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保障广州模式

Ⅰ 广州地铁以前的安检模式

继2015年9月实施常态化安检后，广州地铁正式发布安检升级消息：经市政府同意，广专州地铁将于2017年10月10日起属逐步升级安检工作，在所有地铁站按照“人走安检门、物过安检机”的原则实施安检。 广州地铁集团宣传部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广州地铁实施安检升级，法规有要求、群众有呼声、模式力求精准化、措施力求人性化，其根本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广大乘客的出行安全、更好地维护地铁运营的安全有序，希望广大乘客自觉配合地铁安检，共同打造“平安地铁”。 在地铁站实施安检是国家法律的明确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应当依照规定，对进入大型活动场所、机场、火车站、码头、城市轨道交通站等重点目标的人员、物品和交通工具进行安全检查。而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也在《关于切实加强城市公共交通安保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要在地铁车站安装X光机和安检门，建立常态安检制度，实行人、物同检。 随着社会发展和安全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地铁客流的不断增长，实施安检升级显得十分重要。安检升级后将能更好地为广大乘客的安全出行提供保障，有效维护地铁运营环境的安全有序。

Ⅱ 广州居家养老三种新模式有哪些

广州推广网格式养老 试点提供“喘息服务”
昨日下午，广州市民政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十二五”末期以及广州建设养老服务业综合示范点工作重点。
广州将全面推广居家养老三种新模式，即医养结合、引进社会化运作以及加大政府购买。同时，首次提出为失能失智老人及其家庭提供“喘息服务”，包括为失能半失能长者提供临托服务，为其家人提供专业照料指导，为老人及其家人提供心理和实质性支持。
广州市民政局福利处负责人介绍，广州市于2005年启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2007年起在全市全面推广实施。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和发展，“10分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正逐步成型，全市共建有153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146个居家养老服务部、1460个星光老年之家、1113个农村老年人活动站点、24个居家养老服务示范中心、120个日间托老服务机构、32所老年大学，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文体康乐、康复保健、心理慰藉、紧急援助等养老服务。
这位负责人表示，为稳步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将面向全市推广三种新模式，分别为医养结合、引进社会化运作以及加大政府购买。她说：“我们不强求哪个社区用哪一种模式，我们希望社区依照自身情况综合运用，只要是有利于居家养老发展的，我们鼓励创新。”她特别指出，随着广州市社区网格化工作的铺开和深入，网格式养老服务在越秀区等地已有成功经验，将更快地覆盖到全市各个社区。
失能老人享“喘息服务”
在昨日的通报会上，广州市民政局首次提出为失能失智老人及其家庭提供“喘息服务”。该服务在京沪等地已开展试点。而在广州，将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服务资源，为失能半失能长者提供临托服务，为其家人提供专业照料指导，为老人及其家人提供心理和实质性支持。
“‘喘息服务’顾名思义，就是让患病、失能等老人及其家人，有机会喘口气。”这位负责人解释，在“421家庭”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喘息服务”变得尤其重要。她指出，全国各地都不时有长年患病长者遭家人遗弃的新闻见诸报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失能半失能长者及其家庭在社区当中没有得到强而有效的支持。据粗略估算，目前广州市有25万~40万失能失智老人。
“家中老人生病了，有人给你专业医疗建议，有人教你专业护理知识，在你实在累得不行的时候，有临托、日托暂时照顾老人，或者有义工来帮你暂时看护。如果病情严重，你认为难以面对，我们的社工会给你心理的支持。”这位负责人如此描绘实现“喘息服务”之后，失能失智老人及其家庭获得的具体支持。
明年制定政府购买目录
广州市民政局福利处负责人还向记者透露，广州市有意加大政府购买为老服务的力度，扩大受惠面。最快明年，广州市民政局将联合市财政局等单位，制定广州市购买为老服务目录，并且在现有的分散评估机制上，建立严格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这位负责人还特别指出，除严格的准入制度之外，还将对承接服务的运营主体进行全方位评估考核，建立退出机制，推动市场服务优胜劣汰进程。
数据
截至去年底，广州老年人口已达133.04万，占户籍人口的16%，比全国同期水平(14.9%)高出1.1个百分点。预计老年人口还将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
居家养老三种新模式
1.社区医养结合
该模式主要是整合社区养老与基层医疗卫生在场地、人力、服务等方面的资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将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无缝对接，为居家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开展预约诊疗、转诊转介、预防保健、上门诊视、家庭病床、健康咨询等个性化服务。
个别位于中心城区但利用率不高、竞争力不强的医院将引导其转型为老年养护院、护理院，面向失能老人、医院转介的老年慢性病患者提供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
2.引进社会化运作
鼓励支持各区(县级市)、街镇引入市场机制，以政府购买服务、合资合作等方式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居家养老设施的运营管理和服务提供。
今后，将落实各项扶持优惠政策，鼓励支持更多医疗卫生、护理康复、社会工作、养老机构等专业机构进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值得关注的是，广州将利用好毗邻港澳和CEPA政策的优势，引入港澳台养老服务先进经验、资金、服务机构等，拓展和丰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3.加大政府购买
目前，居家养老服务的政府购买项目主要为民政兜底。这位负责人在通报会上明确，将适时扩大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对象范围，逐步提高政府购买服务标准，将社区医疗服务、邻里互助养老等逐步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今后，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将引入市场机制，拓展自费服务，让有支付能力的老人享受个性化居家养老服务。此外，还将加大财政投入，确保市、区两级50%以上的福彩公益金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支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Ⅲ 广州和浙江这两地方的经济模式有什么不同

1.引论：对我国经济地方化与市场化的一般性评注 我国乃泱泱大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路径各异。这决定了经济学者必须避免对我国国情一概而论，任何整体描述或者借助均值进行描述易于流于空洞无义，因此应在经济分析中因区域而论，即采取“地方主义”（Regionalism ）分析范式（Herrmann-Pillath，1995年，前言第30-31页）。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胡鞍钢博士在最近的一次杭州讲话中把我国的情况归纳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所谓四个世界，乃指浦东之类为第一世界，浙江之类为第二世界，农村地区为第三世界，边远山区为第四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把部分行政和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才也为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竞争之加剧埋下了伏笔。通过权力的地方化（localization），一部分原有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转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of local governments ）（何梦笔，2000年，第1页）。 另外一个方面，80年代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本文的语境中，乡镇企业是指广义的乡镇企业概念，即“除了包括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的企业外，还包括农民联户办和户办企业，以及各层次的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农村股份制（含股份合作制）企业”（唐忠等，2000年，第3页）；乡镇集体企业是指内含集体股份、其份额大到乡镇村足以控股或者对其经营活动（包括利润分配）行使各种干预的企业[2].但是，乡镇集体企业虽则属于民营企业范畴，其产权制度是一种集体产权制度，实际上可以与地方政府的国企产权制度相比拟。在本文中，我们把乡镇集体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称作为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一样，乡镇村作为乡镇集体企业集体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都是企业产权的“地方化”形态。 我国的“抓大放小”战略实际上是把我国的中小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改制推向市场，实行“民营化”（包括私有化）、“市场化”（指任何政府控制成分或程度的减少），其目的在于提高效率。我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也是沿着通往市场化的同样逻辑理路进行，实现同样的目的。 本文主要考察我国的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关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以这些模式为切入点，本文将从侧面（而非正面）证实两个判断。判断之一为：经济领域的“地方化”现象要被“市场化”所取代。 判断之二是：随着我国引入竞争机制，地方之间的竞争加剧，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加剧，而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一般来说成本（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如支农成本）较高，治理结构较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较低。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在竞争压力下，治理制度差的企业淘汰出局或者亏损的可能性更大。我国企业大量改制的动力也源于此。 从上述判断出发，作者在本文中正面提出并初步论述五个方面的命题：（1）"浙江模式"的本质是"自组织经济模式"；（2）"浙江模式"具有可扩展性；（3）"苏南模式"具有过渡性；（4）晚清文化传统中的近代化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诸模式有着整合作用（陈建军）；（5）"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模式"或者"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 ）模式". 2.我国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盘点 一般来说，所谓“温州模式”，就是以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所谓“苏南模式”，就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模式。浙江的整体发展可以总括为“浙江模式”，它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其原因是：“温州模式”在不断变迁之中，逐渐得到规范，脱去了过去“坑蒙拐骗”形象；浙北地区原来学习“苏南模式”，目前又重新皈依改良后的“温州模式”；近年来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已基本完成，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过去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浙江之路”尤其是“温州之路”到底姓社姓资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讨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早在半个世纪前，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就抛弃了往往引入误入歧途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两分法，而是对经济现象采取创造性的形态学分析（morphological study ）理路（欧肯，1995年中文版，第5页）。他把经济现象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其一即为交换经济，其二即为统制经济或称集中领导的经济（比较欧肯，同上，第106-122页）。所谓交换经济，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是由两个或多个个别经济组合起来的经济，其中每个个别经济（冯注——指企业和家户）都提出和执行自己的经济计划”（梁小民，1996年，第123页）。对于欧肯，理想的“交换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理想的经济秩序则是一种竞争秩序。 还有一种“江浙模式”的提法产生较晚，最早是由浙江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于90年代初提出来，而对之最为具体的分析是由陈建军完成的（陈建军，2000年，第3页）。陈考察了1978-1993年间江苏和浙江的工业化路径，之所以把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发展归纳为“江浙模式”，理由是两者都有着这样的特点：主要依靠区域内部或国内的资金积累和转移，对外资依赖性较小（从而区别于外资依赖性很大的“珠江模式”或者后来演化而成的“华南模式”），主要依托国内的销售市场，由此带动非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全面推动地域经济的市场化和高速增长（陈建军，2000年，第19页）。两者的大文化背景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华人文化，都有商业文化传统。陈的观察期较早，故而不能涵盖后来的发展。 “浙江模式”中企业所有权构成和“苏南模式”是不一样的，前者以私人产权为主，后者以集体产权为主。在浙江，即使过去有许多乡镇集体企业，其中也有许多实属假集体、“红帽子”企业。改制之后浙江的私人产权特征越发明显，而始于1998年的“一次改制”后的苏南集体产权却以另外的形式（“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存续。近年来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一种试金石，“浙江模式”的生命力经受住了考验，“苏南模式”遭遇严峻的挑战。从这一角度看，分头探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要比笼统讨论“江浙模式”妥当，除非我们不区分经济运作中的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3.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本质特征的甄别和认识 本文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内涵作一重新梳理，关键目的在于对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作一强调。我认为，既应从产权结构、又应从市场和政府在两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角度去把握“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从而区别于一般的区分方法。 “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self-organizing）模式（比较冯兴元，2000年），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则重要，但起着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不同于经济管理作用。

Ⅳ 垃圾分类模式有什么广州现在实施了哪种模式

垃圾分类模式分为定点不定时投放、定点定时投放和专袋投放，定点不定时专是就是误属点误时的，专袋投放就是每个垃圾袋都带有二维码识别。

广州现在实施了两种垃圾分类模式—误点误时和定点定时垃圾分类模式，专袋投放现在还未推广，不过推广破袋投放，就是投放餐厨垃圾的时候，要破袋投放，而垃圾袋是投入其他垃圾的垃圾桶。

每种模式都使用不一样的垃圾桶

以下是定点定时垃圾分类模式图

Ⅳ 什么叫广州模式

即具有广州特色的模式，走广州的发展路线。。。

Ⅵ 广州人的消费模式

广州主要为食，每月大部份钱都是花在吃方面的。

Ⅶ 广州的高考模式是什么

2010的高考模式是3+大综合。即语文数学英语各150分，理综（物理化学生物），文综（地理政治历史），语文2个半小时，数学英语2个小时，综合2个半小时。

Ⅷ 三旧改造的广州模式

在城中村改造方面，将确定符合广州实际的城中村改造规划指引，用于指导具体各村改造方案的编制。目前这一指引正在编制中。
指引中确定了城中村改造的4种模式，这也将是未来广州138条城中村改造可以套用的模式：
一是公开出让融资实施全面改造，也被称为猎德模式。
猎德村改造采取公开出让融资实施全面改造的模式，于2007年拍卖融资46亿元启动改造。目前已经基本建成新猎德村(安置区)，由37栋高层住宅、一所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和一所幼儿园组成，总建设用地13.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8.7万平方米，集中迁建祠堂、整治河涌，延续历史文脉。
二是自行改造、协议出让融资实施全面改造，例如林和村。
位于天河区广东火车东站边上的林和村，人口共约2416人，总用地面积为69470平方米，原有各类房屋共计583栋。林和村采取自行改造，协议出让融资的方式实施全面改造。目前房屋已全部拆平，计划3年内可建成回迁。
三是滚动开发实施全面改造，例如花地村。
位于荔湾区芳村地区的花地村，位于白鹅潭经济圈核心区域，村户籍人口3366人，改造用地面积44.4公顷，建筑面积46.13万平方米。花地村采取“搬积木”滚动式的方式进行全面改造，总投资约20亿元。花地村第一期改造项目于2008年7月动工，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为第二期的改造安置提供腾挪空间。

Ⅸ 广州模式是什么

工业+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