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居民收支與gdp關系

1. 為何我國政府財政收支佔gdp比例先降後升在上升過程中，我國財政支出與收入規模為何曾兩度形成較大差

根據瓦格納法則等對財政支出規模的一般性描述，財政支出規模(或者說，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的發展變化的一般趨勢是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而上升，達到一定水平則相對穩定;同時，由於各國國情的不同，因而不同的國家以及同一個國家的不同發展時期，這一比重的高低也是不同的。我國財政支出佔GDP
比重的發展變化有本身的特殊性。
改革開放後我國財政支出絕對數除1980、1981兩年負增長外，其餘年份都是增長的，而且增長速度不算很慢，財政支出增長率基本上是一條波折上升的曲線，有的年份波折度較大。但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的運行則是另外一種情形。1995年以前，由於財政支出增長速度慢於GDP增長速度，導致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一路下滑，1996年才停止下滑，1997年開始回升，而且回升速度較快。因此，改革開放後，我國財政支出佔GDP比重運行的曲線呈現先逐年下滑而後又逐年回升的特徵，這種發展變化的趨勢體現了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徵。
在經濟體制改革前，我國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是比較高的，這是由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決定的。一方面，實行「低工資、高就業」政策，在GDP的初次分配中，個人所佔的比重較小，同時許多個人生活必需品由國家低價乃至無償供給;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利潤乃至折舊基金幾乎全部上繳國家，相應地，它們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投資乃至更新改造投資都由國家撥付。簡而言之，在改革前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國家扮演了一個總企業家和總家長的角色，這種角色在GDP分配上的體現，便是實行「統收統支」制度，既然要「統」，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就必然較高。經濟體制改革以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經濟改革首先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調動起千千萬萬個微觀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使社會主義經濟充滿勃勃生機，為實現這一目標，實行放權讓利政策顯然是一個必要條件。因此，在改革之初，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個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和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階段。與此相對應，財政收入增長放慢了，許多項目的支出(特別是預算內基本建設支出)便在財政支出賬上或多或少有所縮小，有的甚至消失了，由此導致財政支出增長彈性和增長邊際傾向的下降，進而導致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出現逐步下滑的趨勢。而且我國列入預算內的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下滑的速度過快，下降的幅度過大，1979—1985年17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
但是，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的逐年下滑並不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我國經濟改革初期之所以逐年下降，是因為改變了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包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局面，調整政府職能和分配格局，激發經濟活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一旦經濟體制邁上市場經濟的運行軌道，隨著經濟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的加快增長，上述逐年下滑的趨勢理應逆轉，改革之初財政支出比重下降的趨勢會在某一時點中止，轉而趨於回升。我國財政支出增長彈性邊際傾向以及由二者決定的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都在1996年停止下降，1997年開始回升，特別是自1998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後，回升速度較快。我國目前的財政支出增長彈性和邊際傾向已遠遠超出美國，這是未來我國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繼續增長的重要因素。
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宏觀因素。
答：為探討財政支出的合理規模，必須從分析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因素入手。參照前人的規范性分析並結合本國財政支出發展變化的現實情況，尋求本國財政支出的最佳規模。歸納起來，經常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宏觀因素有經濟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和社會性因素三個方面：
(1)經濟性因素。主要指經濟發展的水平、經濟體制以及中長期發展戰略和當前經濟
政策等。關於經濟發展的水平對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如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的分析，說明了經濟不同發展階段對財政支出規模以及支出結構變化的影響。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財政支出規模的明顯例證，是經濟發達國家高於發展中國家。總體來說，我國長期內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制仍處於轉軌過程中。從經濟性因素來看，我國在經濟改革之初曾導致財政收入佔GDP比重的下滑，這是財政為經濟改革必須付出的成本和代價。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和經濟穩定的增長，財政收入增長加快了，但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夯實基礎設施等先導產業、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大力發展科學教育，保護生態環境、擴大就業領域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任務，卻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而且需要同時並舉。這就要求在一段時間內仍然需要適度提高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因而財政收入增長的可能性和財政支出規模增長的必要性，將是今後一段時間內財政運行的主要矛盾。
(2)政治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對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局是否穩定;二是政體結構和行政效率;三是政府幹預政策。關於政局穩定問題，皮科克與懷斯曼的分析已有所分析，當一國發生戰爭或重大自然災害等突發性事件時，財政支出的規模必然會超常規的擴大，而且事後一般難以降到原來的水平。政體結構和行政效率首先是和一國的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模式有關。一般來說，傾向於集中的單一制國家，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高一些，傾向於分權的聯邦制國家則相對低一些，北歐各國由於政府包辦高福利而導致財政支出規模最高;行政效率則涉及政府機構的設置問題，若一國的行政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經費開支必然增多，這是確定無疑的。政府的經濟干預政策也是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重要因素。顯然，政府通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與通過財政等經濟手段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具有不同的資源再配置效應和收入再分配效應，如通過政府管制和政府法令進行經濟干預，並未發生政府的資源再配置或收入再分配活動，即財政支出規模不變。不同財政手段的干預效應也是不同的。比如，財政資金的全額投資可以帶動社會的配套資金是無疑的，但如果採取財政貼息、財政補貼和稅收支出等手段投入，則可能以少量的財政資金誘發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並引導社會資金的使用方向，即發揮所謂「四兩撥千斤」的效應。
(3)社會性因素。如人口、就業、醫療衛生、社會救濟、社會保障以及城鎮化等因素，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財政支出規模。在發展中國家人口基數大、增長快，相應的義務教育、衛生保健、社會保障、失業和貧困救濟、生態環境保護以及城鎮化等支出的增長壓力便大。比如，我國在尚未實現工業化之前人口的老齡化已經來臨，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增加迫切要求加快城鎮化速度，加快經濟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國有企業改革帶來大量職工下崗失業等等，諸如此類的許多社會問題，會對財政支出不斷提出新的需求，構成擴大財政支出規模的重要因素。

2. 財政收支規模高於經濟增長規模的原因

財政收支規模不可能大於經濟規模。但財政收入（支出）增長率會常常高於GDP增長速度。
從理論上講，經濟增長是財政收入增長的基礎，財政收入增長與GDP增長保持同向變動，但實際中並不一定同步，而且往往表現為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快於GDP的增速，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一是價格依據不同。財政收入增速是按照現價計算的，沒有扣除物價上漲因素，而實際GDP增速是按照不變價核算的。
二是統計口徑不同。GDP統計范圍沒有完全涵蓋產生稅收的經濟活動，統計范圍小於稅收統計。
三是核算方法不同。主要體現在進出口方面，進出口額在GDP核算時與進出口環節形成的稅收、退稅等在計算財政收入時增減方向剛好相反。
四是GDP增長結構與財政收入的來源結構並不直接對應。GDP增長速度是第一、二、三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而經濟相對發達的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於第二、三產業。隨著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增長一般快於GDP增長，從而造成財政收入增長快於GDP。
五是反映經濟總量的GDP增長與經濟質量的變化並不同步。在經濟總量一定的情況下，經濟運行質量和企業經濟效益會影響所得稅等直接稅收入增長的速度。
六是稅收制度特性。一些稅種具有一定的累進性，如個人所得稅等，會使得這些稅種的收入相對於其稅基或GDP增長更快。
七是從稅收基本要素看，稅率的高低也會影響財政收入增長。但稅率較高，稅負加重時，稅收增長會更快，包括稅收的很多附加費也會更多增加，導致財政收入也更快。此外，稅收徵收強度也有一定影響。
八是財政收入中的很多非稅收入，如罰沒收入（罰款）、行政性收費等，與經濟增長與否關聯性不是太大。

3. 為什麼在Eviews軟體中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人均GDP不是一階單整

這三個變數能做到一階單整才是有bug。。。為了簡化回答您的問題，我們假設專人均消費支出屬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與人均GDP完全線性相關的，即，每增加1元的居民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固定增長a元，人均消費支出固定增長b元，由於人均GDP的增長會比較緩慢，這一假設應該是基本符合相關理論的。那麼這個問題就簡化為人均GDP是不是一個一階單整的序列。
我個人認為答案明顯是「不是的」。首先，這是一個比較常規的學術話題，您可以看看前人對於人均GDP平穩性的檢驗。大部分的實證結果應該都指向非一階單整的。其次，理論上來說，這個實證結果不難理解：第一，由於價格因素的影響，每期人均GDP的增長應該不會呈現出一個固定的均值，第二：就國內的數據來說，由於中國前期人均GDP有極大的增長（主要是由於資本投入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快速借鑒），1990-2008的人均GDP增長相比起08年以後的人均GDP增長有其特殊性，均值、方差出現時間上的變化很正常，甚至可能會有structural break，出現非一階單整很正常。

4. 中國最近十年GDP,財政收入，及增長速度，財政收入佔GDP比例，城鄉居民收入及其增長速度，消費支出的數據.

找了半天找到這些。GDP含金量沒聽說過，應該是某個學術說法吧，官方沒有這個統計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