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導致城鄉居民收入擴大的原因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不斷擴大的原因分析
關於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不斷擴大的原因,中國的學者很早就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歸結起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和不斷擴大,可以概括為是自然因素、政策和制度因素及其他一些非正常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1. 自然因素
農村的自然情況以及農業產業的自然屬性與城市以及城市工業之間所存在的自然差異,是導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以及不斷擴大的基本因素,或者稱其為自然因素。這里所說的自然因素包括：城鄉產業特性的自然差異、城鄉不同的聚居方式、城鄉之間地理位置的差異等方面。正是這些自然因素方面的差異,必然導致城鄉之間勞動生產率的差異。而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遠遠低於城市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擴大的一個現實原因。中國在1952—1978年期間農業增長了69.7%,工業增長了1 596%,工農業年平均增速比為5.58∶1,除了中國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產生的效果以外,自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1) 從產業特性的角度講,農產品具有收入需求彈性小的特點,註定了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後農業增長必然要慢於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二、三產業主要集中於城市)。即中國的城鄉經濟並非是同質的,城鄉收入並非源自相同的生產函數[10]。
(2) 城市和農村是人類社會兩種不同的社會聚居方式,形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資源分布方式。由於農業經濟的分散特徵和城市經濟的聚積效應,整個社會的貨幣資本、人力資本、技術、權利、信息、教育等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由農村向城市地區集中,集中的資源為居住於城市的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經濟便利和發展機會,也為資本效益的實現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資本追逐利潤流動,於是吸引更多的資本流向城市,導致城鄉社會資源、經濟資源分布的不對等。
(3) 中國農村居民人均佔有土地資源的限制也使農業僅僅是農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不可能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根據中國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統計數據,中國人口130 756萬人,其中農村人口74 544萬人,佔全國人口的57%。當年糧食、棉花、油料、糖料、蔬菜的種植面積計14 294萬公頃,農民人均佔有耕地僅0.19公頃。
(4) 中國城鄉居民之間社會地位的差異以及城鄉地理位置的差異也會給城鄉居民帶來不同的地位收益[11]。
2、政策和制度因素
幾乎所有研究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學者,都認識到具有明顯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及其制度安排,是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不斷擴大的現實影響因素,或稱其為政策和制度因素。中國在建國初期,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採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由於當時中國可供投入的要素匱乏,中國重工業發展戰略的實施表現在經濟政策上,自然形成了以農補工的具有明顯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並在制度安排上表現出了明顯的城鄉有別傾向①(註：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具有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的實施機制是被譽為「三套馬車」的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戶籍制度。)。這種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和相應的制度安排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改革開放以後,盡管國家逐步調整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但伴隨中國改革的不斷深入,在以往的體制中受益最大的城市居民為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對政府決策施加壓力的強大壓力集團,而來自城市利益集團的壓力是改革以來城市偏向制度得以延續的關鍵因素[12]151。
這種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和相應的制度安排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和不斷擴大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以農補工的經濟政策。為了給城市工業的發展提供支持,政府通過壟斷國際貿易,高估本國幣值,利用出口農產品補貼進口工業設備[13]；通過控制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形成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將農業剩餘轉移給城市工業；通過征地制度偏向城市的設計,將農民失地的損失轉化為城市工業部門的收益[14]。
由於中國政府所實施的以農補工的經濟政策,從1952年到1978年,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形式從農業轉移資金3 917億元,以稅收等形式轉移出資金935億元,兩項合計4 852億元,扣除同期財政返還給農業的各項支出,農業向外流出資金為3 120億元,相當於同期全民所有制非農業固定資產原值的73.2%。同時國家從國外進口的資本品及其他生產資料所需外匯的60%以上為農產品及加工品出口所得[13]。
(2)城鄉有別的社會運行機制。由於中國城鄉居民在福利制度、稅收、就業、人口遷徙等方面存在著城鄉有別的制度安排,使中國城鄉居民無論在收入水平上還是實際的生活水平上都存在著顯著的差距。在中國的等級序列排序中,無論是基本權利,還是生存條件,或是發展空間,農民始終處於社會等級關系的最底層。農民和城市居民的世襲等級關系,使得城鄉居民無論在教育、醫療、勞動保障、養老、福利等社會待遇上,還是在交換、分配、就業等經濟待遇上,都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差距[15]。
(3)城鄉有別的財政投入政策。由於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滿足公共產品需求的責任都落在政府的身上。然而,在中國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國家以及地方財政在提供公共產品的支出方面存在城鄉之間嚴重不均的現象,其具體表現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公共設施與基礎設施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城鄉供給差異。
❷ 城鎮居民比農村居民收入高的原因
收入差距。
目前，反映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最主要指標分別是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001年全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869.6元，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366.4元。從這兩個指標來看，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相當大。
1.城鎮人均收入是農民人均收入的2.9倍，城鄉居民收入比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前的水平。1978年時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農村改革開始後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點1.82：1，隨後城鄉收入差距又有擴大，到1990年城鄉收入比為2.2：1，1995年為2.71：1，目前已經達到2.9：1的歷史最高水平。我國城鄉人均收入比大大高於大多數國家不到1.5：1的水平。按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1995年36個國家的相關資料，城鄉差距超過2：1的國家只有3個，我國便是其中之一。
2.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接近農民收入增長速度的2倍。扣除物價因素，1990年到200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10％，而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約增長62％。
3.農民收入水平比城鎮落後8~9年。目前農民的收入水平只相當於1992~1993年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
4.農民人均收入比城鎮居民收入低4493元。1978年時農民年人均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隨後幾年每年再擴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就突破了4000元。預計2002年將突破5000元。1978-1985年城鄉收入差距每年擴大20-30元，1985-1992年每年擴大100多元，1992年以後每年擴大300~400元，最近兩年每年擴大500元。
城鎮居民的收入主要用於消費和儲蓄，而農民的純收入除要用於消費和儲蓄以外，還有一部分要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如果扣除農民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城鄉差距就更大。2001年農民家庭人均各種支出2780元，其中家庭經營支出佔696元，購置生產性固定資產支出78元，繳納稅費支出91元，非生活消費支出佔到家庭支出總額的31％。
城鄉差距擴大的原因
城鄉之間的差距首先與城鄉產業特性有關。現在的農村雖然已經包含了多種產業，但農業在其經濟結構中的重要地位，是其與城市區別的一大特徵。而農產品收入需求彈性小的特點，註定了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後農業增長必然要慢於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如果不考慮城鄉其他方面差別，單從產業自身的擴張性上來看，農村就自然地處在劣勢。城市產業比農村產業更具擴張性，一般情況下城市經濟發展要快於農村。最近10年中，我國GDP結構中，第一產業所佔比重下降了10多個百分點，相應地第二、第三產業上升10多個百分點。20世紀80年代由於農村改革率先啟動，農村在經濟機制上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農村的第二產業曾經有過較快的增長，但隨著城市改革的深化，導致農村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優勢已不復存在。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農村第二產業的發展速度已經明顯降了下來，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不少地方鄉鎮企業停滯不前，甚至還有萎縮。
非均衡發展戰略的慣性推動促使城鄉差距繼續擴大。非均衡發展戰略不僅使城市的產業快速發展，而且城市的各種基礎設施也不斷加強。近幾年盡管國家在農村電網改造等方面增加了投人，但國家所有大型電力、交通、通訊以及信息等基礎設施無不緊緊圍繞城市中心而展開。城鄉之間基礎設施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如果過去農村為企業發展所能提供的環境和條件與城市相差不大的話，那麼今天城市在基礎設施齊全、資金密集、信息暢通、市場活躍等方面優勢已經將農村遠遠拋在後面。企業為了追求效益，新項目的上馬普遍都選擇在基礎設施條件較好的城市及其輻射地區。城鄉物質基礎的差距將繼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差距。
不同的體制仍是城鄉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城鄉體制的差異大大縮小。但幾十年形成的城鄉兩種不同的社會運行機制，仍然在發揮作用，福利制度、稅收、就業、人口遷徙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可能會促使城鄉差別進一步擴大。比如城鎮福利制度在改革中不斷完善，但農村福利制度的建設還沒有能提到政府的議事日程上。即使已有的社會福利項目，農村與城鎮也有很大的差別。全國城鄉都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但農村中小學適齡兒童的入學率要大大低於城鎮，農村學生的輟學率、流失率高於城市。同樣是義務教育，國家財政撥款和教師工資城鄉間也存在較大差別。1995年全國普通小學每個學生的預算內事業支出265.78元，而農村只有198.69元，最高的上海達1216.85元；全國普通初中生人均預算內事業費支出492.04元，農村只有392.59元，最高的上海達1535.83元。在城鎮一些理所當然的社會福利，在農村農民還必須支付費用。如民兵訓練、計劃生育、優撫對象、鄉村公路、農村教育等都需要農民交費。盡管稅費改革取消了這些方面的收費，但增加了農業稅，實際上以農業稅的形式收取了這些費用。農民的年純收入只有2300多元，距個人所得稅收取的低限相差甚遠，但農民的農業收入卻要在未扣除生產成本的條件下繳納8.4％的農業稅及農業稅附加(稅費改革後)，如果將這一稅額摺合成以增加值為基礎的稅率，大致在40％，這與其他行業17％的增值稅稅率相比，反差極大。
城鄉隔離是城鄉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城鄉之間存在差異，城市在產業體系、基礎設施、制度安排等方面有明顯優勢，但只要城市和鄉村之間是相互開放的，各種要素的相互流動會使城鄉之間在經濟和社會綜合發展水平上保持相對的平衡，城鄉之間差距擴大就會受到一定的制約，城鄉間也許在某個方面差距會擴大，但在另外的方面會得到相應的彌補。我國城鄉差距的擴大，不僅在物質基礎上有差距，最主要的是城鄉間人口流動的限制，使城市人均的資源總量快速增加，而農村人均資源很難增長。一方面是產業不斷地向城市聚集，各種物質和文化成果向城市聚集，而另一方面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被嚴格控制，城鄉之間人均經濟和文化成果的佔有差距就不可避免地要擴大。
❸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地區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發展速度的差異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擴大的現象，最突出地表現在不同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全國來說，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擴大。在一個省內不同地區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顯擴大的趨勢。
造成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發展速度。地區居民收入差距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而不是採取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思路。改革開放以來，不論東部沿海地區或中西部地區，都出現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例如1991年至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遞增率，廣東省高達21％，貴州省為14％，與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比較，貴州14％的年增長率也是相當高的，但是與廣東等沿海地區相比，差距迅速拉大。這樣就得出一個判斷，中國地區差異的擴大，是在各地區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發生的，是前進中的問題。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是前進過程中的問題而掉以輕心。中央多年來已採取了有力措施，推動了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在於二元經濟結構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三大差別之一，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沒有隨著經濟發展有所縮小，反而有所擴大，則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實際上是二元經濟結構的反映。農民從事的產業是傳統農業，傳統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比較低，劉易斯認為只能「維持生計」。農民收入低是傳統農業的產物。城鎮居民從事的產業，劉易斯稱之為「現代產業」，就是現代製造業、信息業和服務業。現代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職工能夠得到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正確的政策思路有兩條：一是把傳統產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從而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將傳統產業中大量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現代產業中去，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現在的問題是，傳統農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的速度不理想，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中央已經發現了這些問題，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取消農業稅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已經對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貧富差距的成因符合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設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三個表現是，在城鎮居民中先富裕起來的群體與貧困群體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農民中先富裕起來的群體與貧困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這是最為人們關注的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
先富群體與貧困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原因有多種，第一，佔有資產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資產等要素帶來的非勞動收入可能還會有所增加，這就使可以取得非勞動收入的群體與貧困群體收入差距出現繼續擴大的趨勢。第二，人力資本投資多少不同。人力資本投資的差別表現為工資收入的差別是世界各國普遍出現的一個經濟社會現象。隨著勞動力市場的發育，人力資本投資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別越來越明顯。這種差別表現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資收入多少。第三，體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目前的就業體制、社保體制等不盡合理，有可能造成某些群體的收入高一些，某些群體的收入低一些。
由此得出結論，收入差別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問題，而不是市場取向的改革思路。這符合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設，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會迅速擴大，爾後暫時穩定，在增長的後期逐漸縮小。目前中國可能正處於收入差距擴大的階段。
❹ 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因素有哪些
首先介紹一個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義大利經濟學家於1922年提出。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一、對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的總體評價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分配製度堅持市場取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利因素1、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從農村居民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超過2000元，2002年達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從城鎮居民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8.6％。2、從總體上講，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型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當前，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4、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外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5、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5％、16.23％、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然而必須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後，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主要表現為：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特別是近兩年，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1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2、財產的集中度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越來越大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當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32。3、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內部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校與此同時，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現象。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規范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職工工資現象；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實行工效掛鉤企業的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的4％的標准進入，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5、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格局還遠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二、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財稅政策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於個人收入分配活動與財政收支有著特定聯系，財政政策可以說是政府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從我國轉軌期經濟運行和制度安排特點以及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三個角度看，運用財稅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要妥善處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經濟增長與增長福利分配之間的矛盾改革之後的中國在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GDP規模快速膨脹，但增長福利分配呈現出逐步拉大趨勢，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相對來講反而下降，低收入群體規模有所擴大。很顯然，現在有必要利用財稅手段調節好經濟增長的分配基矗這種調節的難點在於把握好公平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約束效率的遞增。第二，合理解決培育中等收入階層與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增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規律性傾向，對消費進步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從理論角度看，這兩者之間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約束性，其表現是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的規模勢必要影響中等收入階層的狀況，從而制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張。第三，妥善處理創造就業機會與轉移支付資金之間的矛盾財稅政策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有兩個切入點：一是創造就業機會，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掙取收入的機會；二是在個人之間進行收入的轉移支付。從理論上講，這兩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現是財政資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長。很顯然，確定合理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就是要在創造就業和轉移支付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配比。綜上所述，可確立以下一些個人可支配貨幣收入財稅調節政策：第一，在各級財政之間合理劃分收入分配調節事權收入分配調節涉及各級財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劃分事權。由於我國是區域經濟極度不平衡的國家，收入分配調節事權不可能相對集中，確定全國范圍內相對統一的調節標准也就不是一個務實的選擇。為此，收入分配調節的基本事權應按居民屬地來劃分。但考慮到各級財政收入汲取能力的體制性和資源性差異，可把收入分配調節財力支持劃入轉移支付體系。進一步說，上級財政可從專項轉移支付角度向下級財政撥付資金彌補下級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財力不足。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為了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針對性，中央財政對向省級財政轉移扶貧資金時可指定地區和類別。省級財政則可向符合條件的下級財政確定收入調節補助。這種補助額的確定應以各地收入、物價和人口狀況為依據，而不必尋求補助標準的統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時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立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在於我們准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這種模式在現實情況中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葯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准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第四，調整相關稅制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並降低稅率，特別是3000元？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收入應採取低稅率政策，因為這一收入區間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界限，稅率過高會抑制中國的消費擴張，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在房產稅方面，可考慮在把房產分類的基礎上，把中高檔私人住房納入征稅范圍，稅率從低、征管從嚴。當然，這要以進一步規范房產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費為基礎。第五，在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中設立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對低收入群體子女來講，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實現收入階層轉換的基本條件。為此，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以及有條件的市級財政可在教育經費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這筆資金可通過教育部門根據一定的原則無償補助給符合特定條件的已考入大學的低收入群體子女。中央財政的這筆專項資金可向西部地區傾斜，經濟發達的省份可把此類資金地向省內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傾斜。原因：（1）以為勞動者的個人稟賦和家庭負擔不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必然產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2）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擁有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社會成員也必然會產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3）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價值規律和競爭的作用下優勝劣汰，使具有不同競爭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現差距（4）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以及不同經濟領域和部門之間客觀上存在差別，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❺ 造成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少的原因是什麼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反映居民家庭全部現金收入能用於安排家庭版日常生活的那部分權收入。它是家庭總收入扣除交納的所得稅、個人交納的社會保障費以及調查戶的記賬補貼後的收入。
可支配收入=（家庭總收入- 交納的所得稅- 個人交納的社會保障支出- 記帳補貼）/家庭人口
從上面可以看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少，主要就是總收入少，稅及社會保障支出較多，人口多也有影響。
❻ 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有哪些
堅持把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努力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保障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第一節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
一、主要任務和目標
積極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建立健全居民收入增長長效機制，促進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生活質量與全市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不斷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十一五"時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6％。
二、主要政策措施
（一）建立城鎮居民增收長效機制。改進和完善職工收入與經濟效益協調增長機制，完善企業工資指導線和最低工資制度，在提高效益的基礎上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和離退休人員待遇。積極擴大就業，加快發展就業容量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和各類所有制中小企業；規范勞動力市場秩序，鼓勵勞動者自主創業和自謀職業，促進多種形式就業，增加城鎮居民收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適時提高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積極扶持生活困難群體自主脫貧。繼續完善和規范公務員工資制度。
（二）多渠道促進農民增收。加快農業結構調整，讓農民在農業功能拓展中獲得更多收益。積極發展專用糧食和蔬菜、林果、畜牧水產等高收益產業，促進農產品更新換代，提高產品附加值。加快特色產業基地建設，做大做強龍頭企業，健全營銷網路，提升農業產業化經營程度，帶動農民增收。培植規模化特色產業集群，促進農村分散生產要素向特色產業和城鎮聚集，拓寬農民就業空間和增收渠道。積極探索鄉鎮管理體制改革，治理亂攤派、亂收費，減輕農民負擔。加快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增加農民家庭工資性收入。
（三）建立健全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堅持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鼓勵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更加註重社會公平，以共同富裕為目標，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努力緩解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完善年薪制、職工持股、技術和知識產權入股等分配製度。合理調節行業收入分配，加強對壟斷行業和收入過高企業的工資內外收入的監管。規范職務消費和公務消費，加快推進機關事業單位福利待遇貨幣化。規范個人收入分配秩序，治理整頓不合理收入，依法取締非法收入。加大監察力度，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禁止拖欠、剋扣工資等侵害職工利益的行為。加強對城鎮低收入群體的扶助，發展和完善適合市場經濟體制的開發式扶貧機制。認真解決好低收入群眾的醫療、子女就學困難等問題。強化個人所得稅征管。
第二節改善居民消費結構
一、主要任務和目標
加快提高城鄉居民生活質量，促進以住房、交通、通信、衛生保健消費為熱點的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加快由生存型向發展型、享受型轉變，由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向追求高檔需求轉變，由重視生活水平提高向重視生活質量提高轉變。
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主要趨勢是：恩格爾系數穩步下降，2010年，城市將穩定在35％左右，農村將穩定在38％左右。積極推進公眾營養改善行動，優化居民膳食結構，促進食品消費向營養型、健康型發展；積極促進耐用消費品升級換代，推進綠色環保、節能性耐用消費品的普及；鼓勵提高服務性消費，擴大教育培訓、醫療保健、文教娛樂、旅遊休閑等服務消費和休閑消費；健全以普通商品住房為主、社會保障性經濟適用住房為輔的住房供應體系，2010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積達到17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積達到31平方米，居住環境和生產生活環境有較大改善。積極推進通信、計算機的普及，鼓勵節能環保轎車進入家庭，2010年，城市每百戶居民家庭擁有小轎車15輛。鼓勵產品和服務創新，滿足多層次、個性化消費需求。
二、主要政策和措施
（一）積極拓寬消費領域。加強宏觀調節，加大投入力度，發展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努力增加商品房供給，控制商品房價格過快上漲，保障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面積和質量有較大改善。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更好滿足人們健康醫療消費需求。大力發展民間辦學等各類教育，抑制教育收費過快增長。加快旅遊業發展，倡導積極健康的娛樂休閑方式，提高人們精神生活質量。落實帶薪休假制度，完善法定節假日休假制度。積極促進農村進城務工人員落戶定居城市，壯大城市消費群體的規模。
（二）更新居民消費觀念。努力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和城鎮低收入者的消費能力，啟動和擴大消費需求。引導消費預期，增加即期消費。通過健全公共服務、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發展商業保險等措施，努力解除居民擴大消費的後顧之憂。積極倡導信貸消費，簡化貸款手續，擴大消費信貸規模，拓寬消費信貸領域，延長貸款償還年限，支撐和促進居民消費升級。加強消費政策引導，著重發展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交通、通信、教育、醫療、金融、保險、房地產、商業、家庭服務、咨詢等服務行業及計算機網路、軟體等高科技信息產品產業的發展，為居民消費結構向更高層次發展提供條件。
（三）強化消費市場監督管理。加強對教育、醫療、住房等產品和服務的價格監管，遏制價格過快上漲。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維護市場秩序，優化消費環境，降低居民消費風險。提高消費者素質，建立科學、健康的消費觀，積極運用輿論工具，宣傳消費知識，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意識，把消費結構引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結合的方向。
第三節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一、主要任務和目標
統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制度和社會救助制度；積極推進保險制度的改革，構建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險相互促進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入，依法強化資金徵集，加快"金保工程"建設，逐步做實個人賬戶，提高統籌層次，合理確定保障標准和方式，建立健全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獨立於企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元化、保障方式多層次、管理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十一五"時期，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和生育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基本實現全覆蓋；以最低生活保障、災民救助和"五保"供養為基礎，以醫療、教育、住房、法律等專項救助為輔助，其他救助和社會幫扶為補充、覆蓋城鄉的新型社會救助體系得到完善和加強。
二、主要政策措施
（一）健全完善社會保險制度。擴大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加快完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確保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完善社會統籌機制，逐步做實個人賬戶；建立企業年金，發展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和商業保險，形成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以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逐步將基本養老保險擴大到城鎮所有從業人員，進一步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建立適合不同人群特點和滿足多層次醫療需求的醫療保險體系，引導有條件的企業建立補充醫療保險，規范大額補充醫療保險的運作；健全完善生育保險制度。建立失業保險待遇與繳費適當掛鉤的機制，健全和完善失業保險促進再就業功能。以高風險行業和進城務工人員為重點，發展工傷保險，實行工傷保險與安全生產、事故預防相結合，逐步形成統一制度。探索建立農村保險制度，以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為重點，穩妥推進農村養老保險，發展和鞏固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二）加強基礎管理工作。統一建立社會保險行政管理機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和社會保險監督機構，規范業務程序，建立健全各項工作管理制度、服務標准和考核制度，逐步形成社會保險基金籌集、運營、給付的良性循環機制，提高社會保險事業綜合管理水平。建立網路互聯、信息共享、安全可靠的統一社會保險信息服務網路，優化業務處理模式，建立規范的業務管理體系、完善的社會服務體系和科學的宏觀管理體系。建立和完善獨立於企業、事業單位之外，依託社區開展離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服務體制，將全市所有企業退休人員全部納入社區管理。認真做好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工作。
（三）健全和完善社會救助體系。按照"應保盡保、分類施保"的原則，建立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合理增長機制，確保城鄉低保對象的保障水平與全市經濟發展和廣大群眾生活水平相協調。將"五保"供養經費列入各級財政預算，建立"五保"供養長效機制，實現由農村集體福利事業向社會福利事業轉變。進一步完善醫療救助政策，逐步提高對困難戶的醫療救助水平。完善教育救助制度，保障貧困家庭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權力。進一步落實住房保障制度，通過建立城市廉租房等措施，確保低收入群體的基本居住條件。積極做好法律救助工作。建立和完善市、縣（市）區、鄉（鎮）、村（居）四位一體的社會救助機構，確保救助政策落到實處。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救助事業。
（四）加強社會福利事業建設。加大政府對公共福利設施的投入力度，提高社會福利事業發展水平，建立健全社會福利事業投入穩定增長機制。積極發展殘疾人和社會慈善事業。認真做好優撫安置工作，完善優撫保障機制。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福利事業，鼓勵社會團體和個人扶貧濟困，提高社會救助能力，推進社會福利事業社會化。
❼ 造成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異的原因是什麼
針對收入差距的過分擴大，黨中央多次強調提出應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注重社會公平，特別要關注就業機會和分配過程的公平」。現在強調注重和關注社會公平特別是分配公平，顯然與此前所主張的「兼顧公平」即把分配公平放在一個次要地位是不同的。有人提出「更加註重公平與強調效率優先並沒有本質上的沖突」，我認為，這種提法是不準確的。如果在分配關繫上繼續講效率優先，那還是主張兼顧公平，這與更加註重社會公平和分配公平是存在「沖突」的。如果講：生產重視效率或效率優先，分配注重公平，那是可以的和正確的。但本來講的是分配關系中的效率和公平問題，這里強調效率優先，就是一種錯位。
公平與效率問題，是國內外學者所關注和長期討論的一個問題。什麼是公平，什麼是效率，由於理解的不同，對二者關系的把握與闡述也就互有差異。而且，講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應分清是從什麼角度、什麼領域講的。如果從生產和工作領域來講，強調效率，講效率優先，是不容置疑的。從微觀層面說，應重視勞動效率、管理效率、生產效率、資源利用效率、企業整體效率。任何工作崗位都應重視提高工作效率。特別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生產力還相對落後，與發達國家相比，生產效率差距很大。因此，在我國發展生產力是根本任務的當前，重視和強調效率是天經地義的。從宏觀層面講，要強調資源配置效率。我國由傳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由傳統指令性計劃配置資源轉向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實踐證明，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比起由指令性計劃配置資源來，效率會更高一些。但不能迷信市場萬能，那種完全自發的、不受約束的市場，會導致經濟的周期性震盪，造成資源浪費。需要將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統一起來。由看得見的手引導看不見的手，才能發揮和提高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
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存在效率問題。有些方面的效率高低與公平並無關系。從近年來討論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的角度看，這里的效率是指經濟效率，是從社會經濟關系考察的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經濟效率的高低會表現為經濟效益和生產效率的高低。但其內涵又不完全相同。經濟效益側重於投入與產出的關系。低投入、高產出就是高效益，可以不涉及速度。發展生產應以經濟效益為中心，而不應片面追求高速度。要改變高速度、低效益的發展路徑。勞動生產率側重於勞動耗費和產量的關系，同量勞動生產的產量越多，表明勞動生產率越高。而經濟效率，既包含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產率的內涵，也與速度和質量相關。提高經濟效率，要求降低耗費、提高質量、增加數量、加快速度。
然而，當我們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考察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時，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就應強調和重視社會公平和分配公平。社會主義最大的社會公平，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從長遠發展趨勢來看，提高生產效率，有利於實現社會主義的這種公平。但講分配關系中的效率是指什麼？一般來講，分配自身不存在效率高低問題。人們常講的是分配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並不講分配效率是高還是低。從分配角度考察的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不是指分配公平與分配效率的關系，而是指分配公平與不公平會影響到勞動效率、生產效率的高低。分配中既不存在分配自身的效率優先於分配公平的問題，也不存在勞動效率優先於分配公平問題。恰恰相反，分配公平合理有利於促進勞動和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分配不公，會挫傷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不利於效率的提高。而且，在分配關繫上講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實際就是上輕公平，把公平放在一個次要的地位。這樣，所謂效率優先也會落空。
有人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概括起來其理由主要是三條：一是認為強調效率優先就是強調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要強調效率；二是認為只有重視效率優先，把蛋糕作大，才能解決分配不公平問題；三是認為強調分配公平而不強調效率，是要退回到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中去。這三條理由都難以成立。
❽ 城鄉居民收入的變化及對比情況可說明什麼
1，表明城鄉差距在進一步拉大，仍然需要堅定不移的統籌城鄉經濟發展
2，今年農村居民經濟增長超過城市居民增長速度，可見我國的農村發展政策的確起到了一些作用
3，我國對農村經濟發展越來越重視，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
❾ 影響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因素有哪些
就業率
人均工資性收入
資產性收入
稅負
通脹率
❿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較大說明我國經濟發展還面臨哪些現實挑戰
近年來我國城抄鄉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擴大,主要表現為城鄉居民現行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隱形收入差距懸殊,這一現象不僅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社會的長治久安,同時不利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的實現。通過對各省農村居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進行比較分析,發現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根本原因在於農民收入過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