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陂反腐倡廉中心

Ⅰ 紀委監察局反腐倡廉信息中心這個單位好嗎

非常好，在我
個人眼裡反腐機構
的人很是高尚呢😊！

Ⅱ 反腐倡廉中心九級是什麼職務

中心一般是事業單位，九級就是九級職員，科員級

Ⅲ 我黨在反腐倡廉方面經歷了哪幾個歷史階段

一、建國前的反腐敗斗爭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誕生到1949年成為全國執政的黨，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和地下斗爭時期。艱苦的斗爭環境，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忠於黨的事業，勤政廉潔的好黨員、好乾部；另一方面，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關頭，也都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和投機革命的人，在剝削階級思想影響下走上腐敗道路。因此，我們黨一貫重視自身隊伍的建設，堅決抵制剝削階級影響，防止和清除黨內的腐敗現象。
1.大革命時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國共兩黨實行合作，中國共產黨的隊伍有了迅速發展，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400餘人猛增到1925年的3萬餘人。隨著黨員隊伍的擴大，難免混進一些投機分子，他們趁革命高潮之機撈取個人利益。因此，中共中央於1926年8月4日發出了《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漲時，許多投機腐敗分子均會跑到革命隊伍中來，一個革命黨若是容留這些不良分子，必定會使黨陷於腐化，不僅不能執行革命任務，且將為群眾所厭棄。所以應該堅決地清洗這些不良分子，同他們作堅決的斗爭，才能鞏固革命營壘，才能樹立起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這個《通告》是我黨頒布的第一個懲治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黨在幼年時期就十分警惕剝削階級思想對黨的腐蝕，並鄭重表示黨對腐敗現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時期的反腐倡廉斗爭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部隊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進軍，迅速開辟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形成了比井岡山時期更加高漲的革命局面。但是，隨著紅軍戰爭的勝利發展，在紅四軍黨內、軍內以及根據地政權中也逐漸產生了某些消極腐敗現象。有的人不願意在艱苦的鄉村創建根據地，要紅軍開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還有少數人置軍令軍紀於不顧，帶著錢財，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這些消極腐敗現象嚴重影響紅軍戰爭和根據地政權的存在和發展。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決議》除對建黨建軍的基本原則做了明確規定外，還提出了黨和軍隊幹部的廉政建設問題。《決議》分析了紅四軍黨內、軍內出現的一些消極腐敗現象，如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享樂主義、平均主義等，指出它的結果將會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擔負不起斗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決議》著重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要求用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瑞金紅色政權的建立，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為人民服務的廉潔政府，它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同反動派進行斗爭的政治保障。但是，由於復雜的歷史和社會原因，在蘇維埃政府中也有少數幹部滋生了消極腐敗現象。他們亂用公款，揮霍浪費，甚至發生貪污犯罪現象。當時瑞金縣機關一個月內用紙費達200餘元（銀元），燈油費126元；該縣財政部會計科科長唐某侵吞各軍政機關交來的餘款、糧票等，合銀元共2000餘元。這不僅破壞了黨的優良傳統，敗壞了人民政府的聲譽，而且給革命根據地財政帶來很大困難。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員會發布了《幫助紅軍戰爭，實行節儉經濟運動》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開展反對貪污浪費的斗爭，「驅逐各地政府中的貪污分子出蘇維埃」。1933年1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又發布《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規定了「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等具體懲治條例。這場斗爭歷時二年零八個月，到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時止。這次反腐敗斗爭的特點是：①充分依靠群眾。1932年3月中央蘇維埃政府成立了檢舉委員會，提出「把檢舉運動造成廣大的群眾運動」，從而把反腐敗斗爭引向高潮，造成了強大的聲勢和廣泛的群眾基礎。②把反腐敗斗爭與廉政建設結合起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先後制定並實施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一切重大的財政經濟問題都要經過代表會議討論，並受代表會議監督，真正體現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調動了人民群眾參加斗爭的積極性。中央蘇區還頒布了統一的稅收條例和細則，建立了預決算制度和會議制度等，便於群眾監督。③注重幹部的思想教育。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作報告說：「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斗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後還應用力。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1]
中央蘇區的反腐敗斗爭是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探索廉政建設的一次重要嘗試，為後來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後的廉政建設積累了重要經驗。
3.抗日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我黨領導人民在敵後和邊區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據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情況極為復雜。國民黨堅持「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在經濟上，根據地承認地主階級的剝削，鼓勵發展私營工商業。因此，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意識以及國民黨的思想作風必然會腐蝕我們的隊伍。革命隊伍中出現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極思想，繼而又出現貪污腐化現象。此類現象在基層政權中尤為嚴重。針對這種情況，陝甘寧邊區黨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中共中央《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立即執行。1939年8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制定了《懲治貪污條例（草案）》，其他各抗日根據地民主政府也都頒布了類似的條例法規等。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1939年受理貪污案件84件，1940年受理115件，1941年上半年又有36件。民主政府的反腐敗斗爭，收到了明顯效果。這次反腐敗斗爭的特點是：①執法嚴格，出擊有力。根據各抗日民主政府頒布的懲治貪污法規條例中的規定，貪污數目在1000元以上者，均處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例如，1933年參加革命的原陝甘寧邊區貿易局副局長（當時任清澗具張家畔稅務所主任）肖玉壁因貪污公款3050元，被判處死刑。因此，當地群眾稱陝甘寧邊區為獎廉肅貪的模範。民主政府的聲譽迅速傳遍全國，吸引了大批愛國志士奔赴延安，參加抗日。②共產黨員犯法，從重治罪。1937年10月5日，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槍殺了陝北公學學員劉茜同志。案發後，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大肆渲染「發生在延安的桃色事件」，引起不良影響。對此，一部分同志認為，黃克功從小參加紅軍，經過井岡山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對革命作過重大貢獻，在此民族危難之緊要關頭，應對他免除死刑。當地群眾也對此議論紛紛。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對此案件作了認真研究，經中共中央同意判處黃克功死刑，並召開公審大會以教育廣大幹部和群眾。毛澤東同志就此案給審判長雷經天的信中說：「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2]③把反腐敗與對幹部的廉政教育結合起來。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強調：「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範。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乾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3]後來，毛澤東又寫了《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等闡述革命人生觀的光輝篇章，教育黨員和幹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4.解放戰爭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派出大批官員下山「摘桃子」，任意將收復區的民有企業、私人房屋指為敵產加以沒收，而後據為己有。國民黨的這種貪污搶占風氣，不可避免地影響共產黨員中某些不堅定的分子。當時在新解放區也發生了一些貪污現象。因此，1946年7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指出：「必須檢查和糾正各地已經發生的貪污現象。」[4]1947年5月東北行政委員會頒布了《東北解放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隨後其他各大解放區也都頒發了同類條例。各條例首先明確規定貪污罪的界定范圍是：在土改中侵佔或竊取群眾斗爭果實者；繳獲敵人物資應交公而私行留用者；憑借政治地位或職權，勒索強占、強征、強募財物或受賄者；吞沒或盜賣公物、公糧、公產者等等。這些條例還規定了嚴厲的懲辦措施。如東北地區規定貪污2萬斤高粱米市價以上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晉冀魯豫規定貪污7000斤小米市價以上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各解放區嚴格執行懲辦貪污條例，懲辦了一批貪污犯罪分子。與此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新進行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紅軍時代創立的，根據各大解放區軍隊執行的情況，經過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於1947年10月以解放軍總部訓令形式重新向全軍頒發，要求深入教育、嚴格執行。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短短三年多的時間里，解放區黨政軍的反腐倡廉建設同國民黨統治區的貪污腐敗形成鮮明對比。共產黨深得群眾擁護，民心所向勝過百萬雄兵，這是中國共產黨能夠用小米加步槍打敗國民黨八百萬軍隊，奪取全國勝利的重要原因。
二、建國後的反腐敗斗爭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產黨從領導根據地解放區的局部政權轉變為掌握整個國家命運的執政黨，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也是共產黨面臨的比革命戰爭更加嚴峻的考驗。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民主人士黃炎培曾向毛澤東提出共產黨如何避免「始興終亡」的問題。毛澤東回答：依靠民主制度和人民群眾的監督。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時，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嚴肅地告誡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決議：對黨的領導幹部一不作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會後不久，黨中央由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遷往北平。毛澤東離西柏坡時登車後向周恩來風趣地說：我們要進京趕考。我們進北京，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1.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在歷史的轉折關頭，總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機分子是要掉隊的。新中國的成立使一部分黨員幹部產生了「革命到頭」的思想，表現為居功自傲，不求上進，貪圖享受，甚至走上貪污犯罪的道路。為此，中共中央於1950年5月1日發出了《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主要內容是整頓各級領導幹部中存在的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以及少數人的貪污腐化傾向，中心是加強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以保持黨的群眾基礎和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純潔性。這次整風根據延安整風的經驗，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學習文件，提高認識，自我檢查和組織幫助的方法，收到了一定效果，促進了國民經濟恢復和各項社會改革的進行。但是，仍有少數黨員幹部沒有接受黨的教育，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走上了腐化墮落的道路。他們勾結私商以各種手段侵吞、盜竊國家財物，有的收受賄賂，包庇資本家偷稅、漏稅。據不完全統計，1951年底僅中央人民政府系統的27個單位中就發現1760多人有貪污行為。同時在黨政軍機關和人民團體中的鋪張浪費、大吃大喝風氣也相當嚴重。
1951年10月天津專署一位幹部向河北省委揭發了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專員張子善嚴重違法亂紀，進行巨額貪污的事實，引起河北省委重視，並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立即批轉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認真研究，注意發現所屬單位的同類事件。
1951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一次黨內指示中指出：「反貪污反浪費一事，是全黨一件大事」，「我們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發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1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貪污斗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5]。指示強調「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是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隨後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到1952年2月底，全國共查出貪污1000萬元（相當於新幣1000元）以上的大貪污犯105916人，占貪污犯總人數的8.8%（總數為120多萬人），運動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52年2月1日，北京市舉行公審大會，宣判了總額為億元（相當於新幣10000元）以上的7名大貪污犯。中國畜產公司業務處副處長薛崑山（貪污23億元，相當於新幣23萬元）、公安部行政處副處長宋德貴（貪污6.4億元，相當於新幣6.4萬元）分別處以死刑和無期徒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開萬人公審大會，宣判全國解放初期最大的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挪用公款總計171.6272億元，相當於新幣171.6272萬元）死刑，震動了全國，成為共產黨執政後反腐敗的第一聲巨雷。
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案發，促使黨中央下決心發動「三反」運動，清除黨內已經滋長起來的腐敗現象，從而凈化了黨風和社會環境。這是一場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也是一場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移風易俗的群眾運動。此後，「奢侈浪費可恥，艱苦樸素光榮」的觀念深入人心，「為官不貪，為人民服務」的新風尚盪滌了舊社會的腐朽丑惡現象。

Ⅳ 供電局客戶服務中心反腐倡廉的形勢有哪些

近年來，我們在加強反腐倡廉建設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們仍要清醒看到，在當前改革開放和體制轉軌、經濟轉型、社會變革的新形勢下，反腐敗斗爭的形勢依然嚴峻。由於市場機制的形成和相應的法制建設都需要一個過程，會給種種消極腐敗現象以可乘之機；由於改革開放所導致的社會經濟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日益多樣化，對黨的作風建設也帶來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影響；由於經濟成份和經濟利益的多樣化，一些貪圖利益者為追求最大利益，往往會不擇手段，用種種方式拉攏腐蝕幹部；由於分配方式的多樣化，使人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容易引發一些意志薄弱者心理失衡、私慾膨脹而走上違法亂紀的道路。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特別是責任考核和責任追究不夠落實；有些不正之風雖經治理但時有反復；有些管理環節和源頭上預防治理腐敗的力度不夠。在執法過程中，絕大多數人員秉公執法，忠於職守。但也有極少數人員，不認真履行法律所賦予的職責，收受賄賂、徇私舞弊、貪污、挪用稅款，侵害稅務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妨害國家稅務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因此，我們既要充分認識反腐斗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又要充分認識其長期性和艱巨性，既要增強責任意識和憂患意識，又要不斷堅定信心。稅務機關作為經濟監管和行政執法部門，在新形勢下如何加強對稅收執法行為和行政管理行為的監督制約，如何進一步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現實課題。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教育不扎實、制度不完善、監督不得力，是腐敗現象得於滋生漫延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們應從以下幾方面進一步加強反腐倡廉建設。一、
以人為本強化教育，構築堅固思想防線。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要切實把反腐倡廉工作落到實處，必須從宣傳教育入手，著力提高幹部職工的思想政治素質。要進一步加強思想道德教育和法紀教育，增強廣大稅務幹部反腐倡廉的自覺性。要堅持以領導幹部為重點，面向廣大幹部，深入開展反腐倡廉教育，使其堅定理想信念，築牢思想道德防線。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自覺抵禦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加強法紀教育，不斷提高法治意識，增強聚財為國、執法為民的自覺性；加強思想政治教育，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的影響；加強示範和警示教育，充分發揮先進典型的引導作用。
加強幹部隊伍的反腐倡廉教育，要立足於形式多樣，要針對黨員幹部在思想作風、黨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生活作風方面的突出問題，認真抓好《黨章》和中央下發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學習貫徹，堅決貫徹落實「八個堅持、八個反對」的要求。一要堅持正面灌輸。健全學習制度，把抓好教育作為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項重要舉措，要從實際出發，採取集中學習與分散學習相結合，在職培訓與脫產培訓相結合，學歷教育與日常教育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通過集中培訓，舉辦講座、個人自學、統一測試等形式，使幹部明確可為與不可為，從而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的貫徹執行。二要注重典型示範。經常組織幹部學習反腐倡廉典型清正廉潔、勤政為民的先進事跡，注重發現、培養、樹立和宣傳本單位各個方面、各個層次的先進典型，用身邊的人和事教育幹部，提高幹部的綜合素質，更好地為納稅人提供高效、快捷、文明、優質的服務。三要搞好反面警示。以案說法，開展警示教育，教育幹部正確對待職務，解決好依法行政問題；正確對待權力，解決好怎樣用權問題；正確對待人生，解決好價值取向問題。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四要強化自我教育。督促幹部從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上找差距，擺表現，挖根源、談危害，並把反腐倡廉教育向「八小時」之外、家庭及社會延伸，使幹部不僅在工作圈，而且在生活圈、社交圈和娛樂圈都能夠慎獨自省。通過系列教育，使每個幹部都做到「五珍惜」，即：珍惜工作崗位、珍惜執法權力、珍惜集體榮譽、珍惜個人前程、珍惜家庭幸福，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構築堅固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線。
二、建立健全制度，築牢反腐倡廉機制。
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具有約束力。要從管權、管人、管錢、管物等環節入手，著力改革行政審批制度，財務管理制度和幹部人事制度，用制度管權、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建立健全制度，就是要建立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使用權有責、用權有章、用權有度，做到權力的規范、科學運作，不給稅務幹部濫用職權、以權謀私、以權受賭、以權違法等行為製造制度空隙，從源頭上預防。
一是建立領導責任機制。一把手要成為反腐倡廉的第一責任人，要負總責，並成立領導小組，加強對反腐倡廉工作的領導。要建立定期述職、述廉、議廉、評廉制度，針對存在的問題不斷提出整改措施。要建立領導責任制、科室責任制、崗位責任制「三位一體」的責任體系，層層分解落實責任，每年簽訂黨風廉政建設責任狀，強化考核，兌現獎懲。要強化過錯追究機制，敢於動真碰硬，對不正之風敢抓敢管敢查處，有效防止不廉潔現象的發生。
二是要建立制約機制。在黨風廉政建設方面，要建立健全考廉制度、個人收入申報制度、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廉政檔案制度、廉政獎金制度、禮金禮品上交登記制度、幹部購買私車住房申報制度、八小時外重大事項報告制度等等。在內部的行政管理制度上，要建立健全財務管理制度、經費使用審批制度、固定資產使用管理制度、財務例行審計制度、領導幹部離任審計制度，基建項目招投標制度。在幹部管理方面，要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抓緊制定體現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要求的幹部實績考核評價標准，完善幹部考察的制度和辦法，擴大幹部人事工作中的民主，加強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監督。認真貫徹《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不斷完善和規范競爭上崗、考察預告、任前公示、任職試用期等制度，落實群眾對幹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進一步加大幹部交流的力度，落實幹部交流輪崗等制度，完善幹部任職迴避制度，落實和完善領導幹部辭職制度，探索實行幹部任期制度。
三是要完善征管體制。進一步優化稅收業務流程，明確職責分工，建立完善的、操作性強的崗責體系，加強徵收、管理、稽查各環節的業務銜接；健全稅收管理員制度，明確工作職責，實行定期輪崗，建立監督制約機制，並作出廉政規定；建立和完善稽查、審計和監察工作的首查責任制，全面推行復查制度；通過完善征管體制，形成權力層層分解、工作環環相扣、相互聯系制約的科學嚴密的管理鏈條，規范稅收執法行為。
四是建立執法責任機制。要建立全員崗位執法責任制體系，要結合稅收工作實際，制定崗位執法責任制，推行執法程序化、規范化、標准化，明確責任、量化指標，做到以事設崗，以崗定責，明確每個崗位的主要工作職責和操作要求，使業務操作過程中，都能符合依法辦事的原則；要按照崗責體系狠抓責任制的落實，使每一個崗位人員都能做到在其位謀其政、在崗盡職、在崗勤政，努力提高辦事效率和工作的正確程度，保證幹部公正執法、文明執法，減少和杜絕以權謀私、侵害群眾合法權益等行為的發生；要嚴格執法責任過錯追究制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要監督、侵權要賠償、違法要追究。對於稅收執法各個環節出現的違法違規行為都要進行追究。對崗位責任人出現違章操作，或未盡崗位職責的要做到嚴肅追究和查處，防止以權謀私、玩忽職守、失職瀆職等行為的發生。
五是建立健全科學的評估預警機制。要建立健全科學的評估預警機制，堅持靜態與動態相結合、內部與外部相結合的原則，暢通信息渠道。要通過來信來訪、領導班子考察、巡視檢查、經濟審計、案件查處等途徑，獲取有關信息。特別注重從機構調整、人事變動、重大節日、婚喪嫁娶及幹部社交圈、生活圈、娛樂圈了解和掌握信息。加強預警信息的評估和分析，對獲取的信息要及時進行梳理、分析，正確評估和判斷腐敗行為的苗頭和動向，從中發現案件線索，並研究制定解決問題的相關措施，不斷完善機制和制度，關口前移，防範在先，把腐敗現象遏制在萌芽狀態，確保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原則的實現。
三、強化監督，構建反腐倡廉監督網路。
強化監督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環節。權力的濫用是最大的腐敗。失去監督的權力，極易走向腐敗。針對不同層次和特點，把多種監督有機結合起來。一是強化黨內監督。認真執行黨員民主生活會、黨員大會、黨支部委員會等黨內生活制度，定期上好黨課，組織黨員、幹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持黨的先進性，始終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注重發揮紀檢監察等內部監督的作用，著力解決廉潔從稅等問題。二是強化群眾監督。建立幹部廉政檔案，結合公務員考核和幹部考察，對幹部進行全面的民主評議，把廉政考核情況與經濟利益和政治榮譽掛鉤。三是強化社會監督。通過聘請特邀監察員，召開徵求意見座談會，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檢查工作，組織監察人員深入企業、納稅戶走訪，問卷調查，發放廉政監督卡設舉報電話等形式，從外部對稅務人員進行監督，形成監督合力，把稅收工作置於社會監督之下。四是加強輿論監督。通過民主評議行風，納稅服務評價，優化投資環境等活動，藉助報紙、電台、電視台等新聞媒體，對幹部執法行為進行監督，對不廉潔行為公開曝光，督促整改。五是加強紀律監督。對不同崗位的幹部行使的事權、財權進行執法監察，建立幹部違紀舉報制度，認真開展信訪調查工作，及時掌握違紀情況和案件線索，全方位防止有法不依，為稅不廉問題的發生。

Ⅳ 60米跨公建紀委反腐倡廉教育中心，帶一層的地下室，地下室高度為4.2m，地上6層，能否不設縫，詳細點。

這個怎麼說呢，如果嚴格按照GB50010-2010《混凝土結構設計規范》中8.1.1條的要求，現澆式回的框架、剪力牆及框答剪結構的伸縮縫最大間距都沒有超過60M的。可8.1.3條又給出了伸縮縫最大間距可以適當增大的幾個條件，但是在超出多少米范圍內才可以使用這幾個條件，規范沒有明確，這個它也明確不了，所以只能讓設計者自己去判斷了。
個人覺得，如果是60M的框架或框剪結構，規范要求最大間距是55~50M，僅長出了5~10M，可以不設縫，設置一道基礎至屋面的後澆帶即可。當然了，這還要看審查人的意見，因為每個人對規范的理解不一樣，如果審查人堅決不同意，那也沒辦法。
我在做剪力牆結構的時候，50~60M有時也不設縫的，只設後澆帶，一樣審過。

Ⅵ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有哪些

有《警鍾長鳴》、《歧路》、《高速公路上的腐敗陷阱——省交通廳系列腐敗回案剖析》、《蛻變答——市廳級領導幹部典型案例剖析》、《底線失守的代價》等等。

拓展資料：

反腐倡廉，亦稱「懲腐倡廉」。即反對腐敗，倡導廉政。政治倫理學術語，屬政治道德范疇。廉政建設的基本內容。思想道德建設的集中體現。要廉政就必須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中國共產黨歷來堅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經濟體制轉換的改革開放的時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行動綱領。

2014年12月19日，由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商務印書館等主辦的「漢語盤點2014」年度字詞今揭曉， 「反腐」列年度國內詞。

2015 年1月，外媒稱，中紀委紀擴大了調查范圍，將著名書法家和音樂家等文藝圈人員也劃入了調查對象。其原因為，文藝圈人員利用與喜愛收藏字畫的高官的私人關系，為行賄商人和官員提供了方便。

Ⅶ 網路反腐的網上舉報

官方網路舉報最早出現在2003年。那一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始建立網路舉報平台，而2005年12月28日，中央紀委、監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紀委信訪室、監察部舉報中心的網址。這標志著，網上舉報正式納入了官方權威反腐渠道。
新華社在09年也通過新華網公布了中央和地方網路舉報方式
據知情人透露，「其實，2003年的時候，中央紀委已經有人提議開通舉報網站，但當時考慮到網路的安全性問題，怕泄密。到了2005年覺得安全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才正式推出。」如今，全國已有15個省級紀檢監察機關相繼開通舉報網站。
相對於民間網路舉報的爭吵與喧鬧，官方的網上舉報走的是一條沉穩的路子，不事張揚，而事功漸成。中央紀委網上舉報中心僅開通半年，就受理舉報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舉報、有效舉報比較多。而最高檢提供的數字顯示，全國網上舉報案件數量年均達3萬多件。「網上舉報已經成為舉報人向檢察機關提供線索的主要途徑。」最高檢控告檢察廳舉報工作處副處長白會民說。
據調查，80%的職務犯罪是通過舉報發現的。舉報在反腐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充分發揮舉報的質量對於有效打擊腐敗尤為重要。「網上舉報，是一條最經濟、最便捷、最互動和最保密的舉報方式。」2005年初在全國首批開通舉報網站的四川省紀委信訪室主任黃秀川對記者說，「在網上，匿名的舉報者也能和辦案機關進行互動交流，這是傳統的信訪方式無法比擬的。」
「網路舉報的利用率也越來越高，尤其是在經濟發達地區。」最高人民檢察院控告檢察廳舉報工作處處長何延安告訴記者，江蘇某檢察院曾在9個月，一共查處了12起經濟大案，其中有8件是來自網上舉報。
為什麼民間網路反腐能引發大眾狂歡，而官方的網上舉報的影響卻顯得有些波瀾不興呢？「因為我們對網上舉報強調保密，整個過程只在我們和舉報人之間進行，不像一些民間網站那樣大肆宣揚炒作。」
網路廉政文化清風撲面
中共中央頒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中強調：「加強反腐倡廉網路宣傳教育，開設反腐倡廉網頁、專欄，正確引導網上輿論。」
全國各地反腐機構積極運用網路載體進行反腐倡廉的宣傳教育，搶占網路文化的制高點。大量的反腐倡廉歌曲、廉政公益廣告在網路上廣為傳播。在五彩繽紛的網路文化中，廉政文化已然成為一朵奇葩，卓爾不群，幽香自遠。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任建明認為，網路具有信息傳遞迅速、信息量大、受眾面廣等特點，並且集文字、聲音和圖像於一體，在廉潔教育的推廣上有傳統媒體無法比擬的特殊優勢，通過網路公開腐敗案例具有強烈的警示震懾作用。如中央對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案件的處理以及原國家葯監局局長鄭筱萸因受賄、玩忽職守被判處死刑，這些重大案件在網路上迅速地傳播開來並引起了網民的熱烈討論。
全國從中央到地方，從省市到區縣，從黨政機關到企業院校，紛紛建立了獨立域名的廉政網站，有的建立了廉政網頁，有的設立了廉政專題，還有的在全國知名的門戶網站上開辟廉政文化宣傳窗口。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現有的官方廉政網站已超過200家。
四川省紀委宣教室副主任郭世一對記者說：「網路是知識群體比較集中的地方，是當前最重要的輿論陣地之一。通過網路開展反腐倡廉宣傳，不僅讓群眾知曉我們在做什麼，增強他們對反腐敗的信心，也能消除誤解，澄清錯誤認識。現在，四川省市縣三級都已經開通了廉政網路，有的地方幹得風風火火。」
記者在網上打開「四川平昌廉政網」，這雖然只是一個縣級紀委的門戶網站，但自7月正式公開運行以來，瀏覽量已逾18萬人次，平均每天有1200餘人次瀏覽。記者發現，該網站的「舉報中心」特設「紀檢監察幹部監督崗」，方便群眾通過郵件反映對紀檢監察幹部的監督意見。
在網路的信息高速通道上，網路廉政文化的形式也在不斷推陳出新。山西省新絳縣紀委在網上建了中國第一個紀委博客「絳州廉政博客」，作為「了解社情民意的一個通道」。7月下旬，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紀委、區西門街道黨工委等推出國內第一個以廉政文化建設為主題的網路游戲《清廉戰士》。雖然這款游戲面世後引發爭議不斷，並於3周之後宣布關閉，但它還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反腐的新思路。
電子政務成腐敗剋星
當前，以網路為基礎的電子政務已經在我國各級政府推廣和應用。人們驚奇地發現，它在提供了高效透明規范的管理和技術功能的同時，其反腐的效果也日益顯現。
北京大學電子政務中心主任楊鳳春認為，電子政務開啟了我國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局面，實現了反腐敗從管人到管事、從思想到業務、從紀律到流程、從事後查處到實時監控、從內在自我控制到外部技術控制的轉變，從而降低了監督和追懲的成本，提高了反腐敗的效率和「效度」，創新出了具有技術誘致能力的技術防控腐敗的制度環境和文化。
權力缺乏必要的限制、權力的運作不透明往往是產生腐敗的兩大原因。而電子政務具有公開、透明的特點，它可以用「陽光」殺滅滋生腐敗的「病菌」。利用網路可將公共權力的范圍公之於眾，也使政府行為更具公信力。如河北省邯鄲市專門建立了行政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網，列出「權力清單」，接受民眾的監督。廣東省推廣「實時在線財政預算監督系統」，將省級國庫集中支付系統與省人大聯網，實現人大對財政預算執行情況的實時、全程監督。11月我國首個政府采購網上監督系統——蘇州政府采購網上監察系統正式啟動。該系統集廉政監察、效能監察、執法監察於一體，全程監督模塊涵蓋了政府采購從中介機構選定到驗收付款的全過程，進行全方位的監察。
絕大多數官員腐敗案件與行政審批有關。深圳市紀檢監察機關曾經做過一項統計，深圳建市以來，因腐敗而被繩之以法的黨員幹部，90%以上都涉嫌行政審批——領導幹部腐敗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批」出來的。因此深圳市對行政審批制度進行了信息化改革，運行行政審批電子監察系統。在這個系統下，軟體系統會自動採集每一項行政審批辦理過程的詳細信息，監察機關同步監控行政審批的實施過程。服務窗口上還設有視頻監控，能夠現場監督公務員的服務態度和辦事效率等情況。
據統計，全國已經建立1900多個行政審批服務中心，把過去分散式、封閉式、串聯式的審批，改為集中式、開放式、並聯式的審批。從7月1日起，成都市對多項企業市場准入前置審批項目試運行並聯審批制度，申請人不用再分頭到各審批部門辦理手續，只要通過市政務服務中心的綜合窗口提交一份申請材料，各部門就可以通過網路連接實行在線審批。
網路就像一個透明魚缸，權力的運作在其中纖毫畢現。有人說，利用網路反腐敗雖不是萬能的，但它的透明度無疑使它成為腐敗的一大剋星。而今，網路反腐已日益成為世界潮流。在第四屆全球反腐敗論壇上，一些西方國家代表和專家建議將互聯網作為一種控制和預防犯罪的工具。他們建議各國政府建立一種便於各企業和市民關注和評估政府的服務質量的電子系統，以避免出現腐敗問題。

Ⅷ 我黨在反腐倡廉方面經歷了哪幾個歷史階段

一、建國前的反腐敗斗爭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誕生到1949年成為全國執政的黨，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和地下斗爭時期。艱苦的斗爭環境，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忠於黨的事業，勤政廉潔的好黨員、好乾部；另一方面，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關頭，也都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和投機革命的人，在剝削階級思想影響下走上腐敗道路。因此，我們黨一貫重視自身隊伍的建設，堅決抵制剝削階級影響，防止和清除黨內的腐敗現象。

1. 大革命時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國共兩黨實行合作，中國共產黨的隊伍有了迅速發展，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400餘人猛增到1925年的3萬餘人。隨著黨員隊伍的擴大，難免混進一些投機分子，他們趁革命高潮之機撈取個人利益。因此，中共中央於1926年8月4日發出了《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漲時，許多投機腐敗分子均會跑到革命隊伍中來，一個革命黨若是容留這些不良分子，必定會使黨陷於腐化，不僅不能執行革命任務，且將為群眾所厭棄。所以應該堅決地清洗這些不良分子，同他們作堅決的斗爭，才能鞏固革命營壘，才能樹立起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這個《通告》是我黨頒布的第一個懲治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黨在幼年時期就十分警惕剝削階級思想對黨的腐蝕，並鄭重表示黨對腐敗現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時期的反腐倡廉斗爭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部隊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進軍，迅速開辟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形成了比井岡山時期更加高漲的革命局面。但是，隨著紅軍戰爭的勝利發展，在紅四軍黨內、軍內以及根據地政權中也逐漸產生了某些消極腐敗現象。有的人不願意在艱苦的鄉村創建根據地，要紅軍開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還有少數人置軍令軍紀於不顧，帶著錢財，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這些消極腐敗現象嚴重影響紅軍戰爭和根據地政權的存在和發展。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決議》除對建黨建軍的基本原則做了明確規定外，還提出了黨和軍隊幹部的廉政建設問題。《決議》分析了紅四軍黨內、軍內出現的一些消極腐敗現象，如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享樂主義、平均主義等，指出它的結果將會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擔負不起斗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決議》著重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要求用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瑞金紅色政權的建立，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為人民服務的廉潔政府，它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同反動派進行斗爭的政治保障。但是，由於復雜的歷史和社會原因，在蘇維埃政府中也有少數幹部滋生了消極腐敗現象。他們亂用公款，揮霍浪費，甚至發生貪污犯罪現象。當時瑞金縣機關一個月內用紙費達200餘元（銀元），燈油費126元；該縣財政部會計科科長唐某侵吞各軍政機關交來的餘款、糧票等，合銀元共2000餘元。這不僅破壞了黨的優良傳統，敗壞了人民政府的聲譽，而且給革命根據地財政帶來很大困難。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員會發布了《幫助紅軍戰爭，實行節儉經濟運動》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開展反對貪污浪費的斗爭，「驅逐各地政府中的貪污分子出蘇維埃」。1933年1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又發布《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規定了「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等具體懲治條例。這場斗爭歷時二年零八個月，到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時止。這次反腐敗斗爭的特點是：①充分依靠群眾。1932年3月中央蘇維埃政府成立了檢舉委員會，提出「把檢舉運動造成廣大的群眾運動」，從而把反腐敗斗爭引向高潮，造成了強大的聲勢和廣泛的群眾基礎。②把反腐敗斗爭與廉政建設結合起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先後制定並實施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一切重大的財政經濟問題都要經過代表會議討論，並受代表會議監督，真正體現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調動了人民群眾參加斗爭的積極性。中央蘇區還頒布了統一的稅收條例和細則，建立了預決算制度和會議制度等，便於群眾監督。③注重幹部的思想教育。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作報告說：「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斗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後還應用力。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

中央蘇區的反腐敗斗爭是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探索廉政建設的一次重要嘗試，為後來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後的廉政建設積累了重要經驗。

3.抗日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我黨領導人民在敵後和邊區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據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情況極為復雜。國民黨堅持「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在經濟上，根據地承認地主階級的剝削，鼓勵發展私營工商業。因此，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意識以及國民黨的思想作風必然會腐蝕我們的隊伍。革命隊伍中出現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極思想，繼而又出現貪污腐化現象。此類現象在基層政權中尤為嚴重。針對這種情況，陝甘寧邊區黨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中共中央《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立即執行。1939年8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制定了《懲治貪污條例（草案）》，其他各抗日根據地民主政府也都頒布了類似的條例法規等。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1939年受理貪污案件84件，1940年受理115件，1941年上半年又有36件。民主政府的反腐敗斗爭，收到了明顯效果。這次反腐敗斗爭的特點是：①執法嚴格，出擊有力。根據各抗日民主政府頒布的懲治貪污法規條例中的規定，貪污數目在1000元以上者，均處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例如，1933年參加革命的原陝甘寧邊區貿易局副局長（當時任清澗具張家畔稅務所主任）肖玉壁因貪污公款3050元，被判處死刑。因此，當地群眾稱陝甘寧邊區為獎廉肅貪的模範。民主政府的聲譽迅速傳遍全國，吸引了大批愛國志士奔赴延安，參加抗日。②共產黨員犯法，從重治罪。1937年10月5日，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槍殺了陝北公學學員劉茜同志。案發後，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大肆渲染「發生在延安的桃色事件」，引起不良影響。對此，一部分同志認為，黃克功從小參加紅軍，經過井岡山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對革命作過重大貢獻，在此民族危難之緊要關頭，應對他免除死刑。當地群眾也對此議論紛紛。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對此案件作了認真研究，經中共中央同意判處黃克功死刑，並召開公審大會以教育廣大幹部和群眾。毛澤東同志就此案給審判長雷經天的信中說：「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③把反腐敗與對幹部的廉政教育結合起來。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強調：「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範。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乾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後來，毛澤東又寫了《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等闡述革命人生觀的光輝篇章，教育黨員和幹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4.解放戰爭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派出大批官員下山「摘桃子」，任意將收復區的民有企業、私人房屋指為敵產加以沒收，而後據為己有。國民黨的這種貪污搶占風氣，不可避免地影響共產黨員中某些不堅定的分子。當時在新解放區也發生了一些貪污現象。因此，1946年7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指出：「必須檢查和糾正各地已經發生的貪污現象。」1947年5月東北行政委員會頒布了《東北解放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隨後其他各大解放區也都頒發了同類條例。各條例首先明確規定貪污罪的界定范圍是：在土改中侵佔或竊取群眾斗爭果實者；繳獲敵人物資應交公而私行留用者；憑借政治地位或職權，勒索強占、強征、強募財物或受賄者；吞沒或盜賣公物、公糧、公產者等等。這些條例還規定了嚴厲的懲辦措施。如東北地區規定貪污2萬斤高粱米市價以上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晉冀魯豫規定貪污7000斤小米市價以上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各解放區嚴格執行懲辦貪污條例，懲辦了一批貪污犯罪分子。與此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新進行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紅軍時代創立的，根據各大解放區軍隊執行的情況，經過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於1947年10月以解放軍總部訓令形式重新向全軍頒發，要求深入教育、嚴格執行。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短短三年多的時間里，解放區黨政軍的反腐倡廉建設同國民黨統治區的貪污腐敗形成鮮明對比。共產黨深得群眾擁護，民心所向勝過百萬雄兵，這是中國共產黨能夠用小米加步槍打敗國民黨八百萬軍隊，奪取全國勝利的重要原因。

二、建國後的反腐敗斗爭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產黨從領導根據地解放區的局部政權轉變為掌握整個國家命運的執政黨，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也是共產黨面臨的比革命戰爭更加嚴峻的考驗。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民主人士黃炎培曾向毛澤東提出共產黨如何避免「始興終亡」的問題。毛澤東回答：依靠民主制度和人民群眾的監督。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時，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嚴肅地告誡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決議：對黨的領導幹部一不作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會後不久，黨中央由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遷往北平。毛澤東離西柏坡時登車後向周恩來風趣地說：我們要進京趕考。我們進北京，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1. 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在歷史的轉折關頭，總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機分子是要掉隊的。新中國的成立使一部分黨員幹部產生了「革命到頭」的思想，表現為居功自傲，不求上進，貪圖享受，甚至走上貪污犯罪的道路。為此，中共中央於1950年5月1日發出了《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主要內容是整頓各級領導幹部中存在的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以及少數人的貪污腐化傾向，中心是加強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以保持黨的群眾基礎和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純潔性。這次整風根據延安整風的經驗，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學習文件，提高認識，自我檢查和組織幫助的方法，收到了一定效果，促進了國民經濟恢復和各項社會改革的進行。但是，仍有少數黨員幹部沒有接受黨的教育，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走上了腐化墮落的道路。他們勾結私商以各種手段侵吞、盜竊國家財物，有的收受賄賂，包庇資本家偷稅、漏稅。據不完全統計，1951年底僅中央人民政府系統的27個單位中就發現1760多人有貪污行為。同時在黨政軍機關和人民團體中的鋪張浪費、大吃大喝風氣也相當嚴重。

1951年10月天津專署一位幹部向河北省委揭發了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專員張子善嚴重違法亂紀，進行巨額貪污的事實，引起河北省委重視，並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立即批轉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認真研究，注意發現所屬單位的同類事件。

1951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一次黨內指示中指出：「反貪污反浪費一事，是全黨一件大事」，「我們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發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1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貪污斗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5]。指示強調「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是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隨後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到1952年2月底，全國共查出貪污1000萬元（相當於新幣1000元）以上的大貪污犯105916人，占貪污犯總人數的8.8%（總數為120多萬人），運動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52年2月1日，北京市舉行公審大會，宣判了總額為億元（相當於新幣10000元）以上的7名大貪污犯。中國畜產公司業務處副處長薛崑山（貪污23億元，相當於新幣23萬元）、公安部行政處副處長宋德貴（貪污6.4億元，相當於新幣6.4萬元）分別處以死刑和無期徒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開萬人公審大會，宣判全國解放初期最大的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挪用公款總計171.6272億元，相當於新幣171.6272萬元）死刑，震動了全國，成為共產黨執政後反腐敗的第一聲巨雷。

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案發，促使黨中央下決心發動「三反」運動，清除黨內已經滋長起來的腐敗現象，從而凈化了黨風和社會環境。這是一場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也是一場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移風易俗的群眾運動。此後，「奢侈浪費可恥，艱苦樸素光榮」的觀念深入人心，「為官不貪，為人民服務」的新風尚盪滌了舊社會的腐朽丑惡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