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1. 浅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背景和意义怎么写

1.利于缓解社会矛盾。2.利于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3.利于促进社会生产水平全面提高。4.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市化进程。

2. 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原因有哪些

1.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是在城乡居民收入都有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产生的，是相对差距而非绝对差距我国有13亿多人口，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区以同样的速度富裕起来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平均主义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只有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才能带动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一政策的鼓励和指引下，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口走上了富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当前我国低收入者数量虽然庞大，但已经大幅度减少。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有2.5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而到2014年底，在贫困线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则为7017万。而且，即使是贫困人口，其生活水平与以前相比也有极大提高。以前的贫困表现为缺衣少吃，现在的贫困表现在缺少现金收入。因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是绝对差距，即一部分人收入提高了，另一部分人收入降低了，而是相对差距，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快有慢、有先有后的差别。特别是按照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在2020年之前，让所有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2.我国的收入差距总体上看处于过大区间，但未出现两极分化近年来，不断有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做出两极分化的判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两极分化既有量的判断标准，也有质的判断标准。从量上来看，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要超过0.5，而我国2015年的基尼系数为0.46。从质上来判断，所谓两极分化，是指全社会形成了明显对立的两极，社会矛盾激化，显然我国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两极分化是从全社会而言的，不是比较两个具体的人，一个人一年收入100万元，另一个人一年收入1千元，这么大的差距还不是两极分化吗？这是极端错误的比较。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我国的社会发展指标如文化、科技、教育、环境等的差距，无论从区域来看，还是从城乡来看都小于人均收入差距。3.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历史形成的，缩小收入差距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收入差距，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分配带有比较严重的平均主义特征，仍然存在收入差距。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343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2.57倍，不可谓不大。当时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也存在较大差距，即使同一个生产大队，各个生产小队之间也有差异。改革开放之后，平均主义总体上被打破了，收入差距呈现出快速扩大的趋势。今天的收入差距是经过30多年的时间逐步形成的，是一个渐进的量变的过程，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市场机制本身所具有的扩大收入差距的客观因素，也有个人自身努力的主观因素；既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二元经济社会政策因素，也有地理因素等。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高收入者的收入都是不合法不合理收入，而应该看到，绝大多数人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裕起来的。因此，缩小收入差距需要综合施策，这也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既促进效率，又兼顾公平，这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和谐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既要积极努力，深化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又需要有耐心，寄希望一夜之间就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4.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越过最高点，开始进入倒U曲线右侧收入差距倒U曲线由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茨涅兹于1954年提出，他通过对18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随着一个国家从经济不发达到发达，即人均GNP由低到高演变，居民收入差距首先呈现扩大趋势；当人均GNP达到一定程度时，收入差距达到最高点；随着人均GNP进一步提高，收入差距开始呈现缩小趋势，并逐步进入合理区间，表现在图形上就是一条倒U曲线。此观点提出后引起学术界激烈争论，有人认为倒U曲线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人认为倒U曲线不存在。1965年另外一个经济学家柏库特把库茨涅兹调查的18个国家进一步推广到65个国家，发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趋势。考察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与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曾出现过收入差距过大甚至两极分化的现象。18世纪、19世纪西方国家无一例外都出现过两极分化。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呈现倒U趋势，确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在工业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总体上一直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扩大趋势，当前是否已达到最高点并开始下降呢？综合判断，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越过倒U曲线顶点并进入右侧，未来将呈现继续下降的趋势，理由如下：第一，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诸多指标都已呈现下降趋势。一是基尼系数。一般而言，当基尼系数小于0.3时，意味着收入均等或出现平均主义分配；0.3～0.4时，收入差距比较合理；0.4～0.5时，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时，意味着出现了两极分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历史最高点之后，随后几年呈现连续缩小态势，2015年为0.462。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波浪式但总体扩大的变动趋势，2009年达到3.33倍的历史最高位之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5年为2.73倍。三是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经历了扩大趋势之后，近年呈现缩小态势。从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的收入差距来看，2015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为2.3倍，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为3.36倍。如果考虑不同区域间的物价因素，实际的购买力差距会更小。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收入行业之间的差距已从2008年的4.65倍下降为2014年的3.86倍。由上述指标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缩小趋势。第二，生产要素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要素市场总体呈现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土地和环境近乎无限供给的状态，收入分配必然向资本倾斜，劳动报酬长期偏低。近年来，生产要素市场供求状况发生明显变化：资本过剩，劳动力总体供不应求，土地供给受到极大限制，环境容量遇到天花板。由此带来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提高，资本利润率降低。劳动力供不应求特别是城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严重供不应求，导致劳动力价格将呈现持续提高趋势，从而有助于改善劳资之间的分配结构。第三，城镇化及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弱化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到2015年已达56%，未来20年还会以较快速度增加。这一方面意味着的农民到城镇就业，获得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拥有的土地等资源，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二元经济和社会政策因素将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弱化直至消失，城乡居民享受的公共资源进一步均衡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会持续缩小。第四，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其他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经济将呈现快速发展趋势。近两年，重庆、贵州、西藏、新疆等地区发展速度超过了东部地区就是例证，这也为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奠定了基础。第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进一步到位，通过严厉打击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健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

3. 如何计算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表现是贫富差距在拉大，地区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存在显著差异。
对策：
第一，完善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近年来，国家针对“三农”问题持续出台几个“中央一号文件”，给予了农业发展的重大政策支持。虽然在相关政策的指引下农业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为了保证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应该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如财政支持、土地政策支持、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特别是在土地政策方面，要完善当前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流转，保持中国8亿亩的土地红线，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第二，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第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即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又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第四，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推动劳动就业创新
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使城乡之间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而且差距很大的壁垒，而这个屏障不仅阻碍了技术、资金、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流动，更严重的阻碍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使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不能正常进行，所以就使城乡之间不能同步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所以只有彻底改变目前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劳动力逐渐转移，才能促进劳动就业和创新。
这才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所在改革户籍制度并不是对现行的户籍制度全盘否定，现行户籍制度也有它存在的合理之处，也有它的好处，所以说改革要做到“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把现行户籍制度中合理的部分，坚定的肯定并贯彻落实下去，而现行户籍制度那些不合理的地方要坚决地剔除。而现行户籍制度对社会管理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国民经济规划与劳动力配置提供很重要的数据，也通过户口登记确定了公民民事权利与行为能力，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的稳定。现行户籍制度存在不合理，急需改革的地方在于随着户籍制度而诞生的就业权、受教育权、迁徙、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和其他福利措施。所以说只有正确对待户籍制度，才能使对它的改革顺利进行下去。
户籍制度的改革，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所以，要在户籍改革的时机，清楚所有阻碍到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歧视性政策法规，制定城乡同意的就业资格准入制度，建立与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民有机会参与到城镇岗位的竞争之中。然后，就要规范企业的行为，落实《劳动法》及其他法规的相关规定，保证农民的合法权利，杜绝“同工不同酬”现象发生，这样才能推动劳动力就业创新。
第五，重视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素质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发展农村教育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素质，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然而，目前中国的农村教育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教育水平低，使农民素质不高，收入不高。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提高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必须优先和农村教育的发展。
首先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支持，完善农村教育经费保障体制。要发展农村教育，首先就得继续贯彻和落实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落实最基础的教育，使农村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其次要大力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大力推广农业技术，培养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民，这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后要加大农村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农村教师的数量与质量、促进和推动农村教育的全面发展。
第六，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的稳定社会促进和谐，随着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的缩小城乡差距、稳定社会、促进和谐、实现小康。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社会保障体系长期困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很多地方还存在偏差，导致社会保障水平低下，社会发展滞后，同时也存在管理的不和谐现象。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据调查全国有70%的农村居民享受不到10%的社会保障。因此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完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

4.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有很大差距，201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7:一对还是错

贫富差距过大肯定是不正常的，对社会稳定有潜在的威胁。

5.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间有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首先介绍一个概念“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一、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总体评价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取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利因素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从农村居民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超过2000元，2002年达到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8％。从城镇居民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加速增长，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8.6％。2、从总体上讲，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42％，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6.23％高10.19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4、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平均工资增长了2.74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外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25％、16.23％、16.33％。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然而必须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1年扩大到1：2.9。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1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2、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3、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内部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校与此同时，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象。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规范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现象；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实行工效挂钩企业的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的4％的标准进入，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5、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格局还远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二、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财税政策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于个人收入分配活动与财政收支有着特定联系，财政政策可以说是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从我国转轨期经济运行和制度安排特点以及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三个角度看，运用财税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本质上是要妥善处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经济增长与增长福利分配之间的矛盾改革之后的中国在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GDP规模快速膨胀，但增长福利分配呈现出逐步拉大趋势，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相对来讲反而下降，低收入群体规模有所扩大。很显然，现在有必要利用财税手段调节好经济增长的分配基矗这种调节的难点在于把握好公平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约束效率的递增。第二，合理解决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与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增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规律性倾向，对消费进步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从理论角度看，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约束性，其表现是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的规模势必要影响中等收入阶层的状况，从而制约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张。第三，妥善处理创造就业机会与转移支付资金之间的矛盾财税政策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挣取收入的机会；二是在个人之间进行收入的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这两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现是财政资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长。很显然，确定合理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就是要在创造就业和转移支付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配比。综上所述，可确立以下一些个人可支配货币收入财税调节政策：第一，在各级财政之间合理划分收入分配调节事权收入分配调节涉及各级财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划分事权。由于我国是区域经济极度不平衡的国家，收入分配调节事权不可能相对集中，确定全国范围内相对统一的调节标准也就不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为此，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事权应按居民属地来划分。但考虑到各级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的体制性和资源性差异，可把收入分配调节财力支持划入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说，上级财政可从专项转移支付角度向下级财政拨付资金弥补下级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财力不足。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为了实现收入分配调节的针对性，中央财政对向省级财政转移扶贫资金时可指定地区和类别。省级财政则可向符合条件的下级财政确定收入调节补助。这种补助额的确定应以各地收入、物价和人口状况为依据，而不必寻求补助标准的统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时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立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在于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性资金的支出以现金补助为主，这种模式在现实情况中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充分实现预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阶层部分领取补助金者把钱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上。为此，我国各级财政可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的定向补助制度。如凭发票或收据报销定额义务教育学杂费、水电费、医药费、食品支出等。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放宽补助范围。定额标准确定权可由市级财政掌握，省级财政可酌情予以调控。第四，调整相关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特别是3000元？5000元这一区间内的收入应采取低税率政策，因为这一收入区间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界限，税率过高会抑制中国的消费扩张，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在房产税方面，可考虑在把房产分类的基础上，把中高档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税率从低、征管从严。当然，这要以进一步规范房产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费为基础。第五，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中设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对低收入群体子女来讲，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实现收入阶层转换的基本条件。为此，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以及有条件的市级财政可在教育经费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这笔资金可通过教育部门根据一定的原则无偿补助给符合特定条件的已考入大学的低收入群体子女。中央财政的这笔专项资金可向西部地区倾斜，经济发达的省份可把此类资金更多地向省内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

原因：

（1）以为劳动者的个人禀赋和家庭负担不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必然产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2）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拥有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社会成员也必然会产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3）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下优胜劣汰，使具有不同竞争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现差距

（4）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以及不同经济领域和部门之间客观上存在差别，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别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6.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了吗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63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延续了一季度以来的平稳增长态势。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770元，同比增长7.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42元，增长8.8%。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0.9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2.79下降至2.77。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司副司长常铁威表示，今年以来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将20个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有关任务系统整理，形成了2018年收入分配领域的重点工作安排，各项收入分配政策也得以进一步完善。

7.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什么意义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质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具有以下意义：
一、缩小贫富差距，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共同富裕，而如今业已出现并日趋突出的贫富差距问题，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相悖的。若听任贫富悬殊无限扩大，势必会导致两极分化，那我们就不可能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达到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当然，也就不可能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采取各种措施，缩小贫富差距，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二、缩小贫富差距，是国民经济稳定协调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而这两个方面与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要求是相悖的。缩小贫富差距，既是广大中低收入者生存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更是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三、缩小贫富差距，是保持国家长治久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社会成员间收入有差距是正常的。差距就是矛盾。但是，差距过大也是不正常的。因为矛盾是会转化的，若差距过大，矛盾突出，且不能在一定“度”的范围内得到解决，那么矛盾就会激化，并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于是，各种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就会产生，并随着矛盾的加剧而膨胀、泛滥，甚至会引发社会动乱。这样，我国小康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难免落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难以建成。另外，我国贫困人口多集中在西部边疆地区，若贫富差距加剧，不仅会造成边民不稳，边疆不稳，而且还会给国外敌对势力向我渗透的机会，从而会影响国内的安定，甚至还会造成国际政治问题。可见，缩小贫富差距，既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向我国渗透，对我国进行“分化”、“西化”，保持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良好国际形象的需要。
四、缩小贫富差距，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广大的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是党执政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否牢固，取决于党领导下的社会和谐的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以及他们能否公平享受发展的成果。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显著。但如果成果只被少数人享受，而不能惠及广大民众或是惠及过少，那么，社会就可能会因此而分裂，广大民众就不会真心拥护党，党就会失去民心，失去执政的基础。可见，通过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措施，缩小贫富差距，使广大民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党赢得民心，巩固执政基础的必需。

8. 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对比有什么研究意义

我国的城乡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
这也导致了在分析我国居民的消费时必须划分城镇居
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我国的农村人口比重较大，但是消费水平却不能与人口比重呈正比。
2003
年我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59.47%
，
但农村居民消费只占全国居民消费的
41.40%
，
城乡消费与人口比重的差
距为
18.07%
。虽然相比前些年有所下降，但是城乡二元经济发展不均衡仍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一
个重要因素。
虽然从相对数水平上来说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程度基本相同，
但比较基数及绝对数便可以
看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惊人的差距。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从
1978
年的
138
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2351
元，增加了
17.34
倍。同期，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从
405
元增加到
9393
元，增加了
22.19
倍，年
均增长比农村居民高出
0.84
个百分。
农村居民消费的起点本就比城镇居民低，
再加之增长速度又慢于城镇
居民，那么消费水平差距的扩大就是必然的。总体来看，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都有很大幅度
的增长，但由于种种原因城镇的增长速度快于农村，使得城乡消费差距拉大。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不仅体
现在消费占有率上，同时也存在消费结构的差异。
1
可以看到，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与农村相比少
10
个百分点，于是城镇居民就能在
文教娱乐、保险保健等方面投入更多，获得更高的生活保障，提高生活品质。中国官方的一份调查报告显
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不断扩大，如果将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种差距将成为世界之最。
消费活动是经济活动的终点，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
求；但另一方面，消费活动又是经济活动的起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本文通过比较城乡居民消费的
差异，旨在找出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出现城乡差异的原因，并分析这种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据此提出关
于居民消费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建议。

9. 求有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外文翻译：英文3000字和中文5000字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明显扩大。文章通过深入分析各种相关原因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揭示其主次顺序，以期为我国缩小城乡差别提供政策依据。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原因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刚刚达到的总体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完全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等。其中发展很不平衡的直接而重要的表现是农民增收迟缓、城乡收入差别过大。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3：1，2004年稍降至3.21：1。但是，这还不能反映城乡居民生活的实际差距。首先，目前统计农民收入是根据户籍来进行的，少数高收入的非村民掩盖了多数种田的真村民。其次，农民纯收入中包括生产资料费用，扣除后生活费用只剩纯收入的65%。最后，城市居民享有各种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产品等，农民享受不了。因此，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2002年第五届中国成长企业CEO峰会上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帐面上的3：1，这个差距应该为5：1，甚至达到6：1。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一、制度变迁

中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是旧的制度体系局部沉淀及新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善的制度变迁的特殊过程的结果。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制度变迁，使得生产要素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市场的竞争，按其贡献大小来获取报酬。由于生产要素的获取过程非均等，导致生产要素占有的差异不断加剧，加之市场价格的偏差，通过要素分配这一前提，进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和积累。同时，转型过程中相关的利益获得者利用获取的非正常收入，作为要素投入市场竞争，使初次分配的差距结果，又转化为再生产中的生产条件占有的差距，通过正常途径又获取更多的收入，从而使差距更大。
二、城乡不同的产业特性

城乡收入差距首先与城乡产业特性有关。现在的农村虽然包含了多种产业，但农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与城市有本质区别。无论在农业资源禀赋丰富的欧美，抑或是农业资源禀赋稀缺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只要存在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其收入差距就一定存在。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第二、第三产业。在中国，农业生产率和（城市）工业生产率的差距非常大。即使在考虑了数据误差后，城市工业的生产率仍是农村的9倍。造成生产率巨大差距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实施资本高度密集的工业化战略。近10年来，我国GDP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相应第二、第三产业上升十多个百分点。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生产方式不同。工业可以重复、连续不断地使用机械化生产，农业则必然与自然交织。现代农业的发展要依赖农业技术进步，但农业科技成果市场化比工业等其他部门更为困难。农业科技投资风险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使其在与工商业之间以及其他农业生产性投资效益的比较中处于劣势。还有，农业技术推广具有很强的共享性和公益性，农业技术的提供者很难从市场得到相应的回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相对较低，多年来低于农业总产值的0.2%。因此，农业科技的开发、推广、应用等各环节都可能因资金严重不足而陷入困境。
三、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与政策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城乡之间因为人口流动受到严格约束而出现的一种分割状态。中国自195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起，就将全国人口截然分成了市民和农民。户籍成为决定城乡居民身份、地位和福利的根本标准，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在获取收入方面的起点的严重不平等。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不仅没有调整改善，反而继续强化扩大，已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如下，首先，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滞后，导致农村大量劳动力闲置，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其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由于农业生产率低下，加之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时难以被安置，使原本就收入低的农民在社会急剧变迁阶段与城市居民收入进一步拉大。最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使中国农民在教育、医疗、劳保、养老、福利等社会待遇上，以及就业、分配等经济待遇上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更进一步导致了农村居民在以后获取收入能力与机会方面与城镇居民的差距。
四、工业化进程中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强制性的以赶超为目标的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虽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对中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却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在其进程中，依靠行政命令方式产生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直接影响了中国城乡收入分配的格局。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是将农业部门创造的部分国民收入转换到工业部门，以促进其发展，其本质就是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这种再分配的结果就是将大量的农业资源转移到工业部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低效。改革初期，通过价格改革，部分农产品的国家收购价和市场价已大体持平，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差距重新扩大。从全国来看，1950～1978年间通过剪刀差从农业取得了大约5100亿元，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1994年15年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使农业向城市无偿贡献了大约15000亿元。对城市居民的价格补贴从未中断，20多年来补贴总额超过8000亿元，2001年补贴额达到1043亿元，占政府预算总额的6.57%，这都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五、财政支农政策不尽完善，农民的财政性负担沉重
政府政策的取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是体现政府政策偏好的最直接反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支持那些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但外在效益显著的项目（如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生态环境保护等）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增强农业的竞争力。然而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出不仅有限，而且出现相对下降的趋势，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近几年尽管国家加大了“三农”的投入力度，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城市偏向的总体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为私人产品的生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农村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o raise the income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ome gap has also expanded significantly.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reasons for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f China's changes, revealing the order of its priorities with a view to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divide in our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policy.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income; gap; reasons

The report pointed out that the party's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has just reached a low level of overall well-off is not complete and is very uneven development of the well-off society. Six 10 Sixth Party Plenum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at present, our society is harmonious in general. However, there is a lot of impact on social harmony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mainl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very uneven, increasing pressure on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mployment, social

10.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素有哪些

首先介绍一个概念“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一、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总体评价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取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利因素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从农村居民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超过2000元，2002年达到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8％。从城镇居民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加速增长，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8.6％。2、从总体上讲，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42％，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6.23％高10.19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4、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平均工资增长了2.74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外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25％、16.23％、16.33％。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然而必须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1年扩大到1：2.9。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1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2、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3、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内部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校与此同时，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象。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规范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现象；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实行工效挂钩企业的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的4％的标准进入，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5、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格局还远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二、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财税政策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于个人收入分配活动与财政收支有着特定联系，财政政策可以说是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从我国转轨期经济运行和制度安排特点以及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三个角度看，运用财税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本质上是要妥善处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经济增长与增长福利分配之间的矛盾改革之后的中国在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GDP规模快速膨胀，但增长福利分配呈现出逐步拉大趋势，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相对来讲反而下降，低收入群体规模有所扩大。很显然，现在有必要利用财税手段调节好经济增长的分配基矗这种调节的难点在于把握好公平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约束效率的递增。第二，合理解决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与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增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规律性倾向，对消费进步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从理论角度看，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约束性，其表现是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的规模势必要影响中等收入阶层的状况，从而制约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张。第三，妥善处理创造就业机会与转移支付资金之间的矛盾财税政策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挣取收入的机会；二是在个人之间进行收入的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这两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现是财政资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长。很显然，确定合理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就是要在创造就业和转移支付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配比。综上所述，可确立以下一些个人可支配货币收入财税调节政策：第一，在各级财政之间合理划分收入分配调节事权收入分配调节涉及各级财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划分事权。由于我国是区域经济极度不平衡的国家，收入分配调节事权不可能相对集中，确定全国范围内相对统一的调节标准也就不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为此，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事权应按居民属地来划分。但考虑到各级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的体制性和资源性差异，可把收入分配调节财力支持划入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说，上级财政可从专项转移支付角度向下级财政拨付资金弥补下级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财力不足。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为了实现收入分配调节的针对性，中央财政对向省级财政转移扶贫资金时可指定地区和类别。省级财政则可向符合条件的下级财政确定收入调节补助。这种补助额的确定应以各地收入、物价和人口状况为依据，而不必寻求补助标准的统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时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立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在于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性资金的支出以现金补助为主，这种模式在现实情况中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充分实现预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阶层部分领取补助金者把钱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上。为此，我国各级财政可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的定向补助制度。如凭发票或收据报销定额义务教育学杂费、水电费、医药费、食品支出等。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放宽补助范围。定额标准确定权可由市级财政掌握，省级财政可酌情予以调控。第四，调整相关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特别是3000元？5000元这一区间内的收入应采取低税率政策，因为这一收入区间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界限，税率过高会抑制中国的消费扩张，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在房产税方面，可考虑在把房产分类的基础上，把中高档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税率从低、征管从严。当然，这要以进一步规范房产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费为基础。第五，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中设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对低收入群体子女来讲，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实现收入阶层转换的基本条件。为此，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以及有条件的市级财政可在教育经费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这笔资金可通过教育部门根据一定的原则无偿补助给符合特定条件的已考入大学的低收入群体子女。中央财政的这笔专项资金可向西部地区倾斜，经济发达的省份可把此类资金地向省内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原因：（1）以为劳动者的个人禀赋和家庭负担不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必然产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2）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拥有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社会成员也必然会产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3）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下优胜劣汰，使具有不同竞争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现差距（4）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以及不同经济领域和部门之间客观上存在差别，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别和富裕程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