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之間有什麼關系兩者之間是怎樣相互影響的
首先介紹一個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義大利經濟學家於1922年提出。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一、對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的總體評價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分配製度堅持市場取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利因素1、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從農村居民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超過2000元，2002年達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從城鎮居民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8.6％。2、從總體上講，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型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當前，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4、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外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5、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5％、16.23％、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然而必須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後，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主要表現為：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特別是近兩年，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1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2、財產的集中度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越來越大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當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32。3、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內部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校與此同時，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現象。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規范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職工工資現象；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實行工效掛鉤企業的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的4％的標准進入，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5、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格局還遠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二、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財稅政策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於個人收入分配活動與財政收支有著特定聯系，財政政策可以說是政府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從我國轉軌期經濟運行和制度安排特點以及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三個角度看，運用財稅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要妥善處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經濟增長與增長福利分配之間的矛盾改革之後的中國在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GDP規模快速膨脹，但增長福利分配呈現出逐步拉大趨勢，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相對來講反而下降，低收入群體規模有所擴大。很顯然，現在有必要利用財稅手段調節好經濟增長的分配基矗這種調節的難點在於把握好公平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約束效率的遞增。第二，合理解決培育中等收入階層與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增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規律性傾向，對消費進步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從理論角度看，這兩者之間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約束性，其表現是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的規模勢必要影響中等收入階層的狀況，從而制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張。第三，妥善處理創造就業機會與轉移支付資金之間的矛盾財稅政策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有兩個切入點：一是創造就業機會，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掙取收入的機會；二是在個人之間進行收入的轉移支付。從理論上講，這兩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現是財政資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長。很顯然，確定合理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就是要在創造就業和轉移支付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配比。綜上所述，可確立以下一些個人可支配貨幣收入財稅調節政策：第一，在各級財政之間合理劃分收入分配調節事權收入分配調節涉及各級財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劃分事權。由於我國是區域經濟極度不平衡的國家，收入分配調節事權不可能相對集中，確定全國范圍內相對統一的調節標准也就不是一個務實的選擇。為此，收入分配調節的基本事權應按居民屬地來劃分。但考慮到各級財政收入汲取能力的體制性和資源性差異，可把收入分配調節財力支持劃入轉移支付體系。進一步說，上級財政可從專項轉移支付角度向下級財政撥付資金彌補下級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財力不足。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為了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針對性，中央財政對向省級財政轉移扶貧資金時可指定地區和類別。省級財政則可向符合條件的下級財政確定收入調節補助。這種補助額的確定應以各地收入、物價和人口狀況為依據，而不必尋求補助標準的統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時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立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在於我們准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這種模式在現實情況中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葯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准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第四，調整相關稅制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並降低稅率，特別是3000元？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收入應採取低稅率政策，因為這一收入區間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界限，稅率過高會抑制中國的消費擴張，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在房產稅方面，可考慮在把房產分類的基礎上，把中高檔私人住房納入征稅范圍，稅率從低、征管從嚴。當然，這要以進一步規范房產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費為基礎。第五，在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中設立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對低收入群體子女來講，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實現收入階層轉換的基本條件。為此，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以及有條件的市級財政可在教育經費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這筆資金可通過教育部門根據一定的原則無償補助給符合特定條件的已考入大學的低收入群體子女。中央財政的這筆專項資金可向西部地區傾斜，經濟發達的省份可把此類資金更多地向省內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傾斜。
原因：
（1）以為勞動者的個人稟賦和家庭負擔不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必然產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2）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擁有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社會成員也必然會產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3）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價值規律和競爭的作用下優勝劣汰，使具有不同競爭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現差距
（4）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以及不同經濟領域和部門之間客觀上存在差別，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⑵ 我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原因有哪些
地區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發展速度的差異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擴大的現象，最突出地表現在不同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全國來說，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擴大。在一個省內不同地區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顯擴大的趨勢。
造成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發展速度。地區居民收入差距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而不是採取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思路。改革開放以來，不論東部沿海地區或中西部地區，都出現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例如1991年至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遞增率，廣東省高達21％，貴州省為14％，與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比較，貴州14％的年增長率也是相當高的，但是與廣東等沿海地區相比，差距迅速拉大。這樣就得出一個判斷，中國地區差異的擴大，是在各地區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發生的，是前進中的問題。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是前進過程中的問題而掉以輕心。中央多年來已採取了有力措施，推動了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在於二元經濟結構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三大差別之一，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沒有隨著經濟發展有所縮小，反而有所擴大，則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實際上是二元經濟結構的反映。農民從事的產業是傳統農業，傳統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比較低，劉易斯認為只能「維持生計」。農民收入低是傳統農業的產物。城鎮居民從事的產業，劉易斯稱之為「現代產業」，就是現代製造業、信息業和服務業。現代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職工能夠得到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正確的政策思路有兩條：一是把傳統產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從而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將傳統產業中大量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現代產業中去，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現在的問題是，傳統農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的速度不理想，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中央已經發現了這些問題，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取消農業稅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已經對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貧富差距的成因符合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設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三個表現是，在城鎮居民中先富裕起來的群體與貧困群體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農民中先富裕起來的群體與貧困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這是最為人們關注的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
先富群體與貧困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原因有多種，第一，佔有資產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資產等要素帶來的非勞動收入可能還會有所增加，這就使可以取得非勞動收入的群體與貧困群體收入差距出現繼續擴大的趨勢。第二，人力資本投資多少不同。人力資本投資的差別表現為工資收入的差別是世界各國普遍出現的一個經濟社會現象。隨著勞動力市場的發育，人力資本投資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別越來越明顯。這種差別表現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資收入多少。第三，體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目前的就業體制、社保體制等不盡合理，有可能造成某些群體的收入高一些，某些群體的收入低一些。
由此得出結論，收入差別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問題，而不是市場取向的改革思路。這符合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設，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會迅速擴大，爾後暫時穩定，在增長的後期逐漸縮小。目前中國可能正處於收入差距擴大的階段。
⑶ 目前城鄉社會保障制度有什麼區別
中國城鄉抄社會保障制度襲差異及解決路徑探析 摘要：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化」，導致了目前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二元特徵。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差異使中國農村居民基本保障權益受損、遭受社會不公正待遇，同時也是社會收入分配扭曲的表現。必須通過價值理念、政策調整和制度保障加以改變，實現真正的城鄉一體化和全體國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社會目標。 關鍵詞：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差異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社會文明的進步的標志，是彌補自由市場經濟缺陷、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安全閥」，是社會收入的「調節器」，社會矛盾的「緩沖器」，社會安全的「保護器」。但由於歷史原因和國家政策的偏向，城鄉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收入水平、經濟結構等諸多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城鄉社會保障呈現相互獨立且不同的制度格局。與城鎮相比，農村社會保障總體呈現出社會保障水平低、項目少、應急性、短期性以及社會化程度低等特點。導致農村居民不能與城市居民共同分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延緩了中國全面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實現[1]。 一、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差異表現 1.社會保障模式依賴路徑差異。中國城
⑷ 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因素有哪些
首先介紹一個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義大利經濟學家於1922年提出。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一、對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的總體評價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分配製度堅持市場取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利因素1、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從農村居民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超過2000元，2002年達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從城鎮居民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8.6％。2、從總體上講，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型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當前，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4、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外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5、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5％、16.23％、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然而必須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後，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主要表現為：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特別是近兩年，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1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2、財產的集中度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越來越大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當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32。3、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內部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校與此同時，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現象。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規范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職工工資現象；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實行工效掛鉤企業的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的4％的標准進入，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5、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格局還遠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二、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財稅政策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於個人收入分配活動與財政收支有著特定聯系，財政政策可以說是政府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從我國轉軌期經濟運行和制度安排特點以及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三個角度看，運用財稅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要妥善處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經濟增長與增長福利分配之間的矛盾改革之後的中國在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GDP規模快速膨脹，但增長福利分配呈現出逐步拉大趨勢，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相對來講反而下降，低收入群體規模有所擴大。很顯然，現在有必要利用財稅手段調節好經濟增長的分配基矗這種調節的難點在於把握好公平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約束效率的遞增。第二，合理解決培育中等收入階層與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增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規律性傾向，對消費進步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從理論角度看，這兩者之間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約束性，其表現是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的規模勢必要影響中等收入階層的狀況，從而制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張。第三，妥善處理創造就業機會與轉移支付資金之間的矛盾財稅政策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有兩個切入點：一是創造就業機會，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掙取收入的機會；二是在個人之間進行收入的轉移支付。從理論上講，這兩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現是財政資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長。很顯然，確定合理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就是要在創造就業和轉移支付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配比。綜上所述，可確立以下一些個人可支配貨幣收入財稅調節政策：第一，在各級財政之間合理劃分收入分配調節事權收入分配調節涉及各級財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劃分事權。由於我國是區域經濟極度不平衡的國家，收入分配調節事權不可能相對集中，確定全國范圍內相對統一的調節標准也就不是一個務實的選擇。為此，收入分配調節的基本事權應按居民屬地來劃分。但考慮到各級財政收入汲取能力的體制性和資源性差異，可把收入分配調節財力支持劃入轉移支付體系。進一步說，上級財政可從專項轉移支付角度向下級財政撥付資金彌補下級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財力不足。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為了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針對性，中央財政對向省級財政轉移扶貧資金時可指定地區和類別。省級財政則可向符合條件的下級財政確定收入調節補助。這種補助額的確定應以各地收入、物價和人口狀況為依據，而不必尋求補助標準的統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時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立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在於我們准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這種模式在現實情況中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葯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准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第四，調整相關稅制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並降低稅率，特別是3000元？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收入應採取低稅率政策，因為這一收入區間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界限，稅率過高會抑制中國的消費擴張，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在房產稅方面，可考慮在把房產分類的基礎上，把中高檔私人住房納入征稅范圍，稅率從低、征管從嚴。當然，這要以進一步規范房產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費為基礎。第五，在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中設立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對低收入群體子女來講，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實現收入階層轉換的基本條件。為此，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以及有條件的市級財政可在教育經費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這筆資金可通過教育部門根據一定的原則無償補助給符合特定條件的已考入大學的低收入群體子女。中央財政的這筆專項資金可向西部地區傾斜，經濟發達的省份可把此類資金地向省內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傾斜。原因：（1）以為勞動者的個人稟賦和家庭負擔不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必然產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2）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擁有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社會成員也必然會產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3）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價值規律和競爭的作用下優勝劣汰，使具有不同競爭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現差距（4）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以及不同經濟領域和部門之間客觀上存在差別，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⑸ 城鄉經濟的差距具體表現在哪
我國經濟的顯著特徵之一就是城鄉二元經濟，其基本表現就是城鄉居民在經濟上有 很大的差距。對於城鄉居民的經濟差距，人們一般從橫向角度觀察，即同一年份城鄉居 民的經濟差距有多大（比如，除了個別年份，我國城鎮居民的經濟收入水平始終比農村 居民要高1倍以上，有時高出近2倍），而較少從縱向角度分析，即城鄉居民的經濟差距 究竟有多少年？比如1997年的農民經濟狀況相當於10年前還是15年前的城鎮居民？顯然 ，這種分析對於研究農村城市化，預測城鄉差距發展趨勢及縮小城鄉差距具有重要的價 值。 一、我國農村居民在經濟上落後於城鎮居民15年左右 在收入指標上，我們選取城鎮居居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於統計的局限性，1994年以 前的該指標可以用人均全部收入替代）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消費指標則從總量和結 構兩方面來選擇。在總量上，選擇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和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 出；在結構上，則選擇人均肉蛋魚消費量、人均衣著消費支出、每百戶自行車及電視機 擁有量等指標。為消除價格變動的影響，我們以1985年價格為100，對有關價值類數據進 行了價格指數調整。此外，為避免偶然性，所有數據均以三年平均值進行。研究結果表 明，收入指標反映的城鄉差距在15年左右；消費指標反映的城鄉差距比較長的為20-25年 ，比較短的是10年左右，平均起來，可以認為城鄉在消費方面的差距大約也為15年左右 。這樣，結合收入與消費兩方面的指標，可以推斷目前我國城鄉居民的經濟差距大約為 15年左右。 當然，城鄉居民的經濟狀況確實存在著一些不可比因素。城鎮居民享受住房、醫療 、各種補貼等大量的隱形福利，這些都沒有體現在可支配收入中。農村居民則在通過自 產以廉價獲得部分生活消費品和居住寬敞的房屋上具有優勢，這些因素究竟誰大誰小難 以判定。為簡化計，我們假定這些因素相互抵消。 二、我國城鄉居民經濟差距的超長期（2030年）展望 （一）城鄉人口增長趨勢 目前，我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仍高達70%左右，這樣就使城鄉差距問題異常突出 。但是另一方面，隨著城市化程度的發展，當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1/10以下時， 城鄉差距問題就不會再像現在這樣沉重，也許會有所淡化，這一點已為經濟發達國家所 證實。根據城市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結合世界各國的發展實踐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的具體 情況，我國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每年要下降1-1.5個百分點，因此我國城市化水 平在2030年可達到85%，屆時，城鄉差距研究可能讓位於城城差距或行業差距研究。 （二）城鄉收入差距的發展趨勢 衡量城鄉居民經濟差距的諸多指標中，收入指標一直是居於主導地位的。因此，城 鄉經濟差距縮小的根本途徑是提高農村居民的相對收入水平。如果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保持同一增長速度，則城鄉經濟差距會像現在一樣仍然 很大。過35年後，由於農民比重已下降到15%以下，因而城鄉經濟差距已不具有戰略意義 。如果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快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則城 鄉經濟差距會趨於縮小甚至消除。假如今後3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比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速度高2.5個百分點，則到2030年時城鄉差距完全消失 ；假如高出3個百分點，則到2025年城鄉差距消失；假如高5個百分點，則到2015年城鄉 差距消失；假如高1個百分點，則城鄉差距在2030年時僅縮小一半。 據此，我們可以推斷：我國城鄉居民經濟差距的基本消除或消亡，快則需要20年， 最慢則需要35年，綜合起來大約需要30年左右。也就是說，15年城鄉經濟差距需要用30 年的時間追趕才能消除。因此，縮小城鄉經濟差距的任務是長期而艱巨的。
⑹ 金平城鄉經濟發展差異原因與對策分析
城鄉收入差距的直接表現是貧富差距在拉大，地區之間的城鄉收入差距也存在顯著差異。
對策：
第一，完善政策促進農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近年來，國家針對「三農」問題持續出台幾個「中央一號文件」，給予了農業發展的重大政策支持。雖然在相關政策的指引下農業有了長足發展，但是為了保證農業持續、健康發展，國家應該繼續加大對農業的政策扶持，如財政支持、土地政策支持、金融支持、稅收，特別是在土地政策方面，要完善當前統分結合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土地流轉，保持中國8億畝的土地紅線，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
第二，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
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堅持把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重點放在農村，深入推進新農村建設和扶貧開發，全面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著力促進農民增收，保持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壯大集體經濟實力，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著力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推進一體化，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第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即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同時又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必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准和最低工資標准，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創造機會公平，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第四，改革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推動勞動就業創新
城鄉二元體制戶籍制度使城鄉之間形成了一條不可逾越而且差距很大的壁壘，而這個屏障不僅阻礙了技術、資金、在城市和農村地區之間的流動，更嚴重的阻礙了城市和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也使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不能正常進行，所以就使城鄉之間不能同步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城市和農村地區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所以只有徹底改變目前的二元戶籍制度，使勞動力逐漸轉移，才能促進勞動就業和創新。
這才是解決城鄉收入差距的關鍵所在改革戶籍制度並不是對現行的戶籍制度全盤否定，現行戶籍制度也有它存在的合理之處，也有它的好處，所以說改革要做到「取其精華，剔其糟粕」，把現行戶籍制度中合理的部分，堅定的肯定並貫徹落實下去，而現行戶籍制度那些不合理的地方要堅決地剔除。而現行戶籍制度對社會管理仍然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它不僅為國民經濟規劃與勞動力配置提供很重要的數據，也通過戶口登記確定了公民民事權利與行為能力，維護社會治安，促進社的穩定。現行戶籍制度存在不合理，急需改革的地方在於隨著戶籍制度而誕生的就業權、受教育權、遷徙、社會保障、醫療服務和其他福利措施。所以說只有正確對待戶籍制度，才能使對它的改革順利進行下去。
戶籍制度的改革，其最終目的是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所以，要在戶籍改革的時機，清楚所有阻礙到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歧視性政策法規，制定城鄉同意的就業資格准入制度，建立與完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讓農民有機會參與到城鎮崗位的競爭之中。然後，就要規范的行為，落實《勞動法》及其他法規的相關規定，保證農民的合法權利，杜絕「同工不同酬」現象發生，這樣才能推動勞動力就業創新。
第五，重視農村教育，提高農村居民素質
教育是民族振興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教育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作用，發展農村教育能夠提高農村居民素質，促進社會公平，促進農村生產力發展。然而，目前中國的農村教育落後，勞動生產率低，教育水平低，使農民素質不高，收入不高。為了提高農村居民的整體素質，提高生產力，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我們必須優先和農村教育的發展。
首先要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應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與支持，完善農村教育經費保障體制。要發展農村教育，首先就得繼續貫徹和落實農村九年義務教育制度，落實最基礎的教育，使農村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其次要大力加強農村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大力推廣農業技術，培養有文化、有技術的農民，這樣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最後要加大農村師資隊伍的建設，提高農村教師的數量與質量、促進和推動農村教育的全面發展。
第六，堅持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社會保障制度能夠有效的穩定社會促進和諧，隨著我國現階段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能夠有效的縮小城鄉差距、穩定社會、促進和諧、實現小康。但在這一階段，由於社會保障體系長期困於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很多地方還存在偏差，導致社會保障水平低下，社會發展滯後，同時也存在管理的不和諧現象。農村居民享受到的社會保障與城市居民相差甚遠，據調查全國有70%的農村居民享受不到10%的社會保障。因此要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完善農村居民養老保險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切實使農村居民「能看病，看得起病」、「老有所養、老有所依」。
⑺ 城鄉有什麼差異
你問題中的城鄉經濟結構發展差異，主要是指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差異。以下是關於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差異的有關內容。看看吧，希望幫得了你。
簡介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一般是指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並存的經濟結構。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後；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於農村；相對於城市，農村人口眾多等。這種狀態既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這些國家相對貧困和落後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
解決和突破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應是在發展農村經濟的基礎上走農村城市化道路，實現城鄉良性互動，逐步減少農村人口，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增加城鎮人口，轉變生產增長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優化第一產業結構，促進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從而提高農村整體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決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的根本出路。
（1)對農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
為解決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出現的新問題，即現有的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客觀上要求必須對農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要全面提升農產品品質、優化區域和城鄉結構，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解決當前農產品賣難和農民增收難的問題，而且要立足於農業的長遠發展。與食品消費結構多元化、高級化趨勢相適應，我國農業產業結構也必須由以種糧為主和以種植業為主的傳統農業產業結構，向多元化、高級化的現代農業產業結構轉變。農業產業化，通過一體化的利益機制，把貿工農連為一體，可以形成「龍頭」在城鎮、「龍身」在農村的「龍形」經濟，這無疑又有利於促進城市化的發展。要使農民收入繼續有較快的增長，必須加快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打破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擴大農產品市場容量及農業經營規模，拓展農業發展空間，增加農民收。應逐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機會平等。
（2)繁榮農村經濟
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途徑是繁榮農村經濟。要架起農戶和市場之間的橋梁，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也帶來了千家萬戶的農民如何和大市場連接的問題。農業產業化經營將農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連接起來，因而是將農民和市場連接起來的有效途徑。加入世貿組織後，我國農民面對的是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我國果品、蔬菜等園藝產品和畜產品在價格上是有競爭優勢的，但在出口上也遇到了衛生檢疫等綠色壁壘。提高農產品質量是我國農產品走向國際市場的前提。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必須加快我國城鎮化進程。小城鎮和大中小城市是一個體系，必須協調發展，並要促進小城鎮和鄉鎮企業的結合，加快小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
在具體的實現路徑上，在微觀層面上要通過農民市民化、農業工業化、農村城市（鎮）化這「三化」來完成城鄉生產方式一體化、生活方式一體化、市場體系一體化，「三化」中農民市民化是根本；上在宏觀層面，要通過國家逐步改變對城鄉的二元宏觀政策，實現城鄉平等的一體化宏觀管理。只有這樣，才能使市場經濟體制的「組成要件」走向城鄉一體化，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最終建立和完善。
（3)致力於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
要消除城鄉差別，糾正城鄉失衡，不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決制度不公和失當的問題，也要進行制度創新，解決制度無力和失效問題。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從目前來看，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必須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實現政策的統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須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動人口管理，引導農村富餘勞動力平穩有序轉移；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加強引導和管理，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加快城鎮化進程，在城市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農業人口，可按當地規定在就業地或居住地登記戶籍，並依法享有當地居民應有的權利，承擔應盡的義務；推行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快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設；實施稅收制度改革，取消一切不應由農民負擔的各種稅費。在取消農業特產稅的基礎上取消農牧業稅；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統一，農民與城市居民一樣只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不再負擔其他任何稅費；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改革農地徵用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及時給予農民合理補償；推進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財政體制，實現城鄉公共財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過改革，消除造成城鄉隔離、阻礙城鄉融合的制度性障礙，實現城鄉之間資金、技術、物資、人才、信息、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的形成奠定基礎。必須致力於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加大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支持和保護的力度，實現社會的公正。當前尤其應增加各級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特別是增加國家對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支出，要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就必須振興農村，對農民「少取、多予」。
制度建設不僅要有助於實現城鄉經濟上的融合，也要求實現和保障農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權的基礎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礎，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
3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有何重要經濟意義？
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關系提高農民收入、協調社會發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重大舉措，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1）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提高農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2）只有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才能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今後，只有根據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進行統籌，才能明確財政體制和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方向，使較多的資金投向農村教育、衛生、生態環境保護等領域，使城鄉居民的教育和醫療保健條件更為平等，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更為牢固。（3）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有利於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不斷改善，有利於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有利於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4）城鄉分割消除後，生產要素的流動順暢了，這同樣有利於城鄉企業的資產重組，從而可以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來關閉、合並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的企業。（5）建立有利於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之一。只有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改變二元經濟結構，才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8億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實現全面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國的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我們黨歷來重視「三農」問題，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城鄉差距、工農差距仍呈不斷擴大的趨勢。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我們必須統籌城鄉發展，站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決「三農」問題，實行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統籌城鄉發展，必須更加註重加快農村發展。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農村社會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
（一）首先要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去認識改革和完善那些導致其產生並存在的有關制度措施；並建立和完善相關制度供給機制，進行制度創新。
（1）徹底取消現有的一切導致二元社會結構產生的各項規章制度，如戶籍制度、勞動就業制度、分割的教育體系、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這樣在清除了這些人為地導致二元社會結構存在的障礙，就為城鄉社會結構的一體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從制度上改變工農產品定價的「剪刀差」傾向，加大財政支農、金融支農的力度，擴大國家和各級財政對農村的諸如水利、道路、信息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人，強化農村有形市場的建設，並將之納人國家統一大市場之中，支持農村各種要素市場發育、建設和發展，尤其是要加強資金、技術、人才等農村發展所緊缺的生產要素市場的快速發展，以盡快將農村的要素和產品市場都納人國家統一的大市場之中。
（3）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農業剩餘的轉移載體作用。在西方二元理論中，它沒有考慮農業剩餘轉移到現代部門的機制。這對於同時包含著制度變遷的中國經濟的結構轉變來說，顯然是不能充分地成立的。市場機制本身處於不斷的完善之中也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因此，農業剩餘在中國不僅要靠市場，還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分配和再分配，轉移到現代部門。其中，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農業剩餘的轉移起到重要的影響。
（4）創建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土地流轉制度，從制度上為農村的規模經營和產業化經營奠定基礎。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既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約束之一，也是農地拋荒、農業勞動生產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改革勢在必行。
（5）農村稅費改革必須標本兼治，堅決貫徹執行並從制度上保證，進一步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完善相關配套改革。一是要精簡機構，裁減超編人員，壓縮經費，從根本上控制「經費需求」。同時要規范政府行為，做到權力與部門利益徹底分離。二是要完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否則，我們推廣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最終也難以走出「黃宗羲定律」下。
（二）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彌補城鄉市場差異；增強農民的購買力
目前，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的農產品產量、質量，農村非農產業等對農民增收均構成了制約，因此，要著手進行以下六個方面的農業結構調整，切實促進農民增收。一要調整農產品供給結構，實現農產品由低質多量到高質適量的轉化；二要調整農產品區域種植結構，實現農產品區域種植從無分工到有分工的轉化；三要調整農業種植業結構，使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後等各環節中從種植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行業；四要調整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比例結構，改變農業初級產品佔多數、佔主導的局面，實現農業初級產品到加工產品的的飛躍，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五要調整農產品市場結構，實現農民不參與流通、農商分離、由政府主導農產品流通到向由農民自己主導並參與市場流通的轉化；並積極進行組織創新，創建新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和中介組織，推動農村市場體系建設和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減少市場風險，構建連接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橋梁和中介，保護農民的利益。六要調整農村第一產業與第二、三產業比例結構以及第二產業內部比例結構，改變農產品加工、運銷等落後的局面，通過內涵和外延性的結構擴張，使農業形成結構層次多樣，具有一定規模特點的現代農業結構。進而，通過產業擴張，也帶動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調整，使農民從有限的土地上，從單純的生產環節中分離出去。
（三）積極轉變思想觀念，大力培育農民的現代意識，從意識形態上消除二元結構，幫助農民完成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
「教育是一個人獲得現代性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⑾通過教育灌輸社會要求，提高個人認知水平，使農民認識、理解和掌握社會的規范，並內化為個人意識，這是培育農民現代意識的最直接的途徑。要消除意識形態的二元結構，教育重點應放在下面幾方面：
（1）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培育求知意識。學校教育是形成現代性的主要力量。教育與人的意識水平密切相關，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較能夠接受新的東西，包括新的觀念、新的行為模式。愚昧從來都是與保守、惰性聯系在一起的，而知識常與進取、求變的心理相互促動。
（2）加強WTO知識教育，培育開放意識、競爭意識和規則意識。作為一個國際經貿組織，WTO本身就是一個規則體系，它的權威就是通過一系列的規則體現出來的，它的宗旨、原則、規則無不貫穿著開放競爭的觀念，但作為WTO的新成員，中國大多數人對WTO都比較陌生，文化素質相對低下的農民更是如此。因此，在農民中進行WTO知識的宣傳教育，也就成了培育農民現代意識的重要途徑。通過教育幫助中國農民了解WTO對中國的要求，幫助農民正確分析形勢，正視自己的優劣，揚長避短，沉著應對，樹立開放、競爭、規則意識，消除城鄉意識二元結構，積極參與市場的競爭，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3）加強市場經濟知識的教育，培育市場意識。農民的市場意識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農民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了解程度和參與能力，特別是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封閉性與大市場開放性的矛盾，常使沒有市場意識的農民在市場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讓他們了解市場經濟對農民的要求，從而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
（四）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學合理的推進城市化進程，是我國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基本途徑
我國承受著數量越來越多而素質較低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巨大壓力，而城市吸納能力有限，因此，必須重新審定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方針與發展道路。我們認為，我國城市化模式應採取城鄉結合、上下結合、大中小結合的多途徑綜合模式。
所謂「城鄉結合」，即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過程，既不能僅僅是職業非農化的鄉村就地轉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賴城市來吸收的異地轉移，而應從城鄉兩方面共同努力，把「離土不離鄉」與「離土又離鄉」結合起來，在條件成熟時，將「離土不離鄉」的人口轉化為「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上下結合」是城市建設投資和發展動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國家投資與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資、集體投資、外資和個人投資等結合起來。「大中小結合」是指在城市規模等級上，要發揮各級城市對產業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發展大中城市和發展小城鎮對立起來。
城市化的基本動力和作用機制是市場化機制，既通過市場的引導，通過產業的積聚和擴散功能來實現。在上述各項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各級政府要進行科學規劃和加強引導，把城市化的立足點在於國民經濟結構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有效轉移。
（五）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政府管理面臨著挑戰，轉變管理模式成為城市化能否得以順利推進的關鍵。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對城市化進程的管理模式
在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農民遷徙而來的「城市人」行為的二元性，也是現階段城市本身的二元性，它使城市事務具有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的混合特徵。社會出現分化，新的矛盾和沖突隨之產生。面對城市化進程中政府事務的新內容和新特點，既不能簡單沿用農業社會的傳統管理手段，也不能搬用以現代城市為特徵的工業社會管理模式。
為適應城市化進程中社會關系的新格局，有序推進城市化建設，政府需要探索一種適合轉型期特點的管理模式，不僅需要行之有效的適合城市化時期的「科學管理」模式，轉變政府行政職能，調整行政決策、管理方式及各項規章制度；同時，需要形成非科學的「倫理管理」模式，即以倫理關系為基礎，注重對「非正式組織」的管理，用倫理的價值管理手段協調城市化過程中的特殊事務，進而形成「科學管理」和非科學的「倫理管理」的二元模式。
一方面，城市化是傳統與現代的紐帶，在這個過程中，首先必須用科學管理模式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二元沖突。另一方面，城市化是逐步從傳統向現代的轉換，城市事務中大量的問題是與農業社會共生的問題，對此，政府管理存在著「控制盲區」。因此，有必要用非科學的倫理管理模式協調和處理「非正式組織」中的矛盾，理順轉型期城市內部的利益結構和關系。
⑻ 城鄉居民之間存在著哪些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
總的來說，這是各方面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既有體制因素，如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的城鄉分割；又有政策因素，如投資、財政、金融、價格管理政策的不協調等；也有發展方面的因素。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的社會，整個社會的發育程度農村慢於城市，農村的工業化慢於城市，農村的城鎮化慢於城市，農村的基礎設施如道路、飲水、能源、通訊、交通等都比城市差很多。
通過數據可以刻畫分析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五個方面：第一，由於城市存在著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的限制，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遲緩，農業相對生產率低，工業和農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差別擴大，導致城鄉差別擴大。到2001年，我國農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經降到了15.2％，但是農業就業人員仍然佔全部就業人員的50％。從1996年到2001年，農業增加值的比重由20.4％下降到15.2％，而農業就業人員的比重僅由50.5％降到50.0％。這意味著50％的農業勞動力只創造15.2％的產值。實際上，從9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就一直遠遠低於工業勞動生產率，變動的趨勢也是逐步下降的，而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則是逐步上升的。如果按1990年的不變價格計算，工業勞動生產率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比值由1990的4.8∶1上升到2001年的12.9∶1。
第二，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擴大，9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來曾一度縮小的價格「剪刀差」再度擴大，使得農業的貿易條件惡化了。自1997年以來，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農村工業品價格指數、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都在下降，但是農產品價格下降的幅度遠遠快於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下降的幅度，使得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再度形成，而且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第三，從城鄉的投資結構看，進入90年代以來，農村投資增長速度放慢，投資比重下降。1990～2001年，我國農村的集體、個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幅度平均為17.3％，明顯慢於城鎮24.8％的平均增長速度。農村集體、個體固定資產投資佔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到2001年已下降到19.5％，已降到1981年以來的最低點。城鄉投資結構向城鎮傾斜，導致城鄉差別擴大。
第四，從財政資金的流動情況看，從農村拿得多，給予的少，財政資金從農村凈流出，財政支農支出比重下降。2001年，農村資金通過財政渠道凈流出額高達1078億元；財政支農比重逐年下降，1978年為13.4％，1990年降到10％，到2001年已經下降到8％。
第五，從信貸資金的流動情況看，資金也是從農村凈流出的，金融部門的支農力度也在減弱。到2000年，農村信貸資金凈流出額已經高達4048億元。國有獨資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革，減少了地方分支機構，有的則把分支機構從農村撤出；同時，又增加了從農村吸收資金的渠道———郵政儲蓄，只從農村抽血，不給農村輸血。各大商業銀行向城市集中，農村出現嚴重的資金短缺。
⑼ 中國城鄉差距為什麼這么大
地區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發展速度的差異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擴大的現象，最突出地表現在不同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全國來說，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擴大。在一個省內不同地區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顯擴大的趨勢。
造成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發展速度。地區居民收入差距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而不是採取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思路。改革開放以來，不論東部沿海地區或中西部地區，都出現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例如1991年至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遞增率，廣東省高達21 %，貴州省為14%，與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比較，貴州14%的年增長率也是相當高的，但是與廣東等沿海地區相比，差距迅速拉大。這樣就得出一個判斷，中國地區差異的擴大，是在各地區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發生的，是前進中的問題。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是前進過程中的問題而掉以輕心。中央多年來已採取了有力措施，推動了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在於二元經濟結構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三大差別之一，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沒有隨著經濟發展有所縮小，反而有所擴大，則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實際上是二元經濟結構的反映。農民從事的產業是傳統農業，傳統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比較低,農民收入低是傳統農業的產物。城鎮居民從事的產業，劉易斯稱之為「現代產業」，就是現代製造業、信息業和服務業。現代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職工能夠得到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正確的政策思路有兩條：一是把傳統產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從而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將傳統產業中大量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現代產業中去，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現在的問題是，傳統農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的速度不理想，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中央已經發現了這些問題，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取消農業稅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已經對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三個表現是，在城鎮居民中先富裕起來的群體與貧困群體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農民中先富裕起來的群體與貧困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這是最為人們關注的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
先富群體與貧困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原因有多種，第一，佔有資產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資產等要素帶來的非勞動收入可能還會有所增加，這就使可以取得非勞動收入的群體與貧困群體收入差距出現繼續擴大的趨勢。第二，人力資本投資多少不同。人力資本投資的差別表現為工資收入的差別是世界各國普遍出現的一個經濟社會現象。隨著勞動力市場的發育，人力資本投資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別越來越明顯。這種差別表現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資收入多少。第三，體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
目前的就業體制、社保體制等不盡合理，有可能造成某些群體的收入高一些，某些群體的收入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