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武漢是不是有個黃陂區軍事訓練基地
武漢市警.察實戰訓練基地選址於黃陂區灄口街，距灄口鎮中心2 km，地處後湖北岸半島，用地以北0.5 km處有岱黃高速公路經過。
② 吉鴻昌是誰
吉鴻昌1895年10月18日出生於河南省扶溝縣呂潭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受父親影響，吉鴻昌幼年即具有愛國思想。1913年秋天，不滿18歲的吉鴻昌棄學從戎，投入馮玉祥部當兵。因驍勇善戰，屢立戰功，從士兵遞升至軍長。1930年9月，吉鴻昌所部被蔣介石改編後，任第22路軍總指揮兼第30師師長，奉命「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吉鴻昌大義凜然地說：「我能夠加入革命的隊伍，能夠成為共產黨的一員，能夠為我們黨的主義，為人類的解放而奮斗，這正是我畢生的最大光榮。」1934年11月24日，經蔣介石下令，被殺害於北平陸軍監獄。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吉鴻昌被定為全黨褒揚的革命烈士。周恩來總理在1971年指出：「吉鴻昌同志由舊軍人出身，後來參加共產黨，犧牲時很英勇，從容就義，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跡出書。」 1984年，在吉鴻昌烈士犧牲50周年前夕，扶溝人民在烈士陵園吉鴻昌烈士陳列館前，為烈士塑了銅像。鄧小平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鴻昌將軍犧牲五十周年紀念輯》題寫了書名。聶榮臻親筆題詞：「民族英雄吉鴻昌烈士永垂不朽！」 1995年，在吉鴻昌烈士誕辰100周年之際，李鵬、喬石、李瑞環、劉華清、張愛萍、遲浩田、程思遠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分別為吉鴻昌烈士題了詞。 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③ 朱德同志什麼地挑起糧食
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55）。軍事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字玉階。1886年月1日生於四川儀隴馬鞍場李家灣一個貧苦佃農家庭。6歲讀私塾，20歲上中學。1907年考入四川高等學堂附設體育學堂，畢業後任儀隴高等小學堂體育教習。1909年入雲南陸軍講武堂學習，並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11年畢業後，被派到雲南新編陸軍任副目（副班長）、司務長、隊官（連長）。同年10月30日在昆明「重九起義」中，率部參加攻陷總督衙門的戰斗。後參加援川軍，支持四川起義軍。1912年起任雲南講武堂軍事教官，滇軍營長、團長等職。1916年率部入川，參迦納溪戰役。次年升任少將旅長。參加過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五四運動」前後，開始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為尋求革命真理，1922年他拋棄官職，到上海、北京尋找中國共產黨，曾先後拜訪孫中山和陳獨秀，並向陳獨秀提出入黨請求，但未被接受。同年9月前往德國留學。11月經中共旅歐組織負責人張申府、周恩來介紹，在柏林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在哥廷根市格奧爾格·奧古斯特大學哲學系學習期間，利用業余時間研究軍事，並領導哥廷根中國留學生會。1925年1月返回柏林，因從事革命活動兩次被捕。7月赴蘇聯莫斯科，先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後到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村莊接受軍事訓練。在研究蘇俄內戰時期的游擊戰術時，提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游擊戰原則，並設想回國後「必要時拖隊伍上山」。1926年7月回國，被中共中央派往川軍楊森部做統戰工作，敦促該部對炮轟萬縣城區的英國軍艦進行還擊，並參與領導了反對英帝國主義製造「萬縣慘案」的群眾斗爭。11月與楊闇公、劉伯承組成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軍事委員會，領導瀘（州）順（慶）起義，策應北伐戰爭。1927年1月奉命到江西南昌，在國民革命軍第3軍創辦軍官教育團並任團長，多次派出學員幫助開展工農運動。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長，並撥出槍支武裝江西省農民協會組織的農民自衛軍。
1927年8月1日參與領導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起義前夕，他利用自己與駐贛滇軍的舊關系，在掌握敵情、部署力量、麻痹敵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保證了起義的順利舉行。起義後任第9軍副軍長、軍長。10月，起義軍南下廣東失利後，在強敵尾追、孤立無援、思想混亂的嚴峻局勢下，和陳毅等一起率領余部堅持斗爭，並在贛南的天心圩、大庾（今大余）、上堡對所部進行三次整頓，加強黨對部隊的領導和基層政治工作，加強組織紀律建設，領導部隊由單純打仗轉變為同時做群眾的工作，發動農民進行打土豪的斗爭，並開始從正規戰向游擊戰轉變，使部隊的面貌煥然一新。他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與國民革命軍第16軍軍長范石生建立合作關系，使部隊得到補充和休整，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與陳毅等領導發動湘南起義，佔領宜章縣城，組建工農革命軍第1師並任師長。月底在坪石戰斗中，運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的戰術，接連打垮國民黨軍許克祥部6個團。2月起又率部攻克多座縣城，建立蘇維埃政府，並將各縣農軍組編為3個師和兩個獨立團，實行插標分田，開創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相結合的新經驗。4月同陳毅率起義軍轉移到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並任軍長。5月起與黨代表毛澤東指揮所部進行五斗江、草市坳、龍源口等戰斗，挫敗國民黨軍多次「進剿」和「會剿」。期間，與毛澤東共同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同年冬，紅4軍為打破敵人封鎖，發起下山挑糧運動。他和戰士們一道翻山越嶺，下山挑糧，來回100多里，在紅軍中傳為佳話。
1929年初與毛澤東率紅4軍主力出擊贛南、閩西，在中共地方組織和群眾武裝的配合下，相繼建立了贛南、閩西蘇區（後發展為中央蘇區）。12月在中共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作軍事報告，並參與制訂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大會決議（古田會議決議）。1930年6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1軍團總指揮。8月起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紅軍總司令，與總政治委員毛澤東一道領導部隊實現了從以游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並巧妙抵制「左」傾冒險路線的錯誤指導，使紅軍避免了因強攻大城市而可能遭受的嚴重損失。同年11月至1931年9月，同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採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連續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使中央蘇區得到鞏固和發展。1931年1月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7月發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一文，論述了紅軍的階級性質、歷史任務和必須具備的6項基本條件，進一步明確了紅軍的建設方向。11月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執行委員，並被任命為中革軍委主席。1933年春同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周恩來一起，指揮部隊採取大兵團伏擊殲敵的戰法，在地方武裝的密切配合下，於黃陂、草台崗等地殲滅國民黨軍主力近3個師，取得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6月發表《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指出「紅軍軍人要以唯物的辯證法來研究和運用戰術」，「決不容有一成不變的老章法來指揮軍隊」，闡明了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弱點，在運動中予以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2月在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