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陂甲骨文

『壹』 漢字是怎樣被簡化的

《漢字簡化總表》的簡化方式大致有以下四種：

一、簡化原字 就是把繁體字的筆畫簡化，形成簡化字。或部分保留： 業（業） 飛（飛） 條（條） ;或局部簡化：擁（擁） 態（態） 報（報）;或整字改換：書（書） 農（農） 聽（聽）

二、簡化偏旁 《漢字簡化總表》之中，簡化偏旁共14個：語（語） 湯（湯） 堅（堅） 鑒（鋻） 銀（銀） 擇（擇） 巒(巒) 飲(飲) 紅(紅) 瑩 (瑩) 職（職） 學（學） 徑 (徑) 禍 (禍)；可作簡化偏旁的簡化字133個。

三、廢除今字，保留古字 「古字」產生在前，「今字」產生在後。「古字」包含的意義很多，而「今字」一般只表示「古字」多項意義中的一種。「今字」常常是以「古字」為聲符，再加形符而產生。如：

雲 （雲） 甲骨文本象雲彩之形。後來被假借表示「說」義（如：人雲亦雲），於是以「雲」為聲符，再加形符「雨」，成為「雲」，表示雲彩之義。《漢字簡化總表》簡化了「雲」字，保留了「雲」字。

誇 （誇）本義為奢侈。後來被引申表示「誇大、誇耀」義（如：誇多斗靡），於是以「誇」為聲符，再加形符「言」，成為「誇」，表示誇大、誇耀之義。《漢字簡化總表》簡化了「誇」字，保留了「誇」字。

在漢字中，甚至有由一個古字而產生幾個今字的現象。例如：蒙（古字）、蒙（今字）、蒙（今字）、蒙 本是一種野草的名稱，後來又產生了「包、裹、遮蓋」的意思。「蒙」字因此又引申為睜眼瞎子的意思，於是以「蒙」為聲符，再加形符「目」，成為「蒙」，表示盲人之義。「蒙」字還引申出細雨迷濛的意思，於是以「蒙」為聲符，再加形符「水」，成為「蒙」，表示細雨迷濛之義。《漢字簡化總表》簡化了蒙（今字）、蒙（今字），只保留了蒙（古字）。

四、合並同音字 只要音同（甚至不同），不論意義，強行合並。（有人稱此為「同音代替」，不確）這種簡化，是把幾個字合並，由一個字形表達這幾個字的所有意義。合並同音字的簡化方式有兩種：

1．選擇筆畫最少的字作為簡化字，其它幾個字則被作為繁體字而淘汰。因此，這個簡化字不僅具有它的原有意義，而且還兼有其它幾個被淘汰的繁體字的全部意義。如：

干 乾 干 干，本義是盾牌；乾，本義是沒有水分或水分很少；干，本義是柘樹，常用義是樹干。《漢字簡化總表》將「干」、「乾」、」干」三字合並，簡化了「乾」、」干」，只保留了「干」。「干」兼有「干」、「乾」、「干」三字的全部詞義。

台 台 台 台 台，本義是星名；台，本義是高而上平的建築，可觀望四方；台，本義是樹木名稱。近代俗稱「桌子」為「台」；台，本義是颶風。《漢字簡化總表》將「台」、「台」、」台」「台」四字合並，簡化了「台」、」台」、「台」，只保留了「台」。「台」兼有「台」「台」、「台」、「台」四字的全部詞義。

2．另造一新字，其它的幾個字則被作為繁體字而淘汰。這個新字具有被淘汰的幾個繁體字的全部意義。歷 歷 歷 歷，本義是經過、越過；歷，本義是歷法，推算歲時節候的方法。《漢字簡化總表》將「歷」、「歷」、兩字合並，簡化了「歷」、」歷」，另造了一個新字「歷」（保留「廠」，以「力」為形符）。「歷」兼有「歷」、」歷」兩字的全部詞義。發 發 發 發，本義是把箭射出去。發，本義是頭發。《漢字簡化總表》將「發」、「發」兩字合並，簡化了「發」、「發」，另用了一個新字「發」（是「發」字的草書寫法）。「發」兼有「發」、「發」兩字的全部詞義。

由於「簡化原字」和「簡化偏旁」，產生的繁簡字是「一對一」的關系；由於「廢除今字，保留古字」和「合並同音字」，產生的繁簡字是「一對多」的關系。據統計，原有的繁體字平均每字16畫，經過簡化之後，平均每字降到10.3畫，減少了35％的筆畫。在7000個常用字中，有簡化字2235個。簡化字約占現代漢語用字的三分之一。 《漢字簡化總表》大規模地簡化漢字，強制推行，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涉及地域之廣、人員之多，推行時間之長、影響之遠，在人類歷史上大概也是之最。《漢字簡化總表》的積極作用在於大大地簡化了筆畫，減少了用字，便於識字，提高了書寫速度。實施簡化，有利於解放之初大規模的「掃盲」運動、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水平。實踐證明，「簡化偏旁」和「可作簡化偏旁的簡化字」 是切實可行的、最有效的簡化方式。既簡少了筆畫，又沒有造成詞義的變化。既達到了簡化的目的，又沒有妨礙社會的運用。但是，《漢字簡化總表》的缺陷也是客觀存在，必須重新審視和反思。當時漢字簡化的決策者盲目樂觀地認為，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就要走「拼音化的道路」，「簡化字」只是過渡階段的「臨時工具」，所以，缺乏承前啟後的周密的思考。當時還存在一種過激的思潮：繁雜的漢字是阻礙社會前進的桎梏；僅僅把漢字當作大陸的、當代的交際工具，關閉國門、自力更生。「簡化」成為一場波瀾壯闊的類似於「打倒孔家店」的大運動。還有一點，當時提出要走「拼音化的道路」，是因為漢字印刷不如拉丁文字來得簡便。但是，隨著電腦信息處理的發展，漢字的輸入速度已經超過其他拼音文字。「文字」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穩定，它不僅是當代人的交際工具，也是當代人和歷史、未來對話的工具。正是由於穩定，我們才能讀懂古人在數千年前遺留下來的文字。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檢驗，我們再來客觀地審視「簡化字」，可以說是「有得有失」。「簡化字」之「失」在於：

一、破壞了漢字的表意性 中國的漢字以其獨特的表意性而自立於在世界文字之林。「以形示意，義寓形中」，字形和字義密切聯系，「視而可識，察而見義」。《漢字簡化總表》的制定者的主導思想是僅僅把漢字看作是記錄符號,追求把每個字的筆畫限制在十劃以內, 所以為簡化筆畫而顧此失彼，大大地破壞了漢字的表意性。有些簡化字字已不能用「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來解釋。例如：

車 象形字，雖然楷書已經不如甲骨文、篆書形象，但是車的車軸、一個車輪、兩邊固定的木栓還保存完好；簡化後的「車」字已無象形可言。「車」是「車」的草書寫法。
羅 會意字，上部的「罒」本是「網」字；「糹」是「絲」字，說明網是絲做的；「隹」是短尾鳥。三字會合在一起，表示小鳥被絲網罩住。簡化後的「羅」字已無會意可言。「羅」字屬於對原字局部簡化。
鄧 形聲字，以「右耳」（即「邑」，表示人所居住的地方）為形，以「登」為聲。其本義是地名（即河南省鄧縣）。簡化後的「鄧」字僅有形而無聲，「又」既不是聲符又不是形符。

二、割斷了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之間的密切聯系 由於強制推行《漢字簡化總表》，社會長期和繁體字隔絕，以致絕大多數的人不能辨識繁體字，不能順利閱讀古典文獻。隨著時間地推移，人們和古代漢語之間的阻礙將越來越大。特別是對於「一對多」的簡化，現代人就很難辨析「簡」與「繁」之間的對應關系，很難理解古代漢字的意義。簡化字簡化了漢字的筆畫，同時也摒棄了漢字字形所蘊含的豐富意義。例如：

後 會意字 甲骨文 象一隻手掌放於嘴巴之上，表示發號施令之意，其本義是天子。 「後」字後來轉移表示天子或君主的正妻。雖然「後」和「前後」的「後」純屬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因為同音，《漢字簡化總表》就把「後」和「後」兩字合並。簡化「後」字，保留「後」字。人們不知其中變化過程，往往誤以為「後」是簡化字，「後」是繁體字。因此，人們在寫繁體字時出現「慈禧太後」、「後羿射九日」就很常見了。

了 liǎo 形聲字 以目為形、以尞為聲，其義為眼珠明亮。諸如「了解」、「明了」、「了如指掌」、「一目瞭然」，人們可以從字形很容易辨析它們的意義。但是，《漢字簡化總表》強行把「了liǎo」和「了」合並，簡化「了liǎo」而保留「了」。於是，對於「了解」、「明了」、「了如指掌」、「一目瞭然」，人們從字形再也不容易辨析它們的意義了。更令人費解的是，「了liǎo」被簡化了，而「了liào」(瞭望、了哨)依然保留。那麼，「了liǎo」被簡化不是多此一舉嗎？

「西湖十景」中有一景叫「麴院風荷」。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覽記》解說：「麴院，宋時取金砂澗之水造麯，以釀官酒。其地多荷花，世稱『麴院風荷』是也。」此處本來是釀酒之地，酒的醇香與荷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別有風味。現在卻改成了「麴院風荷」，人們大概只能理解是唱曲之地，怎麼也難以領略酒的醇香了。

三、阻礙了大陸和港澳台以及海外華人的交往 使用漢字的人數佔世界人口總數四分之一以上，使用漢字的區域遍及全球。中國大陸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閉關自守，大量簡化漢字，強制推行，其不良後果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已經突現出來。台灣規定使用繁體字，香港、澳門以及海外華人基本上使用繁體字，日本、韓國保留了繁體字。由於簡化字數量太多，而且有些簡化又缺乏規律，所以他們幾乎把簡化字當成了一門外國文字。簡化字和繁體字之間的差異阻礙了大陸和港澳台以及海外華人的交往。特別是對於「一對多」的簡化字，即使認識，也難以准確理解它的字義。因為「一對多」的簡化，把幾個本來字義根本不同的字合並成一個字，人們怎麼能從字面上判斷出它所表示的意義呢？例如：
周武王姓姬名發。是「發展」的「發」，還是「頭發」的「髪」？

谷我士女，宜爾室家。是「山谷」的「谷」，還是「稻穀」的「糓」？
《李賀?追賦畫江潭苑》：「秋垂妝細粟，箭箙釘文牙。」從「秋」怎能判斷出它本來是「秋」，是系在馬身上的皮帶？

日本的「千葉」縣，名稱富有詩意。而我們只能譯成「千葉」，「葉」在古代漢語中通「協」字，本為「和洽、和諧」之義。「千葉」和「千葉」的意義不是相差太遠了嗎？

四、影響了電腦信息處理的應用和普及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電腦運用已遍及全社會，「無紙化辦公」也成為近期目標。但是，人們沉痛地感覺到，即使各種漢字輸入軟體紛紛問世，「繁簡轉換」已成為一道不可跨越的天塹。 「一簡對一繁」比較單純，而電腦對「一簡對多繁」則束手無策。一個簡化字卻有多個繁體字和它對應，電腦無法確定。據估算，「一簡對多繁」的關系（包括各種原因產生的繁體）有近1000對，在「繁簡轉換」中，電腦選擇錯誤超過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人預言，電腦徹底解決「繁簡轉換」比地球人上火星還難。電腦「繁簡轉換」對於「一簡對多繁」常常錯誤百出，例如：

一發（髪）千鈞 胡（胡）作非為 空糓（谷）幽蘭 隨心所欲（欲）
子丑（丑）寅卯 北斗（斗）七星 、范（范）仲淹、鬰（郁）逹夫

五、《漢字簡化總表》簡化方式的各種缺陷：

1、類推沒有規律 某一偏旁在某些字中簡化，在某些字中又不簡化。例如：
「腦」、「惱」、「堖」簡化成「腦」、「惱」、「堖」，而「瑙」卻沒有簡化。
「劇」、「據」簡化成「劇」、「據」，而「遽」、「醵」、「澽」卻沒有簡化。
「療」、「遼」簡化成「療」、「遼」，而「僚」、「撩」、「燎」、「鐐」、「繚」、「嘹」、「潦」、「獠」、「鷯」「了liào」 卻沒有簡化。

2、簡化不統一 某一偏旁在某些字中如此簡化，在某些字中又那樣簡化。例如：
「顱」、「鸕」、「瀘」、「鱸」、「艫」、「轤」、「壚」、「臚」、「櫨」簡化成「顱」、「鸕」、「瀘」、「鱸」、「艫」、「轤」、「壚」、「臚」、「櫨」；
「爐」、「廬」、「蘆」簡化成「爐」、「廬」、「蘆」。
「讓」簡化成「讓」；「醸」簡化成「釀」；「餉」簡化成「餉」。「嚷」、「壤」、「攘」、「穰」、「禳」、「鑲」、「驤」卻沒有簡化。

3、簡化隨意 不屬於《漢字簡化總表》的主要簡化方式（類推簡化、造字方式改變、更換形符、更換聲符、草書楷化）也不屬於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造字法。例如：
邊—邊 壓—壓 禮—禮 獲—獲 蘇—蘇 倉—倉 辦—辦 叢—叢 礙—礙 亂—亂 趙—趙 頭—頭 龍—龍 劉—劉

說到隨意簡化，再舉一例證明。在簡化「國」時，原計劃把「囗」之中的「或」字改成「王」字，因為「國」字確實有這么一個異體字。「囗」表示範圍，「王」是指諸侯，合起來表示「諸侯的封地」。但是又有人提出，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怎麼能用「王」在呢？於是有一位大人物說：「那就再加一點吧。」因此就簡化成了「國」。

漢字的第一次簡化雖然有失有得，但是就推廣而言，它是成功的。1978年公布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不僅和第一次漢字簡化方案公布時間僅隔22年，而且不是繼續以「簡化偏旁」和「可作簡化偏旁的簡化字」為簡化的主要方式，而是缺乏規律地甚至是大量地簡化字形，因此在社會上產生了用字混亂的現象。《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隨後即被廢止。國務院同時指出：「今後，對漢字的簡化應持謹慎態度，使漢字的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以利社會運用。」
為適應社會需要，漢字還是必須簡化，但是關鍵在於如何簡化。可以肯定，不能因為減少筆畫而導致字形面目全非。以往兩次簡化都致力於減少筆畫，其理論依據是筆畫繁雜影響書寫速度。因此，「響」變成了「響」，「驚」變成了「驚」，等等。這些大幅度變形的簡化字作為規範字運用，致使古代文獻中記載的文字和現代社會運用的文字難以聯系（古文字專業研究人員除外），致使大陸與港澳台以及海外華人的文字信息難以溝通。其實古人已經解決了「筆畫繁雜影響書寫速度」的難題，書籍、公文運用「規範字」（即楷書），平時書寫運用「手寫體」（行書、草書）。現在我們仍然可以採用這種方式，「規範字」和「手寫體」同時並存。規範字運用於正式場合；「手寫體」僅限於非正式場合使用。如：「盡」是規範字，「盡」是手寫體；「長」是規範字，「長」是手寫體。特別指出一點：隨著計算機的普及運用，漢字輸入法的不斷完善，漢字筆畫的多少已經成為不必考慮的問題。
文字既服務於社會又依賴於社會，不論是簡化還是繁化，都取決於社會的需要。減少筆畫、減少文字，這是簡化；增加筆畫、增加文字，這是繁化。在文字數千年發展的過程中，這兩種現象始終同時存在。「星」字在甲骨文中原是三個「日」，現在只有一個「日」，這是簡化；在甲骨文中只有「辟」字，但是後來又產生了「避」、「僻」、「譬」、「辟」等字，其實「辟」字原來就含有這些字的意義，這是繁化。簡化的目的是追求書寫簡單，繁化的目的是追求詞義明確。「艨艟」兩個字並不需要我們去簡化，社會已經把它們淘汰了。古人原先造了個「黏」字，後來又造了個「粘」字，原本是異體字，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卻又分工都成為正字。1955年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強行把「黏」和「粘」作為異體字處理，廢除了「黏」字。但是，為了適應社會需要，1988年《現代漢語通用字表》又重新恢復了「黏」字。

從現在直至將來很長的一段時間，漢字的發展是以簡化為主。其原因是我們所擁有的漢字太多了，大大地超出了我們現代社會的需要。由於數千年間沒有國家強制性規范（秦始皇統一文字除外），況且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人們造字、用字隨心所欲，所以在歷史上產生了大量的漢字。以《漢語大字典》為例，收字五萬六千左右，其實還有不少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字排除在外。漢字的簡化依賴兩種方式：一是因為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而被自然淘汰，它們屬於「古用今廢」字，只保留在古代的各種文獻之中；二是國家強制性簡化，例如1956年的《漢字簡化方案》和1978年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

無庸諱言，在對「漢字簡化」進行反思的今天，如果再討論修改《漢字簡化總表》、補充類推簡化、增補新的簡化字，恐怕是不合適的。《漢字簡化總表》已是木已成舟，根深蒂固，再作變動必定會造成社會用字混亂。現階段漢字的簡化在於精簡漢字的用字數量，其作用與益處至少有兩點：一是減少社會用字；二是利於文字信息處理。以權威的《現代漢語詞典》為例，值得精簡的漢字就為數不少。現階段能順利簡化的漢字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知名度不高的生僻的地名 有一些地名用字極其生僻，除了作為地名之外並沒有其他任何意義。這些地名又常常都是鄉村的地名，使用范圍非常狹小，況且在歷史上幾乎沒有影響。由於這些用字極其生僻，除了本地人以外，人們基本上都不認識，各種漢字輸入法也基本上不選用。因此，給當地的社會使用造成了明顯的障礙。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已經用同音的常用字字取代了這些字。如：「gàn(上部是「洽」，下部是「甘」，)井溝」，四川省的地名；「筻口」，湖南省的地名。「畖底」，山西省的地名；「岜關嶺」，廣西的地名。這一類的字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竟然數以百計。把這些生僻的地名精簡掉，用同音的常用字取代，並不會給社會交際產生影響。

實際上，我們曾經簡化過一些地名，但是並不妥當。例如：「新喻」簡化成「新余」、「大庾」簡化成「大余」。「新喻」和「大庾」在歷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影響，而且都是「縣」「州」以上的地名，況且「喻」是個常用字，和「余」並不同音，「庾」也並不復雜。如此簡化弊多而利少，後人怎麼能把「新余」和「新喻」聯系起來呢？

二、使用不廣泛的正逐步消失的方言詞語 《現代漢語詞典》之中仍然保留了不少方言詞語，如：「āi(左邊是「女」，右邊是「矣」)jié(左邊是「母」，右邊是「也」)」，湖南省長沙市的方言，是祖母的意思；「kē（左邊是「提土旁」，右邊是「可」）垃」是土塊的意思；「bāi（左邊是「百」，右邊是「立刀旁」）劃」，是處理、安排的意思。

隨著社會的迅速進步，普通話的廣泛推廣，全國各地的方言正逐步被普通話同化、取代，現在的青少年正逐漸不會運用方言。大多數方言詞都是生僻字，由於使用的范圍極其狹小，所以一般不被常人認識。因為這些字是方言，所以在古代的書籍中一般都不使用。清除這些方言字，絲毫不會影響我們閱讀古文。

方言必然會被淘汰，精簡方言字有百利而無一害。

三、被遺留的異體字 1955年公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雖然其中有一些錯誤，把本來並不是異體字的字當作異體字淘汰了，譬如「凋」字被當作「雕」字的異體字淘汰了。但是，既然有第一批，就應該還有第二批。事實上確有不少的異體字還沒有被淘汰。如 ：「鞌」是「鞍」的異體字；「慠」是「傲」的異體字；「嶴」是「坳」的異體字；「犇」是「奔」的異體字；「蜯」是「蚌」的異體字。

四、沒有具體的意義，正逐漸被社會淘汰的字詞。 有一些諸如助詞、象聲詞等等，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雖然在某些地方的口語中或許還存在，但是正逐漸被社會淘汰。這些五花八門的字詞還占據在《現代漢語詞典》之中，必須徹底清除。如：「bān（左邊是「口字旁」，右邊是「拜」）」，語氣助詞；「嘞」，語氣助詞；「lèng（左邊是「口字旁」，右邊是「愣」）」，象聲詞；「qū（左邊是「口字旁」，右邊是「瞿」）」，象聲詞。

簡化讀音，也是漢字簡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可是以往卻被人們所忽視。簡化讀音是推廣普通話的一個有效措施。現階段能順利簡化的讀音大致有如下兩個方面：

一、清除地名異讀的現象 為了對當地方言的尊重，所以某些方言竟然作為規范保留下來。因此造成了一字多音的結果，人為地給社會運用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礙。如：濟（jǐ）南；蚌（bèng）埠；鉛（yán）山；泌（bì）陽。

這些異讀的地名為數不少。根據考察，當地人特別是青少年對這些地名並沒有採用異讀，而是說成常用讀音，如濟（jì）南；蚌（bàng）埠；鉛（qiān）山；泌（mì）陽。

二、清除因詞義不同的異讀,而這一類詞義又屬非常用義 因為詞義、詞性的不同而導致讀音的不同，這是漢語特有的現象。譬如「難」字，讀「nán」時是形容詞；讀「nàn」時是名詞。但是在《現代漢語詞典》之中，有些字在異讀時所表示的意義卻不常用，甚至消亡了，怎麼還有必要人為的強制性的保留這些異讀呢？如「樸素」的「朴」字，在「朴刀」（古代兵器）中讀pō，在「朴樹」（落葉喬木）中讀pò；「黃陂」的「陂」字，在「陂塘」（書面語：池塘）中讀bēi，在「陂陀」（書面語：不平坦）中讀pō。

對於清除異讀，或許會有人顧慮古代的讀音。其實古代的讀音不應該影響清除異讀的實施，現代人根本不必考慮古代的讀音（古音韻專業研究人員除外），因為我們閱讀古代文獻主要依據的是字形和字義，再說現代的普通話究竟又保留了多少古音呢？

漢字簡化畢竟是改革的方向。對漢字簡化進行反思，是為了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對漢字簡化提出新思路，是為了拋磚引玉、推動漢字簡化的順利進行。

作 者: 黎 傳 緒 南昌教育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簡化漢字的筆畫，如把『禮』簡化為『禮』，『動』簡化為『動』。同時精簡漢字的數目，在異體字里選定一個，不用其餘的，如在『勤、勤』里選用『勤』，不用『勤』，在『劫、

『貳』 歷史問題，求答案！

1、B.①②③ 夏在商之後，第四個明顯錯的
2、C. 金文始於商末
3、a、甲骨文的出土證明了商代的內確存在過，以實物印證了容中華三千多年的文明。
b、對研究商代的歷史具有重要的考古作用。
c、對研究漢字的發展歷程有重要的意義。
4、用途：司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兒子丁文為祭祀母親而鑄造的鼎，故為孝心。
反映了商朝工匠的聰明才智，密切配合。象徵著商朝燦爛輝煌的文明。
5、夏商周時期雕塑與青銅鑄造藝術達到了高峰，商朝青銅器出現了平雕與浮雕兩種技術，代表作有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商朝的玉雕水平也相當高。商朝的青銅鑄造藝術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四川廣漢三星堆考古發現了大型青銅鑄像是其傑作。西周青銅器是最大特色是大量青銅銘文出現。
春秋戰國時期四川出土的嵌錯賞功宴樂銅壺表明青銅器的裝飾從過去的圖案花紋發展為完整畫面，表現出了精湛的藝術技巧。
6、C.商朝

『叄』 歷史上的巾幗英雄有哪些

冼夫人，又稱冼太夫人、冼太、嶺南聖母，公元522年農歷11月24曰出生在古高涼地區（今廣東省茂名境內），死於公元六0二年正月十八曰。享年八十。她的一生，順應人民的要求和願望，致力於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她和她的子孫們相繼為嶺南地區持續百年的相對穩定，促進廣東南部地區社會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是愛國主義典範。

秦良玉

秦良玉（1574-1648），字貞素。明朝末期戰功卓著的民族英雄、女將軍、軍事家、抗清名將。四川忠州（今屬重慶忠縣）人。為石砫宣撫使馬千乘妻。

樊梨花

樊梨花，中國古代女英雄，以她與薛丁山平定西北邊亂、沙場揮戈與共的故事而家喻戶曉，在後世影響深遠。其傳奇故事被多種形式的文藝作品所表現，尤其是電影、電視劇、歌舞戲劇等多次演繹，是中國古代巾幗英雄的典型形象。

折太君

折太君（即歷史上的佘太君）名賽花，西京大同人，乃後周四鎮節度使折從阮之孫，永安節度使鎮府州折德（戶衣）之女。折太君自幼隨父折德（戶衣）鎮守府州，善於騎射，配與北漢名將楊業為妻。折太君生性敏慧，弓馬武藝擁熟，深知兵法，輔佐楊業屢立戰功，官居雲州觀察使，號稱楊無敵。後來在征遼之時，潘仁美掛帥，楊業為先鋒之職，不意潘仁美向懷私怨，包藏禍心，逼孤軍而臨絕險，陳家峪矢盡力窮，番將則烏屯雲集，遂致全軍皆陷，楊業被俘，三日不食而亡。

穆桂英

穆桂英- 戲曲及小說《楊家將》中人物。明熊大木小說《北宋志傳》和紀振倫小說《楊家將通俗演義》中人物。原為穆柯寨穆羽之女，武藝超群、機智勇敢，傳說有神女傳授神箭飛刀之術。因陣前與楊宗保交戰，生擒宗保並招之成親，歸於楊家將之列，為楊門女將中的傑出人物。穆桂英與楊家將一起征戰衛國，屢建戰功。佘太君（佘賽花）百歲掛帥，率十二寡婦西征，她五十歲尤掛先鋒印，深入險境，力戰番將，大獲全勝。是中國古典文學巾幗英雄的典型形象。

花木蘭

花木蘭：姓魏，名木蘭。隋代人，花木蘭是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人。隋恭帝義寧年間，突厥犯邊，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征戰疆場一十二載，屢建功勛，無人發現她是女子，回朝後，封為尚書。唐代追封為「孝烈將軍」。

婦好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據可查的女英雄。商朝的武功以商高宗武丁時代最盛。武丁通過一連串戰爭將商朝的版圖擴大了數倍。而為武丁帶兵東征西討的大將就是他的王後婦好。甲骨文記載,有一年夏天，北方邊境發生戰爭，雙方相持不下，婦好自告奮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猶豫不決，占卜後才決定派婦好起兵，結果大勝。此後，武丁讓她擔任統帥，從此，她東征西討，打敗了周圍二十多個方國（獨立的小國）。婦好不但能帶兵打仗，而且還經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類祭典，又任占卜之官。商朝是個迷信鬼神的國家，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婦好又會打仗，又掌握了祭祀與占卜的權力，可能連武丁都要怕她三分。

『肆』 幫忙解釋一下中國野象分布的變遷！要詳細的！！

中國古代大象的分布地區較為廣泛，南方、北方皆有。距今3 00O多年前，黃河中下游流域地區還有野象分布。甲骨文中有較多獵獲大象的記載。殷商時期，中原一帶不僅野象較多，而且還進行人工馴養，成為作戰的工具。在殷墟遺址中，考古發現有象、獐、水牛、竹鼠等亞熱帶動物骨骼遺骸。《孟子·滕文公》記載：「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上述史實表明，夏商時期，我國野象曾經分布在華北平原北部燕山山脈至呂梁山、陝北一線。春秋時代以後，中國野象分布漸由華北地區南移到秦嶺、淮河一線。這時，黃河流域地區的象群雖然少見，但仍有野象活動的記載。北周時，在兗州(今屬山東)發現大象。南北朝至宋代，大象在黃河一線以南、以長江流域一線為中心的廣大地區活動，屢見於史書。南北朝時，淮南「有野象數百」，「壞人室廬」。北宋初(公元962年)，「有象至黃陂縣(今屬武漢市境內)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今湖北境內)、復(今湖北境內)、襄(今湖北境內)、唐州(今河南境內)踐民田」；乾德年間(公元967年)，「有象自至京師(今河南境內)」；開寶年間(公元976年)，「己酉，吳越王獻馴象」。史實表明：宋時，長江流域一線還有不少的象群活動。至於長江流域以南地區，當時象群活動的記載很多，《宋史》記載可數的就達幾十處。宋元以後，長江流域大象活動的記載至今未有發現，可見，元、明、清時大象的主要活動地區已轉移到嶺南、廣西等地。史載：洪武年間，「廣東雷州衛進象一百三十二」，「馴象衛進象。先是詔思明、太平、田州、龍州諸土官領兵會馴象衛官軍往欽、廉、藤、蘺、澳等山捕象，豢養馴押，至是以進。」當時，嶺南象群時常出沒破壞莊稼，為此，「率兵二萬驅捕」。萬曆年間(公元1587年)，橫州仍「有象出北鄉，害稼」；欽州亦多象群「踐踏田禾，觸害百姓」。直至清乾隆年間，廣西靈山一帶之象，「每秋熟，輒成群出食，民甚苦之」。道光年間(公元1833年)，史載「大廉山群象踐民稼，逐之不去」，至當時已變為「象間有」。這一地區的大象至19世紀20年代以後已漸趨稀少，不久即難覓其蹤跡。現今僅雲南西南部才有殘存象群分布。

大象的分布及變遷，大體上也反映了我國同類別的熱帶或亞熱帶動物如犀牛、長臂猿等以及適宜溫暖環境的動物如竹鼠、野生水牛等分布及變遷情況。盡管它們的分布及變遷在時間與空間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其南遷的方向、地域生態分布與時間變化趨勢等，卻是基本一致或大同小異的。

歷史時期野生動物的分布及其與人類活動的關系，是構成我國古代生態系統的基本要素之一。唐代著名詩人李白所描繪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的生態自然景觀或人文生態現象，可謂豐富多彩。漫長的自然界演化歷程表明，物種的多樣性有利於生態系統穩定性的延續，相反，物種的減少則會直接影響地域性乃至整個地球生態平衡的。

『伍』 鋸的鋸的歷史

下川是山西中條山主峰歷山東麓的一個山間盆地，位於這里的下川文化遺址距今2.4 萬至 1.6萬年，考古工作者在此發掘出了石鋸。這種鋸是在石片的一側或兩側作出幾個尖齒，有的鋸帶有短柄，有的柄還用木、骨等鑲嵌，這種復合工具的出現標志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也說明鋸的產生可能比這個時間更早。當時的下川人過著以狩獵為主，採集為輔的經濟生活，石鋸具體做什麼用並不清楚。那麼，鋸會不會失傳，直到被魯班重新發明呢？
位於河南嵩山周圍的裴李崗文化距今約七八千年，在各遺址出土的石鐮，其刃部有細密的鋸齒，這是把鋸和鐮合而為一了。很明顯，這種工具是用於農業生產的。與裴李崗文化同時期的白家文化（位於陝西臨潼）遺址，則發掘出了骨鋸。淮河中游的雙墩文化（位於安徽蚌埠）距今約7300年，在雙墩文化遺址中發掘出土大量文化遺物中包含有骨鋸。長江下游的馬家浜文化距今7000年至6000年，在草鞋山遺址中發掘出了木柱和木柱下的木墊板，有的木板上砍劈、截鋸的痕跡十分清晰，許多遺址中出土的獸骨都有經過劈削、鋸割的痕跡，說明當時鋸已經用於木器和骨器的加工。與馬家浜文化同時的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出土了骨鋸。龍山文化分布於山東中部、東部和江蘇省的淮北地區，距今約4400年至4000年。在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帶鋸齒的蚌鐮。在石器時代，鋸的使用地域分布較廣，用途也較廣泛，所以在後來失傳的可能性不大。
銅的出現大約是5000年前的事情，但直到商、西周時，銅仍然沒有廣泛應用到農業生產中。在甘肅武威縣曾發掘出一個玉器作坊，屬於四千年前齊家文化遺址，作坊里有一塊30厘米見方的玉板，厚度3厘米以上，橫截面的一端留有鋸子切割一半的痕跡，而齊家文化的冶銅業在當時很先進，有紅銅器、青銅器出土，人們可能利用銅鋸加工玉器。在安陽北辛庄殷墟的發掘中，曾發現一個骨料坑，坑內除骨料、骨器的半成品、成品外，還發現一些製作加工骨器的青銅刀、鋸、鑽等。甲骨文中的「我」字，就象一把長柄的刀鋸（「我」作為第一人稱可能只是借其音），「戮」字象以鋸（「我」）截割人的雙臂，「陵」字象以鋸截人腿，使之一長一短（見康殷《文字源流淺說》）。可見，鋸也被用以殘酷的肉刑。商代中期的盤龍城遺址，在湖北黃陂境內，也有青銅鋸出土。這說明鋸的使用地域較廣，不存在突然滅絕的條件。到了西周時，甚至出現了用於祭祀時作禮器用的玉鋸，則鋸的形象對很多人來說必然不陌生了。
魯班是春秋末期人，離西周時期不遠，作為一名技術高超的工程大師，他肯定也是鋸的使用者。他可能對鋸進行了改造，改善了鋸的功能，使之更加耐用、高效，加之鐵器已經用於農業生產，從而使一般的民間工匠得以使用上性能良好且廉價的鐵鋸，於是人們以為鋸是魯班發明的。盡管他不是發明者，但他可能是重大改進者。其實是誰發明的並不重要了，每一項發明都凝結著許多勞動者的智慧，都是他們對人類的貢獻。我們應該向每一個為人類發展作出貢獻的人致敬。

『陸』 每個朝代青銅工藝有哪些突出特點

夏朝青銅器的特點：主要是兵器和禮器，還有少數食具，幾乎沒有青銅農具；青銅器被視作溝通天地自然的渠道，所以很多青銅器上有動物和神靈樣子的花紋；青銅器代表了當時手工藝的最高水平，是身份的象徵。青銅器上出現了「鍾鼎文」，可以說是甲骨文的進化形式吧。
商朝青銅器的特點是：精美、高貴的象徵，種類繁多且非常鼎盛。

從器形之間看，由於西周時期的青銅器製作方法同夏、商時期一樣，沒有太大的變化，都是陶范製作，且一器一范，手工製作，這樣就不能鑄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時期也是沒有完全相同的青銅器造型（圖1），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偽器，或二者皆偽。
西周青銅器的特點：從紋飾之間看，由於同夏、商時代一樣為陶范鑄成，一范一器，幾乎沒有完全相同紋飾或刻痕的青銅器，除了個別用單范鑄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紋飾，不過這樣的紋飾在西周時期很少見。
從紋飾上看，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紋飾在繼承商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樣進入了紋飾發展的鼎盛期，這是同當時的社會歷史大背景分不開的，也就是說雖然朝代更替了，但統治階級用禮器統治人們的思想沒有改變，所以，青銅禮器發展的大環境沒有改變，這樣青銅上的紋飾還是按照為禮器服務的思想不斷發展，商代的許多紋飾在西周時期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獸面紋的變化的形式「環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羊角形、內卷角形、曲折角形、雙龍角形、長頸鹿角形、虎頭形、熊頭形獸面紋」等紋飾，在西周早期仍在使用。而在西周中後期形成了西周時期特有的紋飾特徵，如，西周中後期，主要流行環帶紋、竊曲紋、重環紋（圖3）、垂鱗紋、波曲紋、鳳鳥紋（圖4）、瓦紋等，另外，還出現了許多無紋飾的素器，在這些素器當中有的也有飾幾道紋的。西周時期的青銅器，有時候用雷紋為地，這實際上是延續了青銅器禮器化的進程，可以想像以雷紋為地的青銅器上存在的各種紋飾多是天上的神靈，或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物，因為，它可以在雲雷紋之上生活，但西周時期的青銅器上的雲雷紋沒有商代普遍，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在西周時期人們崇拜的對象，逐漸從天上回到了人間。但我們應明白，商代和西周時期雖然在紋飾的種類上不同，但這些紋飾的本質和功能沒有變，仍然是為了增強青銅器的神秘性，加強了其禮器的地位。當然，在西周時期青銅器紋飾進化的過程中，否定掉的許多傳統的青銅器紋飾，這些紋飾為什麼會被否定掉呢？原因很簡單，就是這些紋飾不適應時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禮器神秘性規律了，所以，自然就會被淘汰掉。
銘文是西周器的重要特徵。西周鑄銘多具系年記事性質,成為編年分期研究西周銅器的重要依據。其內容又多可與古文獻相互印證，字體則直接構成古文字研究的依據，故西周銘文對於考古學、文字學和歷史學等都具有珍貴的價值。
西周銘文的格式也獨具特徵，早期雖無規范統一的格式，但已明顯比商代繁詳，且有創制，如冊命性質的銘文已經出現。穆王以後，冊命記錄增多，並漸成定式，一直流行到西周晚期，典型的冊命記錄包括時間、地點、右者、受冊命者、冊命辭、稱揚辭、作器祝願辭等內容。其中冊命辭記述受封受賜的緣由和內容，成為了解西周封賞禮儀、官制和輿服等級制度的重要資料。
東周銅器銘文一般都很簡短。如秦公，晉公，齊侯鍾，中山王鼎、壺等銘文長達數百字者，極為罕見。從銘文字體觀察，中原晉、衛、鄭、虢諸國的字體端方勁美；秦國字體工整效古;吳、楚字體修長秀麗,有時書成鳥篆。總的說來，鑄有銘文的銅器日益減少，銘文的書史性質日趨衰落，逐漸變為藝術性的裝飾。戰國晚期銅器的銘刻，則多為物勒工名。
東周的青銅器的特點：這一時期的青銅工藝有很大發展,禮器種類有明顯變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減少，爵、、觶、觚、角、觥、尊、、卣等均被淘汰；蒸飪器與盛食器數量增多，鼎和均成組使用。東周銅器中，以各國諸侯和卿大夫的禮器數量最多,地位高,享用數量越多。

『柒』 中國的漢字有幾千年的歷史，它的來歷是什麼

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文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賈湖刻符經碳14物理測定，距今約7762年（±128年）歷史；還有七千年前的雙墩刻符、六千年前的半坡陶符、五千多年前青墩遺址刻符、連字成句的庄橋墳遺址文字、大汶口陶尊符號、堯舜時代的陶寺遺址朱文、夏墟的水書。

20世紀80年代初，在河南登封夏文化遺址發掘出的陶器上，發現了更完備的文字。這是被學者們確認的迄今為止我國有確切時代的最早的文字。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大約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遺址等仰韶文化遺址的陶器外壁，已經出現刻劃符號，共達五十多種。它們整齊規劃，並有一定規律性，具備簡單文字的特徵，可能是我國文字的萌芽。

在距今約四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遺址晚期和良渚文化遺址的陶器上，發現有更整齊規則的圖形刻劃，是早期的圖形文字。

(7)黃陂甲骨文擴展閱讀：

漢字的歷史：

傳說倉頡造漢字。《說文解字》記載倉頡見鳥獸的足跡受啟發，分類別異，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漢字創造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尊為「造字聖人」。

商朝，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漢字甲骨文出現，稍後出現的鍾鼎文雖有字數的增加，但形體並無大的變化。

周朝，由於疆域廣闊且諸侯割據日久，漢字在春秋晚期明顯出現諸侯國之間文字異形，戰國時期的文字異形情況更重。秦統一後為鞏固統治，秦始皇令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太史令胡毋敬等整理文字，以秦國大篆為基礎制定出小篆，作為標准字體，通令全國使用。

稍後，普遍又依當時民間流行的字體，整理出更簡便的字體隸書，並作為通用文字在全國廣為流傳。東漢末期，楷書出現，至此漢字的演化已臻完善。不僅如此，東漢時出現了第一部書法專著《草書勢》。

過去常講漢字始於商代的甲骨文，但其實甲骨文已經是成熟文字，在此之前漢字應該存在一段從產生到成熟的發展過程，因此有人主張推至夏末；也有人主張推至夏以前，各執己見。

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指出：「漢字究竟源始於何時呢？我認為，這可以從西安半坡村遺址距今的年代為指標。」，「半坡遺址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半坡遺址是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典型」，「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類似文字的簡單刻劃，和器上的花紋判然不同。」

「雖然刻劃的意義至今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jié）遺。」如按此說，中國文明則應算成近六千年。

中國文字之源始，究竟在何時？最古老的文字產生於什麼時代？分別代表什麼含義？至今仍未達成一致意見，有待於大量的材料來說明。

『捌』 試述奴隸制社會各時期青銅器藝術的流行紋飾，裝飾手法及審美特徵

在這裡面有，你可以總結一下。

中國古代美術史(2008-06-27 16:25:04)轉載標簽：文化
第二章 青銅藝術（約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221年）

要點:

重點闡述我國奴隸制社會對造型藝術發展的影響，介紹青銅藝術的輝煌成就。

約公元前21世紀，建立夏朝，古中國開始，並揭開了以青銅禮器為特徵的青銅時代的序幕。最早的青銅禮器見於距今約四千年的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大多為酒器，並發現了銅鼎，已具有簡單的器物組合、花紋圖案和鑄造技巧。青銅器的紋飾風格幾經變化，有弦紋、夔紋、渦紋、饕餮紋、雲雷紋、蟬紋、象紋、竊曲紋、瓦紋等，然而其主體仍是虛擬的動物紋，即饕餮及其由之衍變而來的其它紋飾。《呂氏春秋·先識覽》有：「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商代早期的鄭州二里岡文化即出現了許多裝飾著獸面紋的銅器，採用對稱式的單獨紋樣，更強烈地襯托出青銅禮器那種神秘、威嚴、肅穆的氣氛，是殷商先民「尊神」意識的體現，周代則發展為「敬天法祖」，形成宗教、政權、族權三位一體。青銅藝術至商代晚期已十分繁盛，商周燦爛的青銅禮器文化體現了崇高和秀美的和諧統一。青銅時代的早期，范鑄技術能滿足禮器的基本功能，春秋中期以後，青銅器的等級、財富意義仍被強化，而儀式、宗教功能卻在減弱。禮器的意義發生異化，人們會因過分追求青銅器本身的華麗而形成裝飾崇拜。對裝飾技術的過度追求是促進失蠟法技術產生的原因之一。失蠟鑄造的技術，已能成功地鑄造出泥范無法鑄出的最精密復雜的器件，它的技術目標首先可能就是審美需要和技術本身的炫耀。

第一節 青銅時代與青銅藝術概況

一、中國的奴隸制社會:

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771年，我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建立，歷經商(約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771年),至春秋時期(公元前770至公元前476年)逐漸走向崩潰.

夏代,是奴隸社會形成期,也是青銅器時代初期,古史傳說,夏禹曾鑄九鼎以象徵九洲.河南偃師二里頭夏代遺址出土有青銅器戈,戚,爵,鈴,嵌綠松石的獸面紋飾牌等,器形較小,紋飾尚不發達中國開始進入階級社會。隨著青銅器被應用於生產和生活，人類文明進入了青銅時代。

二、青銅藝術的社會功能:

青銅器的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發展。青銅工具用於農耕，提高了開發土地的能力。從各處遺址中出土的酒器，表明當時的農業生產已經相當發展，糧食已達到食後有餘的程度。在農業發展的同時，狩獵技術也有較大發展。肥東烏龜灘遺址出土了骨鏃以及石化的鹿角、羚羊骨等，肥東吳大墩遺址出土了青銅鏃，這些都是狩獵業發展的證據。此外，在日用器、兵器、樂器、禮器、重器等方面也有相應的應用。

三、中國青銅器藝術發展的幾個階段:

中國古代青銅器源遠流長，絢麗璀燦，有著永恆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傳世和近年發現的大量青銅器表明，青銅器自身有著一個完整的發展演變系統。自夏、商、周至秦、漢整個青銅器發展史，大約可以分為十三期：即夏為二里頭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為早、中、晚三期，戰國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漢為青銅器發展史的余輝。現將各期的特徵，表述如下：

1.二里頭文化期 公元前1900-前1600年。

二里頭文化期得名於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掘。二里頭遺址發現了相互疊壓的四個文化層次，發掘了墓葬和宮殿遺址。目前二里頭發現的青銅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鏃及戈、戚等，但是發現了青銅禮器爵，爵的整個數字雖還不足十件，但在鑄造史上極為重要。從鑄造簡單的兵器、工具到鑄造容器，在技術上是一個飛躍。中國古代青銅器以禮器為主體。青銅禮器是青銅時代的主要徵象。二里頭文化中青銅禮器的發現。表明歷史已進入具有古代中國特色的青銅時代. 二里頭文化青銅器一般無紋飾，但有些爵的杯體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圓釘狀紋飾。有的腹有圓餅狀突起，當是二里岡期上因紋的濫觴。雖然二里頭文化青銅禮器上未見動物形紋飾，但二里頭出土的青銅戈的內部，已有變形的動物紋飾，因而不能排除青銅禮器上出現動物紋的可能

2.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紀——前15世紀中葉

商代早期青銅器具有獨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與一耳成垂直線，在視覺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狀足成錐狀足和器腹相通，這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掌握對范芯的澆鑄全封閉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與殷墟時期長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狀承繼二里頭文化式樣，—律為扁體平底。流甚狹而長。青銅斝除平底型的以外，還出現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當二里岡上層的器，+字形有成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邊沿，留有數道缺口，鄭州和黃陂盤龍城都出土過這種實例。管流斜置於頂上的半封頂袋足盉，後側有一大鋬可執，在本期內頗具特色。罍皆狹唇高頸有肩，形體亦偏高。商代早期壺有提梁的有長頸小口鼓腹形和小口體呈懸瓠形的兩種，也有小口器頸不高不設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銅器紋飾主體已是獸面紋，以粗獷的勾曲迴旋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除獸目圓大，以為象徵外，其餘條紋並不具體表現物象的各個部位，紋飾多平雕，個別主紋出現了浮雕，二里岡上層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犧首裝飾。所有的獸面紋或其它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地，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幾何紋極其簡單，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單列或多列的連珠紋，乳釘紋也已經出現。

商代早期的青銅器，極少有銘文，以前認為個別上的龜形是文字，實際上仍是紋飾而不是文字

3.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紀中葉—前13世紀

這一時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雖然與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寬，出現的圓體爵是放所未見的。斝在空椎狀足之外，出現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較少見。早期雖已出現了寬肩的大口尊，這類器形在此時有較大的發展，像阜南的龍虎尊和獸面紋尊這樣厚重雄偉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從未出現的。瓿這類器形，也是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藁城的獸面紋瓿是其典型。紋飾分為兩類，一類是二里岡期變形動物紋的改進，原來粗獷的線條變得較細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獸面紋鼎和肥西的斝與爵，而阜南龍虎尊和嘉山泊崗的主紋獸面紋已較精細，圈足上的獸面紋仍保持早期的結構和風格。第二類是出現了用繁密的雷紋和排列整齊的羽狀紋構成的獸面紋。這類獸面紋雙目往往突出

4.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

在商代的晚期新出的還有鳥獸形尊，如婦好鳥尊、湖南湘潭出土豬尊、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動物的樣子是前所未有的。也有設計成半容器半動物的式樣，如雙羊尊，中間是尊形，兩側為羊頭，形狀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這時大為發展，殷墟五號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壺、方缶等等，而傳世器中還有方觚、方觶，幾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從整體來看，雖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卻是富有特徵性的器物。 中期沿用的器類，在本期內也有或多或少的變化，並且出現了一些新的式樣。

第二節 青銅器的裝飾紋樣

一、青銅器的的裝飾紋樣

商末周初的青銅器紋樣與裝飾手法有哪些特點?

1,以單獨適合紋樣(最常見的是饕餮紋)為主體紋,紋樣結構多採用對稱形式

2,主紋與地紋(一般是雲雷紋)相結合,紋樣布滿器身.

3,紋飾刻鏤深沉,浮雕和線刻相結合.

這種繁密華麗的紋飾與凝重的造型相結合,給人以穩定,庄嚴,神秘的感覺,體現出奴隸主貴族的無上權威。

二、各時期青銅器藝術的裝飾特徵

（一·商至西周初期的青銅裝飾藝術

1． 流行的主要紋樣（圖片展示）

勾連雷紋爵獸面紋銅爵。獸面紋銅斝。從青銅器的紋飾上看，有饕餮紋、雷紋、弦紋、魚紋、鳥紋、龜紋等

夔紋：表現傳說中的一種近似龍的動物，圖案多為一角、一足、口張開、尾上卷。有的夔紋已成為幾何圖形化的裝飾。多作為器物上的主紋。
龍紋：圖案取傳說中龍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種形式：屈曲形態，幾條龍相互盤繞，頭在中間分出雙身。
蟠螭紋：形狀象夔，張口，卷尾，圖案以蟠屈的小蛇(虯)構成圖形。
鳥紋：圖案有的長翎垂尾，有的長尾上卷，頭前視或作回首狀。也有的鳥頭上作仰起或下垂的高冠，這種形狀的鳥紋，也通稱為鳳鳥紋。鳥紋多作為器物上的主題紋飾。
蟬紋：圖案大多數在三角形中作蟬體，無前後足，四周填以雲雷紋。也有作長形，並有前後足的，中間再填以雲雷紋。
蠶紋：頭圓，兩眼突出，體屈曲狀。多飾於器物的口部或足部。
象紋：圖案表現象的形態，有長鼻構成明顯的特徵，也有單以象頭、象鼻為圖案的。
魚紋：圖案表現為魚的形態，有的魚形象較為呆板，有的形象生動。脊鰭與腹鰭各一個或兩個。魚紋常飾於盤內，反映器物裝飾和器物的造型是密切結合的。魚紋也常施於銅洗和銅鏡上。
龜紋：其狀一般是刻畫出龜的全形，在銅器中見到的不多，多施於盤內。
貝紋：形狀作貝殼狀，將單獨的貝殼連接起來組成圖案。
雲雷紋：青銅器上的一種典型紋飾圖案。它的基本特徵是以連續的迴旋形線條構成的幾何圖形。有的圖案作圓形的連續構圖，稱為雲紋；有的圖案作方形的連續構圖，稱為雷紋。雲雷紋常作青銅器的地紋，用以烘托主題紋飾。也有單獨出現在器物頸部或足部的。
勾連雷紋：由近似T形互相勾連的線條組成。
乳釘紋：青銅器上最簡單的紋飾之一。紋形為凸起的乳突排成單行或方陣。另有一種圖案，乳釘各置於斜方格中，稱為斜方格乳釘紋

2．裝飾手法（圖片展示）弦紋銅鼎

商周時期青銅器製作特點，主要表現在器形和紋飾的構成上，是運用對稱、連續等富有裝飾性的藝術手法，應用變化多樣的曲線、弧線，構成各種形象的浮雕、線刻。不論器形整體或紋飾部分，都顯示出渾朴、莊重和精緻、瑰麗的氣質，但同時也具有威嚴、神秘的氣氛，反映了奴隸主階級的階級意識和審美觀點。

三．商代青銅器裝飾藝術的特徵

1．常用的裝飾紋樣：

商代最多見的是鼎(方形四足)、尊、爵、觚、觶、觥、偃、簋、彝、豆等，目紋經常和其它紋飾組合在一起裝飾青銅器。仔細觀察三羊銅肩部的紋飾不難發現，在明顯的圓形獸目紋周圍有旋轉型的雷紋做底紋。而不是目雲紋和雲目雷紋。而目雷紋，這種紋飾的裝飾風格具有明顯的商代中期風格。同時在肩部有三個等距突起的羊首。腹部飾饕餮紋，並以乳丁紋與扉棱間隔，扉棱作斷續的雲片狀，輪廓圓轉，和紋飾的線條相諧調。圈足上飾對稱的目雷紋，足上有三個小方孔。最突出的裝飾是肩部三個形態生動、惟妙惟肖的羊首高浮雕，捲曲的羊角伸出器外。其整體看無論從造型，還是從紋飾上都與鄭州白家莊三號墓出土的銅相似，只是器型略為短矮。由此看來此器也是具有過渡期特徵的，是北京地區商代青銅器中的典型器物。青銅器紋飾由平面線刻到採用高浮雕裝飾，使羊首紋、扉棱更加突出，立體感更強，產生了很好的藝術效果，體現了這個時期青銅裝飾藝術的特點。

2·西周中後期青銅器裝飾藝術

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意識，更因地區、風習、愛好的不同，審美觀點各異。這反映在供奴隸主享用的青銅器上，包括盛酒器、飲酒器、煮食器、盛食器、盛水器、和取水器等各個不同時期的製作，不論是器形或紋飾，都有程度不同的變化。在器型類別上，西周和春秋時期的青銅器，名目更繁多，除部分襲用商器之外，常見的有鼎、鬲、匜卣、瓿、壺、盤、盂、鈁、敦、鑒等。另外還有屬於兵器的戈、矛，屬於樂器的鍾、鐃、等。在紋飾方面，由早期多見的雲雷紋、饕餮紋、夔龍紋、鳳鳥紋、蟬紋、蠶紋，到後期的蟠螭紋、環帶紋等等。其組織結構形式有二方連續，四方連續和單獨紋樣多種。據統計，商、周青銅器花紋的種類名稱，不下數十種之多。在造型風格上，早期的紋飾多奇幻譎詭，顯得嚴肅神秘，隨後則逐漸變為精巧，簡練，手法細致，並且漸趨寫實。這都反映了不同歷史時代和社會條件所形成的思想意識、審美觀點和對於自然現象的不同理解。另外，夏代的青銅器雖未發現，但從殷商青銅藝術已經燦爛發展來說，在其前必有一個創始階段，應是一般的歷史發展規律。

三．西周中後期青銅藝術流行的主要紋樣

中後期青銅藝術的神秘的色彩日趨淡薄，其審美特徵為: 造型莊重簡潔、紋飾樸素典雅、感情含蓄內向。如西周後期的代表作《毛公鼎》造型簡潔，紋飾只用了一圈重環紋裝飾帶。作為動物造型的青銅器逐漸擺脫器形的束縛，趨向寫實，向獨立的雕塑方向發展，如陝西郡縣出土的《駒尊》就是一個例證。春秋時期青銅藝術突破了傳統禮器的約束，從廟堂走向民間，突出了世俗享樂的內容，器物的造型和裝飾趨向靈巧、華麗，如春秋時期的《蓮鶴方壺》就是一件異常傑出的作品，它的兩耳是雄健的怪獸，四角攀緣著有翼的飛龍，圈足下支撐著兩條行龍，尤其是壺蓋開放的蓮瓣申，立著一隻展翅欲飛的仙鶴，那生動嘯灑的風姿與商周時代肅穆、怪異的形象恰成鮮明的對比，反映了時代精神的變化。

3·春秋時期的青銅器裝飾藝術

流行的主要紋樣

裝飾手法

春秋時期的青銅器裝飾藝術的特色

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銅鑄造工藝的主要成就及特點，是分鑄法的進一步發展，也就是發展到器身與附件分別單獨作模。例如，侯馬晉國都城鑄銅遺址中，曾發現了不少鼎足、耳和鍾甬等附件的母範，甚至有器身的母範，只是按照器的弧度做出其中的一段或一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侯馬發現的這些實心母範中，也有用模子翻出來的，這樣就使得成器附件的特徵幾乎完全一樣。除侯馬之外，新鄭、壽縣、輝縣琉璃閣、長冶分水嶺以及陝西寶雞等地發現的這一時期的銅器，也都具有這些特徵。分鑄法的廣泛使用，除使產品趨於規格化外，還便於處理形制極為復雜的鑄件，創造出氣勢雄偉、結構復雜的藝術作品，河南新鄭出土的立鶴銅方壺就是突出的例證。春秋晚期，鐵給手工業者提供了堅銳的工具，從而又可以對青銅器進行更細微的加工。就在這種新的技術條件下，鑲嵌純銅的工藝和以描寫宴饗、狩獵等「禮」的貴族生活為主體的畫像線刻工藝發展起來了。這種工藝，無論從題材上或技術上，都是一種創新。

二、商周時期的青銅動物雕塑

1·青銅"鳥獸形器"(圖片展示)

第四節 奴隸制時代的書法藝術

中國書法與文字幾乎同時誕生，商周的甲骨、金文、簡冊、帛書是中國書法的根底和淵源。

為學術界公認的我國最早的古漢字資料，是商代中後期(約前14至前11世紀)的甲骨文和金文。從書法的角度審察，這些最早的漢字已經具有了書法形式美的眾多因素，如線條美，單字造型的對稱美，變化美以及章法美，風格美等。從商代後期到秦統一中國(前221年)，漢字演變的總趨勢是由繁到簡。這種演變具體反映在字體和字形的嬗變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趨向線條化，戰國時代民間草篆向古隸的發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書法的藝術性卻隨著書體的嬗變而愈加豐富起來。

『玖』 魯班發明鋸子時，明明還沒有鋼材，是用什麼材質做鋸條

魯班用的是鐵做成的鋸條。

魯班在公元年出生，魯班自幼聰明伶俐，於是發明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後來，由於魯班發明了鋸子，被人們稱之為木匠界的鼻祖。

與此同時，魯班生活的年代已經有了鐵，這些證據都可以說明魯班發明鋸子時是用鐵作為鋸條的。

『拾』 盤龍城這一地名的來歷

盤龍城與商朝南土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李學勤

武漢三鎮正在長江與漢水的匯聚之處，這是一個對全國政治、經濟、文化都有非常重要影響的關鍵位置。這兒出現盤龍城，不是偶然的，它與武漢三鎮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武漢是「因武而昌」的城市。一開始，我們就注意到了盤龍城的軍事性質。那兒發現的武器很多，就表明了這一點。但它不會單純是軍事城址。它遠離中原的商王都，僅靠軍事力量不可能維持長久的統治。它必須依賴當地人民有效的支持，有一個相當廣泛的基礎，建立對當地人民的統治。在這個意義上，它應該也是一個諸侯封國。商代是否能用「諸侯」這個詞可以再講。可是一定有一個行政政權結構，否則不能存在。雖然我們目前還沒有在盤龍城挖出古文字材料，來證明它是某一個具體的封國，但如果結合歷史文獻，還是可以理出一個頭緒。

我們可以和周王朝的一些封國進行類比。北京地區的周代封國是燕國。燕國周圍是山戎文化。這兒的文化面貌同周文化有相當區別，可是周王朝已經在這兒建立了封國。這個封國的都城，比盤龍城大。這個城，加上統治者墓中出土的禮樂器，都和王朝一樣，連文字也一樣。這是因為，統治是王朝建立的，統治者是王朝的人，不管他是哪個民族，都要遵從王朝的禮樂制度。而下層居民，使用的陶器、兵器，具有地方特色，表明屬於當地民族。盤龍城的情況和這一樣。貴族墓葬中出土的銅器玉器，城的規模形制等反映的禮樂制度和文化特性，是和商王朝統治者一致的。所以，在盤龍城有一個代表商王朝的統治機構和它所建立的統治。

盤龍城商文化分七期，各期之間存在連續性。它建城在第四期，建城之前也有一個基礎問題。巴西建首都巴西利亞，巴基斯坦建首都伊斯蘭堡，都是先把人遷去，移民到一定程度再建城，然後這個城市大發展。可以想像盤龍城也一樣。所以我說，商人在這里形成一定的聚落應早些，城牆的修建可能稍微晚一點。考慮到這種情況，結合碳14年代測量數據，說盤龍城離現在3500年，是比較合適的。

鏈接武漢的歷史沿革，可以採用反溯的方法。晚期武漢的歷史，大家都比較清楚。往前推溯，到西周時也比較明確。鄂這個地名，可以追溯到西周。那時有鄂國，有鄂侯。從周上溯到商，甲骨文里也有一些記載。商王武丁時期，武丁命令一個大將到舉這個地方的人去征討虎方，「舉」就是武漢地區的舉水。他征伐的路線和周昭王時是一樣的。他把三軍擺開，說右從我，中從舉，左從曾。可見這個軍陣就是在當時武漢地區擺開的。商代晚期，商王可能就到不了湖北了。甲骨文里提到一個方國，這個字我認不出，漢南紗帽山一件銅器銘文里也有這個字，可見這個地方就在漢陽，也就在武漢。從商後期往前溯，就到了盤龍城。所以我說，這個歷史是有相當聯系的。

讓盤龍城家喻戶曉

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教授 鄒衡

盤龍城的發現非常早。遺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但由於客觀原因（沒有博物館），這些文物不能夠展示出來，使得盤龍城的知名度大打折扣。其實盤龍城在國外已有很高知名度，許多外國人士和學者都希望到盤龍城參觀、考察。但由於沒有博物館，使得其無法接待想來此一睹風採的人士。四川廣漢三星堆已計劃用上億元進行保護開發工作，修建造址博物館。盤龍城遺址比三星堆時代早，有其自身獨特歷史價值。所以我在此向各位領導提出以下建議：

做好宣傳工作，加大力度使盤龍城的名聲在武漢做到家喻戶曉。盤龍城作為武漢城市發展的起源之地，有著豐厚文化底蘊，如將其宣傳好、建設好，定能提高武漢的知名度。市領導有將盤龍城作為武漢的招牌來建設的氣魄。保護開發建設好這一武漢市的寶貝，切不可在自己的手上把這個寶貝丟了。

全國商代早期的城址為數不多。除了鄭州、偃師的商城外，就要數盤龍城了，四川的三星堆、江西吳城在某種意義上講還不如盤龍城。上述二處嚴格講不是商文化。而盤龍城是商文化（不是地方文化）。盤龍城的規模（1000×1100米），如此之大規模的城址在全國不多見。在商早期其地位也是很高的。湖南等地發現的銅器不是商文化的系列。說明盤龍城是商王朝中央統治直接達到之處。當時的武漢就是商朝政治勢力到達南方的物證。

盤龍城不僅是武漢市的招牌，同時也是湖北省的招牌，應該將盤龍城出土的精美文物展示出來。盤龍城的對外開放，交通問題亟待解決，現在進入盤龍城尚有約2公里的機耕道。這對盤龍城對外開放十分不利，造成路途很近，但到達十分困難的局面。各級領導應重視，要抓住機遇，加快盤龍城的開發建設，使這一名聞中外的歷史遺產，為武漢的經濟建設增光添彩。

盤龍城的歷史地位及保護利用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博士生導師 李伯謙

首先盤龍城這個遺址的發現，我想追溯到比較遠點來看，實際上是長江流域文明和黃河流域文明融合到一起的一個重要的突破口，形成了中華統一文明當中很重要的一個突破。在此之前，黃河流域文化、長江流域文化經常處於一種對峙交流，你來我往的一種局面。穩定是到商代早期盤龍城的出現，這才真正將長江中游納入商王朝的政治版圖，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想它對中華文明、中華統一文明的形成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起點。

第二個問題，對於這個遺址的保護利用。怎樣使這個很重要的商代早期古城遺址能夠保護好，發揮作用，我們需要認真對待。

第一，應該在已經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後，首先要把它的范圍弄清楚的基礎上，劃定文物保護范圍。

第二，要制定出一個盤龍城商代遺址的保護利用的規劃，納入武漢市整體規劃。這個規劃不單單牽涉到文物，還牽涉到周圍的環境，甚至包括保護區居民的搬遷都在內。

具體到盤龍城工作。應該提出來一個從考古角度，5年之內，10年之內的中長期規劃，這個規劃跟整體保護利用應該是一致的，是它的一個部分。我想盤龍城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第一就是宮殿基址，第二就是城牆，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南門外的木樁，我推想，它肯定是出城門後的通道，即架在護城河上的一座橋。北方現在發現的幾個城，沒有這種設施，這將來還可以做點工作。再一個就是城的東北角，就在城的拐角處，發現拐角的房子，跟現在的角樓非常像。另外還有手工業作坊，究竟是鑄銅？還是制陶？

至於將來利用，首先是保護好。保護范圍之內，現在涉及到楊家灣和樓子灣這兩個村，剛才區里講有這個決心要搬遷，這個決策我覺得非常好。再一個就是博物館建在哪裡的問題，露天的宮殿基址，重新復原是不行的。以前我們是把它用土覆蓋住，這當然好，但是人家不能看了，只有能看才能利用。建議市裡、盤龍城博物館籌備處，先掌握輕重緩急，趕快籌備整體的保護利用方案，搞好規劃方案恐怕是當務之急。

長江中游早商文化中心

武漢大學歷史地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石泉

武漢市黃陂區劉店村盤龍城遺址，現在仍然保存有夯土城垣、大型宮殿台基、高級貴族墓地和手工作坊等豐富的遺跡，規模達到1．1平方公里，具有較高等級，是一處距今約3500年左右的商代早期城市遺址。它的文化面貌與中原地區商文化有著較多共性，形成早商文化在長江中游地區的一個地方類型。盤龍城類型分布范圍較大，在江漢平原和洞庭湖沿岸許多地方都有發現，表明盤龍城是商王朝為了治理南土，在長江中游地區建立的一個中心城邑，是當時本地區政治、經濟和軍事中心。

城市是人類文化與自然環境相結合的產物。盤龍城坐落在漢水和長江交匯之處，這里物產豐富，交通便利，生態環境較為優越。從新石器時期到夏代，有許多原始居民在這里繁衍生息。這些有利條件是商王朝在這里建立中心城邑的基礎，依託這個基礎，達到統一和治理長江中游地區的目的，完成自己軍事、政治和經濟目標。

盤龍城與今天的武漢市處在同一地理單元，是武漢地區城市發展的源頭。它的建立和發展，對商代早期長江中游地區進步有較大影響；它的早期城市文明，對商代中晚期和西周時期城市發展也有積極作用。運用歷史地理學方法，以盤龍城為契機，分析和研究武漢地區城市的形成和發展，對今天武漢市城市發展和歷史文化名城建設具有積極意義。

武漢「市齡」四段說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馮天瑜

一座城市的「市齡」的確定，必須將其納入該城市發生發展的歷程中作系統考查。關於武漢的「市齡」，從城市史的階段性發展而論，可以分為四個層次加以考證。

一、坐落在今武漢市郊的盤龍城（距武漢市區僅5公里）築於商代，是商王派往長江中游代表的駐地，可能是方國的都邑。將盤龍城視作武漢市的源頭，從地望而言，盤龍城在「大武漢」之內，離「小武漢」（市區）也只不過10里之遙；從功能而言，盤龍城的大量考古材料顯示此城當年的政治、軍事、宗教、經濟作用，此城後被廢棄，其功能為武漢地區漸次興起的其他城址所續接、承傳。若依此說，武漢「市齡」約3500歲。

二、武漢建縣，始於漢代。漢高祖六年，從南郡析出江夏郡，今武漢在郡屬之內。而江夏郡所轄沙羨縣，管轄范圍包含今武漢市區全境。三國時，吳國的江夏郡初治漢陽魯山（龜山），後移武昌江夏山（蛇山）。因此，今武漢地區定為縣、郡治所，以西漢肇始，距今2100年左右；而郡治置於今武漢市區，則始於三國吳，距今約1700年左右。

三、唐、宋時期，鄂州州治江夏縣（今武漢市武昌區），沔州州治漢陽縣（今武漢市漢陽區），隔江而立，雙城形勢確定。武漢由「雙城」演為「三鎮」，則因明中葉漢水改由龜山西北麓入長江，漢口與漢陽分開所造成。漢口以商業大鎮卓立華中，始於明代中後期，大盛於清代，與北京、蘇州、佛州並稱「天下四聚」；又與景德鎮、朱仙鎮、佛山鎮並稱「四大名鎮」。有學者把城市的主要功能由政治軍事轉向經濟稱之「都市革命」，而漢口便是「都市革命」的典型產物。

四、1858年6月清政府分別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1861年3月，漢口正式開埠。此後，英、法、俄、德、日在漢口設立租界，更多的西方國家在漢通商，建造工廠、洋行、學校、醫院。19世紀末葉至20世紀初葉的近20年間，洋務大吏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期間，在武漢興辦大型現代化機器工業，如漢陽鐵廠、漢陽兵工廠、絲布紗麻四局，又改制書院、設立學堂，築堤修路，奠定武漢作為現代都會的經濟、文化和市政建設基礎。故19世紀中葉漢口開埠、19世紀末葉張之洞督鄂，是武漢從中古城鎮向現代都會轉化的起點。另外，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武漢，其城市風格可以定位為―――江城風格、楚文化風格、工商業大都會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