇率法的换算结果,以及油当量和煤当量的换算关系,估算了相关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1998年,我国千克煤当量的产出是0.65美元,世界平均水平是2.32美元,低收入国家0.58美元,中等收入国家1.45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1.82美元,日本是5.87美元,美国是2.66美元。2000年,我国千克煤当量的产出是6.8元(相当于0.82美元),比1998年有所提高,但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将进一步提高。2020年,按2000年的价格计算,我国千克煤当量的产出可达到20元(相当于2.4美元),与目前世界的平均水平相当。

第十三项指标:使用经改善水源人口比重

能够使用上经过改善的水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国际上,用能够使用经过改善的水源的人口比重(为简化起见,此处称安全卫生水普及率)作为评价居民用水状况的指标。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2000年我国安全卫生水普及率为75%,世界平均水平为81%,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大于3000美元小于9400美元)为87%,高收入国家为100%。根据国际经验,2020年,城乡居民的安全卫生水普及率可达到90%左右。但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至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安全卫生水普及率应达到100%。这一水平虽然高于目前上中等国家的水平,但是,是应该也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

第十四项指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

环境质量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国际上通常选用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作为评价环境质量的逆指标。本文建议采用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作为反映环境质量状况的指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是将大气、水质、噪声等污染状况综合起来对环境质量进行考察的指数。现在,国内有关方面正在研究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和判断标准。

制度主题

制度是用以协调人类行为的规则和组织。制度涉及许多方面,但是,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来说,廉政建设和政府管理能力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前者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政治文明发展的状况,后者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

第十五项指标:廉政建设

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由设在柏林的世界性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设计的腐败指标来评定公共机构的腐败状况。这种方法计算复杂,与调查对象的主观判断关系密切,客观性不太强。结合中国国情,同时考虑到可操作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建议用全国检察机关直接立案的贪污贿赂和渎职案件数与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人数之比作为反映廉政状况的代行指标(姑且称之为“廉政指数”)。2000年我国万名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人员中检察机关立案的件数为41起,至2020年,应降至10起/万人。

第十六项指标:政府管理能力

政府管理能力涉及公共财政管理、国家储备状况、法律法规建设、社会秩序维护等诸多方面。为体现小康指标体系的简洁性和易操作,我们选用非正常死亡率作为全面小康指标体系中评价政府管理能力的一个代行指标。这一指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非正常死亡包括因交通事故、火灾、安全生产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等造成的死亡人数。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用交通事故和火灾死亡人数的比重估计非正常死亡率,2000年为15‰,2020年应降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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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⑷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

A 。

⑸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如何逾越城乡差距论文 2000字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到2008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整整延续了30年。毫无疑问,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细节上来看,我们伟大的祖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只要我们比较一下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今年四川汶川“5.12”大地震期间国家和社会救援能力的巨大反差,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来。经过改革开放30年建设,我国综合国力和社会动员及应急能力都有了极大提高。本文将以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人民生活作为研究的对象,对改革开放给方大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变化进行一次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一、从社会变迁理论看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人民生活
众所周知,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社会变迁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和范畴。虽然对此人们看法不一,但是都毫无例外地非常重视社会变迁问题,并将社会变迁作为一个或宏观或微观、或动态或静态的社会事实加以深度描述和学理分析。
1.关于社会变迁理论的几个概念
按照美国社会学伊思.罗伯逊在《社会学》一书中的归纳,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包括进化理论、循环理论、功能主义理论与冲突理论。其中,帕森斯所倡导的社会秩序导向的功能主义理论影响较大。他认为,社会变迁不是扰乱社会均衡,而是改变社会均衡,其结果是造成一种新质的均衡,而这种社会变迁的均衡作用分别来自于社会之外和社会内部。并且认为,社会变迁通常是在一个社会变得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发生的。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在其《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则认为,“所谓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即结构变迁的发生”。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在富永健一看来,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变迁,就不能缺少社会结构分析这个前提。如果没有关于社会结构的意识,社会变迁的概念也是不可能得到深入认识和充分理解的。
事实上,在对改革以来社会变迁的学理探讨中孙立平等学者早就注意到了社会结构的角度。他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将改革开放引起的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过程的重要变迁作为研究视角是很有社会学特色的。孙立平教授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在改革之前我国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几乎垄断了包括人们生存与发展机会及信息资源在内的全部重要资源,而且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还有相当任意的特点。然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一个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而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市场化程度的增加更是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变迁特征。
2.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结构的变迁
这里的“生活结构”是指一种广义的现代人的“生活体系”。它既包括内隐的生活观念,又包括外显的生活场域、生活行动和生活模式或生活风格。很显然,如果我们认同马克思生产与生活互构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本质就是人类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重视人自身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生活选择与生活质量背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此,我们在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社会生活变迁进行理论反思时,必须紧紧地把握住“日常生活实践”。黄宗智和孙立平在对中国变迁的思考中,都曾提出了“实践”这一概念。黄宗智先生在2005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认识中国》一文中对比了二者的异同:孙立平的“实践”主要相对于制度而言的,他的“实践”则更倾向于理论和表述;孙立平的“实践”主要指市场转型这一“过程——事件”,他自己则指整个近现代的长期历史变迁。
在中国人民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线索,那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活实践”。而且正如李伍荣、胡德宝等学者所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但最终落脚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全面小康生活水平是一个广泛、综合、系统的范畴。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具体应包括经济发展、物质消费生活、社会进步、人口素质、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生态环境与卫生七大指标。这些标准体现出来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结构变迁的重要方面,是我们今后评价和引导人民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点。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的变迁除了受到市场化和技术化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是由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所提供的生活环境基础决定的。和30年前不同的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四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据统计,2007年,我国GDP已达到246,619亿元,人均GDP也达到2,460美元。这无疑已成了改革开放进入转折阶段,并使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政府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表现出的巨大的国家能力,以及“以人为本”的立国精神和开放心态,都为中国人民生活变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代背景。
二、从对生活史的梳理看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居民生活由贫困到温饱、由温饱到小康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跨跃,人民物质生活整体上由量的满足逐步转向质的提高,由以生存资料消费为主逐步转向以发展和享受资料消费为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闲暇生活日渐丰富,社会流动活跃,价值观念开放,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逐步建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换,给中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下面将通过对衣、食、住、行、用和通讯六个日常生活领域的生活史的梳理,从整体社会背景探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1.衣:由穿暖到个性化
近30年来,城乡居民消费生活变化最快、最大的是服装。不仅衣着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穿着质量明显提高,服装功能也由过去的单纯遮体御寒演进为体现个性化的审美意识与塑造自我形象。人们的衣着原料和质地提高,成衣率也不断提高,购买原布自己动手做衣服的数量减少。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年服装生产量只平均每人一件,而今高档商场、品牌专卖店里的国际名牌服装琳琅满目,各种品牌、不同款式的服装争奇斗艳,使我国居民服装绮丽多彩。
2.食:由吃得饱到吃得好
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粮食消费比重下降,表明人民不再为吃饱而发愁。而在粮食消费内部构成中,对玉米、高粱、红薯等粗粮消费明显下降,而对大米、小麦等精细粮消费上升。在主食消费比重下降的同时,副食特别是动物性食品消费的比重明显提高,在对原粮消费相对下降的同时,对加工食品特别是风味、疗效、方便食品的消费上升。
3.住:由拥挤到舒适宽敞
城镇居民住房,由缺房、拥挤逐步向比较宽敞、比较舒适方向发展。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6.7平方米,2005年增加到26.1平方米,增长了2.9倍。住房的质量和配套性也不断提高。截止2000年末,有68.3%的城镇居民家庭住上了单元配套住房;74%的家庭居室内有厕所和浴室,84.2%的家庭用上了煤气或液化石油气,41.1%的家庭有可取暖的空调或其他暖气设备。农村居民平均每户使用住房面积由1978年末的8.1平方米增加到2006年末的30.7平方米,增长了2.8倍,人均住房面积中,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面积占81%,住房质量不断提高。
4.行:由闭塞受限到舒适快捷
随着各种运输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基本形成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各地的城市公用交通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公路汽车拥有量由1990年的10.76万辆提高到2006年的161.92万辆,私人汽车拥有量由1985年的28.49万辆增加到2006年2333.32万辆,地铁通车里程不断延伸,出租车随叫随到。这些都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出行条件,使居民的生活比过去舒适和快捷。
5.用:由物资紧缺到琳琅满目
城乡居民的用品消费,呈现出以非耐用消费品为主向以耐用消费品为主,以日常生活用品等生存资料为主向彩电、冰箱、空调、微机等发展和享受资料为主,以功能单一、低档用品为主向高科技、多功能中高档用品为主转化的趋势。同时,城乡居民家庭用品的更迭速度明显加快,经历了由“老四件”向“新六件”的转换过程。近几年又开始转向以电话、家用电脑、商品房、家用轿车等为主要代表的新的消费“热点”。耐用消费品大量“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城乡居民消费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6.通讯:由鸿雁传书到人远天涯近
截至目前,中国固定电话用户已达3.6亿多,移动电话用户总数接5.7亿,已成为全球移动电话用户规模最大的国家。如今,无论走到国内哪个大中城市,电话可以直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6年,电话普及率(含移动电话) 63.39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35.26部/百人。城镇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达47.2部/百户。从日常生活、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其他指标来看,我国目前许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指标已经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有的已经达到和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已基本消除了长期以来消费品供应短缺的现象,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部分消费品还出现了过剩现象。从商品短缺到“买方市场”的形成,居民消费从限量供应的抑制型消费转为敞开供应的自主型消费,这是我国居民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城镇凭票供应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退出历史舞台,农民自给性消费比重明显下降,逐渐向商品化、市场化方式转化。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性增大,地区、城乡交往频繁,民族、国际往来增多,城乡二元结构已被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增多打破,国人已经走出国门,日益和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打交道。
三、从科学发展观审视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与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存在着尚未逾越的屏障。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审视当下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将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未来良性生活方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1.经济条件制约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证明,为了提高生产力,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而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除了给人的发展带来积极效应外,也会带来消极效应,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可能滋生拜金主义,导致人的腐化。由于市场经济以物质利益为基本的追求,这就可能导致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见物不见人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经济关系通过商品、货币等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条件下,商品、货币可能变成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力量,反过来支配人,使人拜倒在它们面前,成为它们的奴隶。
其次,市场经济可能导致个人主义的膨胀和人际关系的冷漠。市场经济是主体独立和个人自治的权利经济,在这种制度下,人的私人领域扩大,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空间、财力等相对增加,因此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得以发展。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可能把人与人的友爱、关怀、情感等和谐关系变成赤裸裸的物的关系。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可能导致个人发展的片面化和人格的异化。
最后,市场经济可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拉大人的发展差距。人们由于各种条件的差异可能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市场竞争就可能像不同级别的拳手之间的比赛,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形成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和群体的发展受到制约和不利的影响。
2. 上层建筑制约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的成绩还是初步的,无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本身,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在经济领域,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严重影响着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在政治领域,民主与法制特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影响着人的权利和价值的更好实现;在文化领域,脱离实际的教育体制严重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关于人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但是,时至今日,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在现阶段无法推进或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虚无主义”倾向仍然存在;只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片面认识依然存在;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人自身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错误观念仍未彻底得到澄清;只重视专业教育、不重视人文教育的错误认识仍未彻底得到纠正。上述种种片面的认识和错误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
3.人的自身条件制约人的全面发展
从人的自身条件来看,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受人的自身素质、生活水平和精神需求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1)人的自身素质
我们在看到当前我国人的素质已较过去普遍有所提高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仍然相当明显。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看,当前我国人的素质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思想素质方面。我国大多数人口的思想素质基本上是适应自然、半自然经济旧体制的观念,对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总体适应不好,商品观念、市场经济观念、竞争观念等仍较薄弱。
第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一是人口素质水平普遍偏低,高等教育相对落后,高层次人才短缺。二是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都只重视分数,却程度不同地忽视体能训练、品质修养,出现了较大范围内的“缺德”教育以及高分低能的情况。三是人口素质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农村专业技术人才资源严重不足;与外向型经济发展相配套的工程技术型人才、技术与管理复合型人才、金融贸易人才和高新技术开发型人才普遍短缺。尤其是城乡人口素质差距较大,农村人口素质偏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
(2)人的生活水平
我们在充分肯定人民生活水平己得到很大改善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城镇贫困人口呈增长趋势。由于近年来物价不断上涨,部分退休人员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各种改革相继出台后部分低收入职工负担越来越沉重。二是居民主体素质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不高,不少人的业余生活单调,缺乏业余爱好,没有开拓意识,自我封闭,往往被动地打发时光。三是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没能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及时合理地调整,居民消费行为不合理、非理性化。
(3)人的精神需求
从当前中国人的精神需求方面来看,也存在着一些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倾向。例如,人们在要求改善生活的同时,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抬头;要求思想解放的同时,少数地区封建迷信乃至黄色文化泛滥;要求民主的同时,自身的行为主动性却较差等等。但是,总的说来,中国人民对精神的需求是大大地提高了。
四、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以改革开放后近30年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变迁为中心对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人民生活史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分析。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存在个体生活因素的影响,但是,应该说这30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体系和生活景观以及未来的生活趋向都是得到了或将得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所提供的生活条件和社会文明环境所支持的结果。因此,不管是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国人的生活实践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改革开放的时代色彩和历史烙印。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社会自觉。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建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和充满幸福感的,多样化的中国社会生活方式时要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精神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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