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住房保障要消除差异化

㈠ 保障性住房的解决方法

要从根本上解决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问题，一是要从财政层面解决多年以来地方政府依赖的“卖地财政”，同时还要看看保障性住房的供应是否落到实处，将那些依然是画在墙上的“大饼”，真正转化为老百姓嘴里的食物。
由于70%以上的常住人口都是中低收入家庭，中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只能以低水平、广覆盖为目标；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需要保障70%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
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
第一层级是不足10%的极低收入的家庭、老人、病人等进入政府提供的廉租屋，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最弱势民众的居住生存权。所以廉租屋的建设比重应该在5-10%。
第二层级是20－80%的中低收入民众，在政府住房货币化补助、优惠利率、优惠税收等优惠条件下通过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租赁经济适用房、民工住房等多种形式来解决。其中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比重应该不低于20%，限价商品房的建设比重应该不低于30-50%，只有20%以上中高收入者，他们的住房完全由市场决定，不纳入住房保障体系。 对中国来说，选址偏远、配套缺乏的保障房空间布局，可能造成保障房社区居民居住空间和社会地位的双重边缘化，引发或加剧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的标签化、贫困的聚集与再生产、纵向社会流动不畅等问题，进而重蹈其他国家“居住隔离”的覆辙。而要避免这一情况发生，应围绕构建“多元混居社区”这一基本目标，制定相应的治理与协调对策。
在普通住宅项目内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已经被世界各国广泛践行。例如，欧洲国家在吸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公共住房建设开始经历由集中到分散、由整体开发到开发配建的转变：英国政府要求，新的住宅项目中，低收入居民住房要占总量的15%—50%；德国要求新建住宅区的20%要用于建造福利用房；法国规定建设廉租住房比例约为总住房面积的15%—20%。
与西方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阶层矛盾整体并不突出。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双重繁荣，使得低收入者在市区和郊区均有一定的分布，并没有像部分西方国家那样形成大规模的贫困聚集。此外，计划经济年代盛行的单位大院杂居模式，使得多数城市居民对多元混居有着较高的心理接受程度。以上因素都构成了我国推广多元混居的先天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多元混居并不意味着要在楼户层面进行混合，也不是在每一个商品房项目都要配建保障房。因为不同社会群体在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如果生硬地将他们混合居住在一起，反而容易造成心理上的抵触和隔膜。
比较合理的方案应该是“大混居小聚居”，即在较大的区域内混合规划包括保障房在内的各类住房，相似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空间则以小规模组团的方式配置。具体到保障房社区，可采取插花式布局，既要在不同区位开发小型化保障房社区，又要在一些较大的商品房项目中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最终实现既有利于不同阶层的接触与交往，又保持一定空间距离的效果，以满足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需求。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提出几项重要意见：
一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争取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及棚户区改造问题。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同时，积极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二是进一步鼓励普通商品住房消费。加大对自住型和改善型住房消费的信贷支持力度。对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暂定一年实行减免政策。
三是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取消城市房地产税。
四是强化地方人民政府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职责。落实地方人民政府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职责。因地制宜解决其他住房困难群体住房问题。
五是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分析，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统计制度，完善市场监测分析机制，准确把握房地产市场走势，及时发现市场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调控措施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以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鼓励住房合理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为基调，着力稳定市场信心。中央先后出台了三次调控措施。三次调控措施总体上越来越有力，针对性越来越强。要把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控制住，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第一，必须增加有效供给。中国投资兴建了保障性住房590万套，竣工370万套。还将计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1000万套。
第二，要下决心毫不动摇地抑制投资和投机性住房需求。采取经济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是用差别化贷款利率、税率以及土地供应政策。
第三，要管好市场。政府管好市场主要是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防止捂盘惜售，圈地不用。

㈡ 我国住房制度的现状

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是每个人基本生活保障的前提，也是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关键。但我国从2003年以来房价飞速增长，居高不下，买房成为许多人，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的奢望。面对高额房价，他们也只能望而兴叹。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他们没有能力通过市场经济来解决住房问题，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政府保障途径来满足居住和住房条件改善等需求。因此如何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成为当前政府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目前针对房地产市场对住房制度采取了两项措施：推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政策。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是我国目前城市中对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的两种基本形式，但由于中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刚刚起步，制度本身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部分，出现了许多违背制度初衷的现象。例如，经济适用房供应量有限，购买者非实际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公积金能补偿住房消费等诸多问题。使得当前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整体效果并不尽人意。因此，深化对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简单叙述了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㈢ 我国需要什么样的住房保障制度

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适用房制度存在的问题 1、购买对象界定不准，涵盖面过广 2、投资比重下降，供求矛盾尖锐化 3、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 4、政策不够清晰，执行过程中屡被异化, 容易产生新的分配不公和腐败 （二）廉租住房制度存在的问题 1、廉租房的对象不够广泛 2、部分城市尚未建立稳定、规范的资金渠道，使得廉租住房的资金问题得不到解决 3、围绕廉租房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滞后，面向低收入家庭的房源仍然不足 （三）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问题 1、覆盖面不广，融资渠道狭窄 2、分配和使用不合理 3、住房公积金监督机制缺乏，处罚力度不

㈣ 为让百姓"住有所居"，国家将推哪些新举措

让百姓住有所居，解决广大群众的住房问题，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应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手抓”，特别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形成面向高中低不同收入群体的多层次、差异化住房政策体系。概括来讲，就是要做到“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
“低端有保障”，就是通过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低收入群体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力进入市场，只能依靠政府保障解决住房问题。各级政府必须加大住房保障力度，逐步改善这部分困难群众的居住条件。
“中端有支持”，就是采取措施支持中等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中等收入特别是中等偏下群体既享受不了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又难以承担价格高昂的商品房，被通俗地称为“夹心层”。对这部分群体，应通过加大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力度，适当扩大经济适用住房供应范围，加快建设限价商品房、公共租赁住房等方式，积极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困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明确提出将公共租赁房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确保比去年有较大增加。
“高端有市场”，就是支持有支付能力的群体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逐步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规范市场秩序，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使其在满足高收入群体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实现“住有所居”，也要求普通群众转变住房观念。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树立适度、合理、节约的住房消费观念，不要盲目攀比，放大自己的住房预期。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可以考虑先租房，或者买小户型住房，随着经济实力增加，逐步改善住房条件。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古往今来，住房始终倾注着人们许多的希冀与憧憬。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通过党和政府、社会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广大群众的住房问题会得到更好的解决，“住有所居”的目标将一步步变为现实。

㈤ 保障性住房的主要问题

2013年10月，住房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的一个侧影。建设和完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这四个关系的提出，对于解决住房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在保障性住房问题上，地方政府当前重建设、轻管理现象非常普遍，导致保障性住房面临六大突出问题。 现行住房保障政策都是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的，虽有一定效力，但未形成法律制度约束。虽然中国于2005年发布《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申请、审核及退出管理办法》，但因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管控效用并不大。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是通过立法，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严格准入及退出机制管理，实施有效的动态监管，保障了政府公共资源的分配公平。
所以说，在立法上健全保障性住房的动态管理机制，是住房保障工作得以正常运转、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得以体现的根本性措施。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停止福利性住房分配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房改的深化，我国房地产市场快速成长，住房建设快速发展，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明显改善，特别是近几年来保障性住房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
与商品房相比，保障性住房制度还很不完善，致使有人开始怀疑这项举措的推行。保障性住房成为“鸡肋”的现象，主要是由于保障性住房无法像商品房那样有高额的“卖地”款可得，反而要政府倒贴配套资金。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在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过程中，将保障性住房建在了位置偏远房源不好的地方。 “十二五”期间新建3600万套保障房的宏大计划。然而频频曝出多地保障房入住率不高。究其缘由，申请门槛偏高、选址偏远、配套设施滞后等，恐怕是主要原因。
随着各地适时调整申请门槛以及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保障房空置率较高的问题有望得到逐步解决。同时也要看到，空置率较高的问题虽可改变，但选址偏远、大规模集中连片建设的现象却难以在短期内改观。 从长远来看，这种空间布局有可能引发各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比如“居住隔离”现象。作为一种常见的城市病，居住隔离是指由于种族、宗教、职业、生活习惯、文化水准和财富差异等原因，导致不同社会群体居住在不同层次的社区中，进而产生隔离，甚至演化为歧视和敌对。
二战结束后，英法等西方国家为了缓解住房短缺的局面，陆续建设了大量的公共住房，然而由于建设和规划布局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最终诱发和加剧了居住隔离，这一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引起关注。

㈥ 如何推进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调研报告

我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基本保障部分和补充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等补充保障部分，其中社会保险是基本保障的主体和核心部分。《决定》强调要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明确了以下改革重点：
第一，推进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目前，我国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是第一支柱，发挥着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在未来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的着力点要逐步转向城乡统筹发展，重点是推进制度整合和待遇衔接，努力消除城乡制度上的差异，逐步缩小待遇标准上的差距。
第二，建立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和宝贵经验。今后一个时期，要继续推进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整合发展以公共租赁住房为主要形式的住房保障模式，探索建立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住房保障制度。以增强针对性、有效性、公平性为重点，积极探索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的有效方式，建立更加完善的保障房供应体系，切实解决住房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监管机制，着力提高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
第三，积极发展补充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补充社会保险和各类商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第三支柱。《决定》特别提出，要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随着我国快速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社会服务保障问题越来越突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安度晚年，必须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更好满足老年人特殊的服务保障需求。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快养老院、老年公寓、老年活动室等老年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老年护理、保健等老年服务产业。

㈦ 土地政策为我国住房制度改革提供有力保障

近年来，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住房问题也成了重要的民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始终把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条件作为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2007年8月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以下简称24号文件），其核心内容是要“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基本确立了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框架，并首次明确了廉租房制度在住房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指标、要求和计划。这是我国房地产政策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文件，必将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产生深远影响。而土地是我国房地产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土地政策对建立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我国土地政策变化和住房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

（一）1994～1998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提出要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由此全面启动了我国住房体制改革。与此相对应，这个时期我国土地管理政策也经历着重大变化。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得到了《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的确认。1990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成片开发经营土地暂行管理办法》，这标志着我国的土地市场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轨道，为我国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市场环境。

（二）1998～2003年住房分配货币化，土地市场建设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的政策主旋律是“市场化”，确立了“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的住房政策，并且针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这标志着经济适用住房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的主体之一。针对住房“市场化”，已有的土地政策已不能适应住房制度改革的需要，亟待改进。当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同年8月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公布，12月公布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至此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土地管理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2001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通知就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完善土地市场、规范土地审批行为等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制度性措施，为推进土地市场建设进而推进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强有力的保证。

（三）2003～2007年建立住房保障制度，严格土地宏观调控

自2003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商品化程度过高过快、国有资产流失、市场秩序混乱、忽视保障性住房建设等种种问题，国家从土地“8·31”大限，到“国八条”、“国六条”，提出了一系列调控措施。2003年11月15日，由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审议通过了《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20号（第120号令）；2004年5月13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印发了《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建住房[2004]77号令）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文件，从把紧土地出让关、通过税收政策抑制旺盛的住房投资需求，到强调政府的住房保障职能，增加对城市最低收入贫困家庭廉租房的供给，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关心与重视。这期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和《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两个加强土地管理和调控的重要文件，要求建立健全土地节约利用和收益分配机制，提出一定比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应当用于廉租住房建设；严格土地管理，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加强土地在宏观调控中的 “闸门”作用，不断提高服务社会和市场的能力。

二、24号文件对我国住房制度的影响

24号文件是我国自1994年住房体制改革启动以来，国务院下发的与住房制度改革相关的重要文件。 总结了1994年以来我国有关住房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针对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问题，为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提出了新的保障措施，涉及房屋、土地、民政等多方面政策，这对于构建起一个“以低收入群体为核心”的政策性住房供给体系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住房保障被定性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

24号文件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工作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 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通过正式的文件安排列为公共产品，作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是房地产调控的一大进步。

（二）廉租房的供应对象扩展到了城市低收入家庭，农民工住房问题进入了政府关注的视野

24号文件将廉租房的供应对象由以往的城市最低收入家庭扩展到了城市低收入家庭，同时还提出了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家庭的无缝连接，从而解决“夹心层”家庭住房问题。同时，24号文件要求各地在 “十一五”期末，应使农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得到逐步改善。城中村改造时，要考虑农民工的居住需要，在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集中建设向农民工出租的集体宿舍。

（三）新的政策制度安排更具可操作性，重点满足居住需求

与以往政策文件不同，24号文件相对更具有可操作性。通过围绕满足居住需求展开的具体数字、标准和原则的规定，保证了住房保障政策取得实效。新的保障标准严格限制了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的面积，以能够基本满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日常居住需求为准，与低收入群体的基本需求紧密对接，而不会出现保障供给与保障需求相脱节。 为了实现住房保障重点的转变，24号文件明确规定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两个来源：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在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之后全部用于廉租住房建设，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比以前出台的《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37号）规定的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基本资金底线是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5%，提高了一倍。

三、通过进一步加强土地调控来推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

24号文件充分强调政府在住房领域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职能，为我国土地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明确要求切实保护耕地，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走出一条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利用新路子，提出土地管理中要努力优化住宅用地结构，合理安排住宅用地，确保不低于70%的住宅用地用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90平方米以下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的建设，防止大套型商品房多占土地。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 ＜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236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大土地供应结构调整力度，保证用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住房用地供应。

（一）《意见》中关于土地供应政策的要求

在《意见》中，要求科学编制土地供应计划，优先安排用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住房用地。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优先安排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用地，其年度供应总量不得低于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70%。

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实行划拨方式供应。严禁新征收或购买土地搞集资合作建房，对国家机关搞集资合作建房的，一律不得供地。此外，对超出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满1年未动工开发的，要依法征收土地闲置费，并责令有关企业限期动工、竣工。土地闲置费原则上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收。满2年未动工开发的，要坚决无偿收回。对收回的闲置土地，要优先安排用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

（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如何为住房制度改革提供有力保障

近年来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住房保障制度除住房公积金外，主要通过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和“两限房”来体现。除“两限房”刚刚起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政策都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暴露出来的问题还不少，分别表现在：经济适用房供给不足，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颇；廉租住房制度覆盖面还很小，没有得到全面实施，各地差异较大，确定主体对象困难而且资金保障不稳定。

针对上述问题，从土地管理角度出发，应当通过建立责任制，提高土地利用规划作用，保障土地供应，加强监督管理等措施，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1）加强法治建设。法律是对权利的最高保障，只有把在以往改革实践中好的政策措施通过立法固定下来，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人民群众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惠。如有些地方政府不愿无偿提供那么多的土地建设经济适用房，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商品房开发才能给政府带来大量的收益，搞经济适用房只增加负担，所以不主动推进住房保障。但是从保障民生、稳定社会的大局讲，建立住房保障制度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只有通过法律把政府的责任固定下来，作为政府考核内容，地方政府才会认真对待、强势推进。另外，如何从法律上保障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的权利，使低收入家庭住得安心和舒心，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物权法》的实施，为此提供了契机。

（2）加强土地规划的龙头作用。土地是房屋建设必不可少的，作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就考虑不同住房用地的规划问题，注重保障性住房用地的区位和环境因素，防止不合理的规划导致新问题的产生。同时应做好与城市规划、城乡统筹规划等的衔接。

（3）加强土地供应管理。建设房屋就需要使用建设用地，但每年的新增建设用地是有限的，受土地供应计划管理。这就需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充分挖掘现有建设用地用于住房保障，做到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做到调整土地供应结构、保证并优先安排用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建设用地。

（4）加强监督管理，严格落实用地政策。当前，针对房地产市场，有了好的土地调控政策还不够，要使各项政策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其作用才是关键，所以必须要加强监管。 在供地时要加强监管，禁止以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为名，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后挪用于商品住房开发。同时，通过加大对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加大土地出让收入的征收力度，落实好“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的规定，保证保障性住房的充足供应。

㈧ 如何促进房地产市场与住房保障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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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的有关情况。

一、回顾中国住房政策的总体概括。

住房改革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1994年7月5日国务院颁布了管理办法，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城市改革的决定，城市职工可以有补贴，在不同的补贴下自费购买供房。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对高收入者、对中低收入方供应经济适用房，应该说中央对居民住房的是否的正确，因为亚洲金融风暴的推进，中国出现了内销乏力的情况下，房地产动了经济的重要手段，使房地产远离了居民住房的保障。特别是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进行推动后，房地产与政府的财政收入，城市的形象，房地产企业家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了促进居民购房。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有所通过银行按揭、购买房屋得到了广大工薪阶层的支持，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也相对减少。住房在民众需求和投资、投机需求的双重力量拉动下，房价越炒越高，出现了买房难，引起了不满。于是要求控制房价的呼声从2004年不断的出现在全国的两会上，围绕广大百姓住有所居，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2005年4月出台了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引导和调控的八条措施；2005年5月国务院又转发了建设部七个部委关于做好稳定房屋价格的意见；2005年九部委制订了调整住房价格，这些都是为了控制房价，使广大百姓能够买起房，做到居者有其屋。为了确保房价的稳定，而且房价进一步快速上涨，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常的突出。为此2007年7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24号文件，把商品房与居民的保障性住房分成的两块，提出了70%的住房用地供给保障性住房，既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单纯70%的住房建成90平方米以下的小面积，这加大了对广大居民的住房保障，降低了高价商品房对70%以上的人口影响。2007年9月，中央和银监会发布了意见，要求购买第二套住房的首付比例。这对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说明我们党和政府始终十分关注民生、广大百姓住房的建设和住房的需求，住房作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引起了全世界众多有识之士和广大群众的高度关注，面对房地产的争论之多，前所未有。

住有所居就是提高广大民众的住房保障。中共中央第17次代表大会，把住房问题提到了议程，要求健全廉租房制度，加强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如何把住房问题放进党代会的议事日程，这还是第一次。此外，在温总理2008年的工作报告里面强调抓紧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在所提的措施中，增强廉租房，增加中小套型的住房供应，通过多种途径解决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问题。要运用税收、信贷、土地等手段，抑制不合理的需求，防止房价过快上涨。要加强市场管理，以罚查处炒房炒地行为。党和国家要坚定不移的推进住房改革和建设，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党和国家为什么这么关注房地产的发展和住房的居住问题？这是因为房地产作为商品，与一般商品不一样，房地产关系到广大百姓安居乐业，房地产的供应规模与价位有一定的经济性和一定的政策性和社会保障性。世界上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十分注重居民的住房保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住房的保障工作就更应该受到重视，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应用了补贴、税收等手段，确保了房价的合理增长和广大百姓有房可居。

有非盈利机构建设住房，有3338个非盈利机构负责社区建设，鼓励和限制一户一宅。对第二套住宅不仅不补贴，不贷款还有增值税，对住房成本进行核算，并与公布，管制和遏制房价升，住房人性化，更多考虑居住者的需求，推进社会的融洽和谐、稳定。我国房地产市场有政策，特别是腐败行为造成了有些管理部门不作为，使房地产的运作很不规范，进行了稳定和约束房价上涨，造成了我国的住房价格与居民的收入比超出了国际的水平。

去年12月，北京住房控股指数高达1.76倍，房价的过高攀升对住房市场的抑制，住房销售数量在北京已经下降了48.5%。住房是给人住的，如果大家都买不起住房就要失去市场，住房的就要破灭，甚至打乱了经济的正常秩序，造成了经济滑坡，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住有所居就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住房保障，解决好住房保障问题，不仅要学习国外的好经验，而且需要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实际出发。

房地产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小康的建设方向，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需要，而且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具有通力全局的作用。房地产要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就要学习科学发展观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房地产要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小康的政策方向，要千方百计谋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不仅要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一定要与人民共享。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房地产一定要立足于造福人民的方向，要把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放在为人们造福上。要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能只考虑今天，不顾明天。房地产企业一定要坚持全面协调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注意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相统一，眼前利益与全局利益相结合，房地产在中国大发展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房地产有刚性的需求，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的大量增加。

对当前房地产销售下降普遍认为是观望所造成的，究竟是刚性不刚造成的，还是观望造成的，在我看来是刚性不刚性导致的。城市化让大家能够住有所居，这个刚性需求非常巨大的，但是刚性需求能否成为刚性，这就要看住房的价格水平。在城市的年轻人、大学毕业生和农民中能够买得起房就是房地产的刚性支撑，如果买不起房子，就不会有刚性。现在刚性需求的人是工资较低，加上房价高出了他们工资的几十倍，尽管他们需求住房很破裂，但是却被排斥在购房之外。全国人大在确认个人所得税提升到2000元的人，应该在工薪阶层的20%，也就是说80%的工薪阶层只有2000元以上的月收入，他们面对每平方米上万元甚至几万元的住房吗？即便是银行有按揭，他们能够付得起按揭。投资购房和投机购房也包括海外热钱购买，曾一定大大支撑了住房的建设和发展。

2007年深圳市地产销售中，有80%是被投资购房和投机购房买去了，去年下半年住房贷款比上半年增长了18倍，银行的信贷和炒房行为十分的严重。

90年代初，在北海工作，那个时候，北海有房地产公司1342家，占全国当前2800家房地产公司的一半，由于炒地炒房行为的严峻，造成物价指数上升13%，最后导致了地产泡沫破灭。房地产开发中炒地行为是明显的，不但买不起房对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为了房地产进一步的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小康的方向，从土地的供给考虑，政府要改变地方财政对土地的过分，要使国有土地能够让全体国民共享，将房价降到广大城镇居民能力享受得起的水平上，只有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房地产才会迎来亿万人大事情，不但可以规避银行和经济面临的很得风险，为广大人民服务过程中，迎来更大的繁荣和兴旺，最后衷心的希望今天到会的管理部门和朋友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为人们的幸福为国家的复兴再蓝宏图，再创辉煌。

㈨ 关于住房保障工作演讲稿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国家必须制定社会保障法律规范，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从逻辑上讲，任何制度的建立都应当先设计再建设，至少在建设之前应该有一个框架性的思路。但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在原有设计被明显放弃的情况下，却始终缺乏长远性的总体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宏观审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政策的当务之急。

一、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简单观照，近十几年尤其是明确提出经济体制转型任务之后的十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设计曾经出现过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过程。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就新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成进行了阐述，指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以后1995年、1996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文件中，又重申了这样的观点。但是，1998年开始，随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组建，官方文献中“社会保障”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六部分”的说法不仅再也没有在官方文件中出现，实际上被完全放弃，而且代之以“要使社会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互衔接、相互补充，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见中发[1998]1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的提法，以后又进一步演化为“三条保障线”的说法。由于“三条保障线”被认为只是“目前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部，官方文件中又再也没有就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发表过任何论述，所以，关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框架问题，便被悬置起来。

由于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框架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被长期悬置，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一、概念使用和某些提法相当混乱，不少保障项目定性不清、目标不准，没有具体的实施步骤。比如，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内涵交叉，经常混用；“三无”对象和“五保”供养实质是社会救助却名之为社会福利；住房救助在实践中演变成部分人新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的福利色彩十分浓厚；发行彩票被定义为弥补政府财政不足的重要手段；有人提出社会福利产业化、老龄事业产业化口号等等。二、部门之间、制度之间、上下级之间缺乏沟通、缺乏协调，导致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层次性不强，支离破碎，甚至出现某项保障制度受重视的程度随着不同社会群体政治呼声的大小、部门势力的大小或者某领导人个人影响的大小而发生变化的情况。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三、非制度化特征十分明显。集中表现在：法制化水平不高，即使已有法规也严重缺乏执法力度，保障制度难以落实；有些保障项目中政府、社会、家庭、个人责任不清，保障效果难以到位；政府职能错位，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政府责任不明确，同时出现越位和缺位现象；资金筹措不规范，对地方财政的社会保障出资缺乏有效监督；发动社会力量不充分与过分依赖社会力量的情况并存。同时，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应急特征，突出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在解决下岗职工、退役军人的问题上，在解决拖欠公务人员工资的问题上等等。四、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比如所谓社会保障只覆盖城市而不包括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未得到足够重视，社会保险保障水平过高而保险层次单一，职业福利未纳入政府视野，家庭福利制度付诸阙如，社区保障作用被过分夸大，等等。五、社会保障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突出表现为没有形成一支从研究到操作的专业化队伍。不少保障项目的立法缺乏研究成果的铺垫，很多新的措施缺少前期论证（如时间储蓄制度、志愿者制度），对现有政策法规实行情况的评估难以进行，社会工作职称体系难以建立，大学社会保障专业、学科设置不尽合理，等等。

简要分析造成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缺乏总体设计和框架性关照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首先，各有关方面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在于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片面理解，在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的认识，在于对西方福利国家教训的惧怕，在于付诸实施的经济转型设计方案中缺乏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足够重视，在于政府权利本位和公民义务本位而不是政府责任本位和公民权利本位的行政意识和行政习惯，也在于作为大国的中国任何问题都会有较大回旋余地的偏见。

其次，不少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存在某些偏差、错误，甚至误区。表现在具体实践中，不少人用社会保险代替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有的人误将应急式的基本生活保障当成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有人用就业就是最大的保障的观点看待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从而使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设计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

再次，有的人对社会保障制度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有社会互助的传统，有仍然在发挥作用的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有政府一再增加的生活保障资金，所以绝对不会出现饿死人、冻死人的情况，严格按照制度要求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没有必要；有人认为，社会不公平的出现相对于经济发展要滞后一个时期，所以再过几年再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来得及；还有人认为，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程度远没有达到可怕的程度，有学者甚至认为国际通用的吉尼系数可以扩大，所以强调完整、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大惊小怪。

二、目标模式与制度设计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之后，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和制度框架应当是：以“补救模式”为目标，以社会救助为基础，以社会保险为主体，以社会福利为补充。

以“补救模式”为目标，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单位、家庭和个人作用的基础上，政府只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保障水平只限定在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平上，保障制度的设计以不损害市场机制有效运作为必要前提。按照“补救模式”的要求，无论在社会救助、社会保险还是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政府都只发挥最小的、迫不得已的作用。选择这样的社会保障目标模式，是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国家财政能力、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以社会救助为基础，就是把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和维护放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优先位置，努力建立以维持最低生存为目标，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贫困人口、灾民、“三无”和“五保”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为重点，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灾民紧急救助制度、救助性福利服务制度、社会互助制度、扶贫开发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和临时救济为补充，以统一的社会救助服务网络为基本载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以社会救助为基础构筑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

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就是把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正常运行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已经建立并良好运行的根本标志，努力建立以维持温饱水平为目标，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和护理保险为主要内容，以多样化、可选择的补充保险为重要辅助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制度。以社会保险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是社会保险制度广阔的保障面所决定的，没有这个网络作为屏障，政府的社会救助制度将不堪重负。而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把保障水平定位在维持温饱的水平上，是“补救模式”的基本要求，也是与中国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相符合的。

以社会福利为补充，就是把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努力建立以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社会福利为基础，以职业福利、家庭福利、公益事业和社区福利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此，由国家向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提供社会福利，是国家义不容辞的基本职责，但由于对这些群体的保障在水平上普遍高于社会保险的一般保障水平，在目的上多数已经成为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竞争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理应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同时，在我国，还要大力发展以政府和社会支持为主要方式的家庭福利，大力发展以提高社会竞争力为目的、由单位提供的职业福利，大力发展由政府、社会和社区居民共同提供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区福利。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种片面夸大社区福利重要性的现象，有的学者甚至不恰当地提出所谓“社区保障”的概念，并赋予社区保障以“第二安全网”的定位（窦玉沛等：《重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应当指出：从理论上讲，这种主张也许可以成立，但中国的城市社区目前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承载为居民提供保障的地步，而且只要社区自治是一句空话，社区服务、社区保障之类就永远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根本不可能持续发展。

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框架的设计中，除了基本目标和保障项目之外，还应当包括三个体系：

（一）法规体系

主要应当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以《社会保障法》为根本，以《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为主要内容，以某些部门法为补充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二是由国务院和省级人大分门别类地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扶贫开发和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和护理保险及其补充保险，国有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和见义勇为人员社会福利和职业福利、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社区福利等30多个社会保障项目的法规；三是由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上述法律、法规的实施办法和具体标准；四是对那些还难以上升成为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度、做法和措施通过文件的形式规定下来，形成政策。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完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需要从两头做起，一方面是尽快制定《社会保障法》，以确定基本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是从具体做起，把在实践中已经成熟的做法通过政策、标准和规章等固定下来，然后再逐步完善，形成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

（二）管理体制

根据多年实践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体制应当是：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广泛参与和分级负责、分级出资、分级管理。这里，有几个基本要点：

首先，不宜在政府中建立集统一决策与统一操作于一身的社会保障部门，甚至也不宜成立大一统的、领导小组式的协调机构。至于统一设计、统一协调的任务，则应当交由《社会保障法》和《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组成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去完成。之所以反对成立统一的社会保障部门，理由有三：一是从实际情况看，社会保障工作涉及的领域太多，而且相关保障工作在操作上与这些领域的具体管理活动紧密关联。没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是根本做不了这些保障工作所需要的鉴定取证、调查核实等工作的，只能徒增周折，事半功倍。二是从行政组织的幅度适中原则看，把30多项社会保障项目统统划归一个政府部门去管理，将造成该部门的管理幅度过大、势力过强，从而不利于整个政府组织的有序运行。三是从已有经验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在内的所有社会保障工作集中到一个政府部门的先例。即使在我国，也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之所以反对成立统一的协调机构，是因为从实践情况看，我国政府机构中的各种领导小组，往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而这个办事机构所在的部门往往也就成为该项工作的实际决策部门，事实上仍然导致了众多权力的过分集中，有时还成为这个强势部门肆意干涉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依据，甚至加剧了部门之间的摩擦与扯皮。

其次，在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置上，应当坚持部门分工协作的原则。具体讲，就是在社会救助方面，明确以民政部门为牵头单位，并负责救助水平的总体把关和具体的协调工作，除了把最低生活保障、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交给民政部门决策和操作以外，应当把扶贫开发交给农业部门，把医疗救助交给卫生部门，把教育救助交给教育部门，把住房救助交给建设部门，把司法援助交给司法部门；在社会保险方面，明确以劳动保障部门为牵头和协调单位，除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其补充保险由劳动保障部门继续决策和操作以外，应当把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护理保险及其补充保险等这些与卫生管理工作密切关联的工作统统交给卫生部门去操作；在社会福利方面，则应当成立一个协调机构总负其责，而把国有企业职工和各类企业的职业福利交给劳动保障部门去操作，把退役军人、见义勇为人员和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在内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和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社区福利和民间组织的职业福利等交给民政部门，把各类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福利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福利交给人事部门。这样分工，一方面考虑的是相关工作在具体操作中与哪个部门关联度最大，另一方面考虑的是相关业务的传统分工。

第三，从责任分工的角度看，要正确区分国家、社会和家庭与个人的责任。所有的社会救助制度和退役军人、各类公务人员的社会福利，无疑应当由政府负起从出资到组织落实的完全责任，尽管这些领域的保障工作并不排斥甚至提倡社会的积极参与，这是国家的职能所决定的。在社会保险方面，政府的责任主要是负责组织工作和部分出资，包括建章立制、组织落实和为基本社会保险所需资金负最后的“兜底”责任，社会和个人负有按照规定交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当然，这里并不排斥在具体服务工作中的社会参与。在社会福利方面，国家的主要责任是建章立制、引导性地出资、政策扶持和管理监督，社会力量则是实现社会福利制度的主力。

第四，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必须坚持分级负责、分级出资、分级管理的原则。这是由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上的中央与地方分工决定的，是我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税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保障工作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符合我国幅员广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和历史、文化、习俗差异性较大的具体国情。

（三）服务体系

综合现在的探索思路和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及其运作情况，本文认为，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基本格局应当是：以国家办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示范，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骨干、社区服务为依托、家庭服务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服务网络。以国家办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示范，就是国家举办、管理的社会救助服务机构、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和社会福利服务机构在服务水平、操作规范、硬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示范、标准的作用。以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为骨干，就是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是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主体，国家通过向他们购买服务来实现对社会保障对象的服务，通过政策扶持鼓励他们向社会保障对象提供无偿和低偿服务。以社区服务为依托，就是通过在社区修建一批社会保障服务的设施和网点、成立一批中介性服务组织、形成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服务队伍和广泛动员社区单位参与社会保障服务，使社会保障服务形成网络。以家庭服务为基础，就是坚持家庭在社会保障服务中的基础地位，通过道德教育、舆论宣传、制度规范和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在社会保障服务中的功能和作用。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建设社会保障服务网络的过程中，一定要把信息化建设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因为实现社会保障服务的信息化，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服务工作的效率，极大地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利于把服务工作落实到家庭，落实到个人。

三、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面对上述任务，要建立健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就需要选择以法规建设构建总体框架、以探索实践完善各项制度的基本路径，大致要经过制度整合、探索实践和完善法规三个步骤。

所谓制度整合，就是在三五年内，以“补救模式”为原则，以制定、出台《社会保障法》、《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福利法》等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法律的方式，形成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框架。制度整合的核心任务，是构筑社会保障制度的项目框架，建立以保障生存水平为目标的社会救助制度、以保障温饱水平为目标的社会保险制度和提高保障水平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制度整合，要理清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结构，理清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基本内容、保障水平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理清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尤其是各级政府在各种社会保障项目中的职责分工、责任义务。在这个时期，许多微观甚至中观的问题有待于澄清，但经过近十几年的摸索、实践，宏观的框架问题、目标问题、方式问题、责任问题等已经基本弄清，应该说立法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当然，建制时期的法律规定不可能十分准确，也一定存在诸多漏洞，很多条文的要求肯定会失之原则，失之笼统，但这样的法规有总比没有要好，尤其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缺乏总体设计的严重缺陷的情况之下。因此，通过立法构建、明确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框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

所谓探索实践，就是用五到十年的时间，结合现实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成就，在《社会保障法》等基本法规的原则和框架内大胆探索，以期对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微观、中观乃至宏观层次形成相对成熟的思想观点和操作规范。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一是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弥补。要尽快理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的关系，大力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积极稳妥地、大幅度地降低社会保险保障水平，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护理保险制度、补充社会保险和家庭福利制度。二是抓住关键性、核心性的社会保障项目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要优先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并特别关注退役军人社会福利制度和社区福利制度。三是对其他社会保障项目逐一进行深入探索，形成一系列相对完整的制度规范。比如，灾民紧急救助、“三无”和“五保”人员供养、社会互助、扶贫开发和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援助，各种补充社会保险，国有企业职工、各类公务人员、见义勇为人员和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在内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各种职业福利和家庭福利、公益事业等等方面的制度，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所谓完善法规，就是在此前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再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对以前形成的社会保障基本法律进行修订，对探索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各种法规、规章、标准、规范和政策等进行全面审查、修订和清理，为形成统一、完整、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法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