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陂羅建華

㈠ 曾卓的友人回憶

劉緒貽
在近期的閱 讀和寫作中，曾經幾次涉及我和著名詩人曾卓的交往情況。緬懷故人的深切情懷，難以忘卻的愧疚心情，促使我禁不住寫下這篇回憶文章。(一)
曾卓原名曾慶冠，是我黃陂縣的小同鄉。我1913年5月13日出生於黃陂北鄉農村，他1922年3月5日出生於漢口，彼此原不相識。雖然解放前我們互有所知，但見面與接觸卻是在解放以後。
曾卓4歲時，他的父親以反對包辦婚姻為由，遺棄了他的母親。他認為極不公平，非常同情他的母親，從而激起了他同情弱勢者的正義感。6歲時進入武漢市第六小學讀書，曾在老師幫助下，在當時報紙的兒童副刊上發表過幾篇文章，從此熱愛文藝。1934年考入武漢市男一中就讀，當時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已近90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亡國之禍迫在眉睫，而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堅持不抵抗政策，引起廣大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激憤。中國共產黨則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張，在1931年9月20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到1935年，又在《八一宣言》中正式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同時，還在原有進步學生組織的基礎上，在廣大學生群眾中迅速擴建以抗日救亡為主旨的各種組織，並於1935年掀起席捲全國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在這種火熱浪潮中，一向正義感很強並已受到魯迅思想影響的曾卓，很自然地結識了一些高年級的進步同學，參加了他們組織的讀書會，並於14歲時，在漢口《時代日報》發表"生活"一詩，認為"生活像一隻小船，航行在漫長的黑河。沒有槳也沒有舵，命運貼著大的旋渦"。15歲時，成為武漢市"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第一批成員。由於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曾被學校除名，轉入黃崗正源中學就讀，並在當地抗日熱情的感染、鼓舞下，經地下黨人介紹，1938年3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時年16歲。
同年武漢淪陷前，曾卓流亡到重慶，考入復旦中學，參加了進步同學的組織"吼聲劇團"和"復活社"，並任黨支部的宣傳委員。1939年，他為即將前往延安的同學寫了一首題為《別》的詩，發表在進步文學家、復旦大學年輕教授靳以主編的《國民公報》副刊《文群》上。靳以很贊賞這首年輕人的詩，發表時還寫了短文予以評論。此後，靳以還到曾卓的宿舍看望他，使他受寵若驚。1940年，曾卓結識了著名年輕詩人鄒荻帆。他們和綠原、姚奔、史放、馮白魯等人組織"詩墾地社"，出版《詩墾地叢刊》，得到靳以的大力支持，定期將《文群》的版面讓給"詩墾地社"發表詩作。
在當時的陪都重慶，由於《文群》堅持出版了4年500餘期，而且常刊載巴金、艾蕪、曹禺、胡風、艾青、何其芳、臧克家、陳荒煤、劉白羽、蕭紅等名家的作品，在抗戰時期文藝界聲望卓著。曾卓的詩作屢見於《文群》，讓更多的讀者了解到了這個年輕詩人的名字。1939年冬，他的詩"門"在重慶《大公報》發表，詩的主旨在於說明進步文學之門決不會為叛逆者打開。《大公報》記者謝貽征對此詩倍加贊賞，並撰文稱贊作者為"少年雪萊"。自此以後，曾卓聲名鵲起，開始嘗試詩歌以外的多種文學形式，投稿范圍也逐漸擴大，。1940-1943年間，在重慶、桂林、昆明等地的進步報刊上發表了一批詩歌、散文及其他文藝作品，並於1944年出版了第一部詩集《門》。這一時期，是曾卓文藝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有人評價，曾卓和一批與他共同成長於抗日戰爭時期的詩人，形成了抗戰期間和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最重要的抒情詩流派，他們的詩伴隨著人民熬過的苦難，像子彈一樣射向反動統治。
1943年，曾卓考入中央大學歷史系，1947年畢業。在此期間，他不顧國民黨特務的監視，積極組織"桔社"、"中大劇藝社"，定期出牆報；參加過艾青、田間詩歌朗誦會，演出過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老舍、宋之的合編的《國家至上》，契訶夫的《求婚》，以及魯迅的散文詩劇《過客》；還於1944-1945年編輯《詩文學》。畢業後，他回到武漢市主編《大剛報》文藝副刊《大江》，刊登進步作品，有人稱這份副刊為"武漢的一點亮光"。
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1950年，曾卓曾任教於湖北省教育學院和武漢大學中文系；1952年，任《長江日報》副社長，並當選武漢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文聯）常務副主席、文協副主席。
不幸的是，1955年曾卓捲入胡風案，同年6月被捕入獄，度過了兩年極度艱難和孤寂的牢獄生活。1957年保外就醫，1959年下放農村。1961年，在國家"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政策實行後，政治氛圍比較寬松，曾卓才得以調任武漢市人民藝術劇院任編劇。1962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重提階級斗爭，稱"階級斗爭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在此背景下，剛恢復創作僅一年的曾卓再次被閑置一旁。"文革"中，他又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接著被關進"牛棚"。幾年後，他調回武漢話劇院(註：武漢人民藝術為劇院1968年改稱武漢話劇院)做勤雜工，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
在1955－1979這漫長的25年中，曾卓雖然處在極端屈辱與艱難、苦澀而無奈的困厄環境中，但他始終保持著自尊、真誠、堅毅和信念。有人用"好人"概括地評價曾卓，說他"總是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真誠善待每一個人(包括有負於他的人)"。同時，他並未被命運扼殺，心中的波濤仍然洶涌翻騰，創作的激情像地下火一樣，在岩石下熊熊燃燒；他抓住每一個可能的機會，聽從自己內心的原則，進行著各種隱蔽和公開的創作。
比如，從1955年下半年起，他在獄中口佔了30餘首懷念童年、嚮往光明和自由的詩作。1961年，他寫了很成功並獲得國家文化部副部長夏衍肯定的話劇《江姐》和著名情詩"有贈"。1970年《懸崖邊的樹》一詩，更是好評如潮。此外，這期間他還寫了話劇《清江急流》，被改編為廣播劇並獲得一等獎的劇作《莫扎特》和兒童多幕劇《誰打破了花瓶》等。
1979年平反以後，曾卓重返武漢市文聯工作，後當選中國作家協會湖北分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第4屆理事，第5、6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武漢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並迎來了他文藝創作的第二個"青春期"。從1981年起，他陸續出版了包括詩集《老水手的歌》（1983）、散文集《聽笛人手記》（1986）和詩論集《詩人的兩翼》（1987）在內的10餘部作品。
從少年時期開始寫詩，到老年仍不懈地進行創作，曾卓留下了一批"凝練自然，富於哲理，感情深沉而真摯"的文藝作品。他的詩作既紮根於中國的現實土壤，具有濃厚的歷史感與時代感，又飽含著"對大地的愛，對生活的愛、對人民的愛"以及"對詩（藝術）的愛"。他的散文也獨樹一幟，思想深邃、文筆優美、感情充沛。雖然曾卓見證了母親和祖國的苦難，也親歷了離合無常、蒙受冤屈、荊棘密布的人生道路，但他的作品裡難見消沉和絕望，卻始終充滿面對命運時無所畏懼的堅強信念和真誠坦盪的人格力量。這些作品直達讀者的心靈深處，激起不同時代、不同年齡的人們的聯想和共鳴。曾卓的創作卓然而立，生命力持久，深受群眾的認可和喜愛。他的《懸崖邊的樹》被譽為"受盡折磨而又壯心不減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寫照，在全國廣為傳誦；1983年，《老水手的歌》獲得全國第二屆詩集獎；1988年，《聽笛人手記》獲得新時期全國優秀散文獎；2002年4月10日去世以後，曾卓仍榮獲國際華人詩會當代詩魂金獎。
人們對曾卓的一生普遍作出了高度的評價，正如張永健教授所言："有人說，曾老是武漢的良知，湖北的良知，乃至是中國詩壇的良知。這話是一點都不誇張的。曾老的一生代表了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品德。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性格是倔強的，理想是遠大的，情感是火熱的，成就是輝煌的。"
（二）
我與曾卓都是黃陂縣人，家庭背景大同小異，1929-1938年間，除很短的時間以外，都在武漢市生活和學習；1940-1944年間，都在重慶生活和工作。為什麼彼此毫不相知，毫無接觸呢？我以為，主要的原因是：我們青少年時代所處的環境有異，因而所走的道路不同。我初入學讀書時，是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中國共產黨，因此在後來我受教育的過程中，我的知識生活和思想是受以胡適為代表的知識界的熏陶和制約的，是在這個圈子裡孕育而成的。曾卓進小學時，中國共產黨成立已七年，在知識界的影響已經相當的深刻，曾卓的知識生活和思想是在中共的意識形態和魯迅思想的影響下孕育而成的。"道不同，不相為謀"，彼此無緣相知相識，合乎常情。
從1946年起，因各種原因，我已逐漸傾向於中國共產黨，到1947年9月，我在武漢大學執教後，在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中已經明顯地體現出這種傾向性；1949年初，又以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成員身份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曾卓1947年在中央大學畢業後，回武漢市任《大剛報》副刊《大江》的主編。在時代潮流的激盪中，彼此已逐漸相知，甚至同氣相求，同心相勵，但仍緣慳一面。大約是在1953年4、5月間，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列席武漢市黨員代表會議。曾卓作為正式代表，當時已有15年黨齡，但他卻不以老資格自居，積極熱情地、謙和誠懇地和我這個列席的代表接近、交朋友。我雖未明言，心裡是非常感激的。自此以後，我作為武漢市總工會的宣傳部長，他作為武漢市文聯的常務副主席，雖然在工人文藝運動這個問題上有些不同的意見，但我們的關系一直是"和而不同"的。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55年，在毛澤東煽起的"左"傾思潮下，曾卓被強制塞入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入獄。我當時任武漢市總工會宣傳部部長，因職務關系，不得不表態，對他進行批判斗爭；同時，我與曾卓對文藝工作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在我看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文藝創作和文藝思想大都是有些脫離勞動、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曾卓的文藝思想還沒有完全擺脫這種不良傳統的影響，胡風就曾批評他的小資產階級情調比較濃厚。在這種情況下，我於1955年7月撰寫了一篇長文《揭露曾卓對於武漢市工人文藝活動的罪惡陰謀》，發表於《長江日報》，並被全國、省、市各級媒體轉載。雖然我寫這篇文章有上述兩點原因，但此文用語刻毒，而且過分上綱上線，污衊他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他的言論都是公開發表過的，我卻稱之為"陰謀"；強詞奪理地攻擊他"反對黨的文藝路線和破壞文藝團體之間的團結"等等。我寫此文時，已經多少意識到，我其所以這樣上綱上線，乃是為了表明，自己在緊跟毛主席反對胡風反革集團問題上立場堅定，心裡並不踏實。文章發表後，心裡更是常常感到不安，念及曾卓如此傾心地與我相交，我卻寫出這樣的文章對他進行攻擊，越想越是感到有愧。1979年他平反以後，歉疚之情多次促使我找機會向他當面致歉，但又始終勇氣不足，以致一再耽擱。
時隔40餘年，一個意外的機會出現。1997年，我主編並參加撰寫的《改革開放的社會學研究》一書出版，我和曾卓的一位共同朋友康惠農，知曉我的這種心情，就不和我商量，自作主張地以我的名義，將此書贈與曾卓。曾卓不了解內情，獲書後寫信感謝我，並告訴我說："近年來常在報刊上讀到大著，文筆酣暢，思路清晰，見解精闢。可見精力仍旺盛，甚為欣慰"。接到他的信後，我又驚又喜。除暗中感謝康惠農君外，立即給他回信，向他談及1955年那樁不愉快公案，坦言40餘年來我心裡始終難以抹去的愧疚，和一直想當面向他表示歉意卻未能如願的心情。1998年2月15日，曾卓在回信中寫道："50年代的舊事，不值一提。當時那樣的形勢，大家不能不說一些違心的話。所以，我是能理解，並不介意的。"接到此信後，我的心情比以往輕鬆了不少。特別是從以後我們的交往中，從我對他為人處世的更多了解中，我覺得他的這些話是出自肺腑的，是真誠的，是值得欽佩的。自此以後，我常想以某種方式對曾卓的大度與寬容表示我的敬意，但我雖才疏識淺，卻是一個不易以言語許人的人，久久未能如願。1998年5月29日，也是我們兩人朋友並了解我們關系的《長江日報》羅建華編輯，在該報召開的座談會上，有意邀請我和曾卓同時參加，使我們久別重逢，互傾積愫，彼此十分高興，我向他表示敬意的心情愈切。後來不記得是什麼時候，偶讀陸游詩詞，覺得兩位詩人有某種相似之處，於是賦七言律絕一首：
心有靈屏一點通，參商半紀喜重逢。
古今詩叟其誰似，野老丹心一放翁。
2001年6月5日，我將詩作抄寄曾卓，並拜託作家姜弘把拙著《黎明前的沉思與憧憬--1948年文集》轉贈給他。6月8日，曾卓復信說："承贈詩，感謝而又有愧。詩朴質情深，自有一種境界，只是我哪能高攀放翁。過去寫過一些不能稱是詩的詩，只是表達一些個人的感受和情懷，老來多病，只有擱筆了，但還有一點憂國憂時心耳。"
2002年4月10日，曾卓因病逝世，此信竟成他給我的絕筆。
（三）
現在回憶起我與詩人曾卓平生的交往，真是感慨良深。青少年時，雖然我們感受著不同的時代脈搏，浸染於不同的社會思潮，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無緣相識。但是，我們的家庭教養和社會關系頗多相似之處，因而陪養成一種十分接近的人格特質與思想志趣。我們都反對專制獨裁、貪污腐朽的統治，同情弱勢群體，熱望社會公平公正，甚至認為全人類都應該互愛互助，消除壓迫、剝削、侵略、欺騙等等非人道行為；我們熱愛自由，但反對妨礙、干預他人自由；我們都鍾情於寫作生涯，藉以抒發自己美好的感情，闡明高尚的理念；我們都勇於堅持真理和正義，都醉心於通過為社會、人類服務以實現自我價值，並且為此敢於藐視權勢，不怕坎坷生活，不屈不撓，堅持到底。
有了上述這種相似的人格特質與思想志趣作為粘合劑，我們只要有機會接觸，便會逐漸成為心靈相通的知己與摯友，享受溫馨的友誼，互相促進學識、情操、理想以至整個人格的升華。解放前後，我們幸而有了從間接到直接的接觸。然而令人十分惋惜的是：1955年的一場嚴冰惡雪，摧折了這朵含苞欲放的友誼之鮮花。
1998年上半年，我們終於在好心友人多情而巧妙的安排下，在遲暮之年重逢，彼此驚喜不置。此後，我一直在盤算著如何重新培育出那朵1955年被摧折的友誼之鮮花。我思考著和曾卓一同去磨山公園賞梅，在冬天仰望春天；想像著和他去武昌東湖植物園欣賞鬱金香、杜鵑、玫瑰爭鮮斗艷，盡量體驗愛花、惜花的情懷；在中秋之夜一同賞月論文；在重陽節一同持螯對菊吟詩。更重要的是，常常能在一起議論時政，臧否人物，探討人類理想社會究竟應當是個什麼樣子。然而直到2002年，我一直在忙於完成人民出版社六卷本《美國通史》約稿任務，未能使這些美好的設想"心想事成"。而曾卓則天不假年，過早地離我而去。
夫復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