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之間有什麼關系兩者之間是怎樣相互影響的
首先介紹一個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義大利經濟學家於1922年提出。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一、對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的總體評價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分配製度堅持市場取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利因素1、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從農村居民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超過2000元，2002年達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從城鎮居民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8.6％。2、從總體上講，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型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當前，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4、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外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5、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5％、16.23％、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然而必須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後，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主要表現為：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特別是近兩年，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1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2、財產的集中度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越來越大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當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32。3、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內部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校與此同時，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現象。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規范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職工工資現象；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實行工效掛鉤企業的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的4％的標准進入，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5、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格局還遠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二、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財稅政策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於個人收入分配活動與財政收支有著特定聯系，財政政策可以說是政府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從我國轉軌期經濟運行和制度安排特點以及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三個角度看，運用財稅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要妥善處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經濟增長與增長福利分配之間的矛盾改革之後的中國在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GDP規模快速膨脹，但增長福利分配呈現出逐步拉大趨勢，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相對來講反而下降，低收入群體規模有所擴大。很顯然，現在有必要利用財稅手段調節好經濟增長的分配基矗這種調節的難點在於把握好公平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約束效率的遞增。第二，合理解決培育中等收入階層與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增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規律性傾向，對消費進步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從理論角度看，這兩者之間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約束性，其表現是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的規模勢必要影響中等收入階層的狀況，從而制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張。第三，妥善處理創造就業機會與轉移支付資金之間的矛盾財稅政策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有兩個切入點：一是創造就業機會，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掙取收入的機會；二是在個人之間進行收入的轉移支付。從理論上講，這兩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現是財政資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長。很顯然，確定合理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就是要在創造就業和轉移支付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配比。綜上所述，可確立以下一些個人可支配貨幣收入財稅調節政策：第一，在各級財政之間合理劃分收入分配調節事權收入分配調節涉及各級財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劃分事權。由於我國是區域經濟極度不平衡的國家，收入分配調節事權不可能相對集中，確定全國范圍內相對統一的調節標准也就不是一個務實的選擇。為此，收入分配調節的基本事權應按居民屬地來劃分。但考慮到各級財政收入汲取能力的體制性和資源性差異，可把收入分配調節財力支持劃入轉移支付體系。進一步說，上級財政可從專項轉移支付角度向下級財政撥付資金彌補下級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財力不足。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為了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針對性，中央財政對向省級財政轉移扶貧資金時可指定地區和類別。省級財政則可向符合條件的下級財政確定收入調節補助。這種補助額的確定應以各地收入、物價和人口狀況為依據，而不必尋求補助標準的統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時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立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在於我們准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這種模式在現實情況中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葯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准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第四，調整相關稅制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並降低稅率，特別是3000元？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收入應採取低稅率政策，因為這一收入區間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界限，稅率過高會抑制中國的消費擴張，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在房產稅方面，可考慮在把房產分類的基礎上，把中高檔私人住房納入征稅范圍，稅率從低、征管從嚴。當然，這要以進一步規范房產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費為基礎。第五，在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中設立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對低收入群體子女來講，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實現收入階層轉換的基本條件。為此，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以及有條件的市級財政可在教育經費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這筆資金可通過教育部門根據一定的原則無償補助給符合特定條件的已考入大學的低收入群體子女。中央財政的這筆專項資金可向西部地區傾斜，經濟發達的省份可把此類資金更多地向省內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傾斜。
原因：
（1）以為勞動者的個人稟賦和家庭負擔不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必然產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2）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擁有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社會成員也必然會產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3）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價值規律和競爭的作用下優勝劣汰，使具有不同競爭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現差距
（4）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以及不同經濟領域和部門之間客觀上存在差別，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貳』 居民收入對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有哪些影響
顯而易見，兩者成正比關系。居民收入增長，居民消費水平提升。反之亦然。
『叄』 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因素有哪些
首先介紹一個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義大利經濟學家於1922年提出。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一、對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的總體評價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分配製度堅持市場取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利因素1、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從農村居民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超過2000元，2002年達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從城鎮居民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8.6％。2、從總體上講，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型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當前，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4、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外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5、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5％、16.23％、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然而必須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後，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主要表現為：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特別是近兩年，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1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2、財產的集中度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越來越大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當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32。3、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內部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校與此同時，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現象。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規范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職工工資現象；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實行工效掛鉤企業的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的4％的標准進入，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5、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格局還遠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二、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財稅政策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於個人收入分配活動與財政收支有著特定聯系，財政政策可以說是政府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從我國轉軌期經濟運行和制度安排特點以及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三個角度看，運用財稅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要妥善處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經濟增長與增長福利分配之間的矛盾改革之後的中國在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GDP規模快速膨脹，但增長福利分配呈現出逐步拉大趨勢，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相對來講反而下降，低收入群體規模有所擴大。很顯然，現在有必要利用財稅手段調節好經濟增長的分配基矗這種調節的難點在於把握好公平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約束效率的遞增。第二，合理解決培育中等收入階層與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增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規律性傾向，對消費進步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從理論角度看，這兩者之間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約束性，其表現是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的規模勢必要影響中等收入階層的狀況，從而制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張。第三，妥善處理創造就業機會與轉移支付資金之間的矛盾財稅政策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有兩個切入點：一是創造就業機會，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掙取收入的機會；二是在個人之間進行收入的轉移支付。從理論上講，這兩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現是財政資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長。很顯然，確定合理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就是要在創造就業和轉移支付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配比。綜上所述，可確立以下一些個人可支配貨幣收入財稅調節政策：第一，在各級財政之間合理劃分收入分配調節事權收入分配調節涉及各級財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劃分事權。由於我國是區域經濟極度不平衡的國家，收入分配調節事權不可能相對集中，確定全國范圍內相對統一的調節標准也就不是一個務實的選擇。為此，收入分配調節的基本事權應按居民屬地來劃分。但考慮到各級財政收入汲取能力的體制性和資源性差異，可把收入分配調節財力支持劃入轉移支付體系。進一步說，上級財政可從專項轉移支付角度向下級財政撥付資金彌補下級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財力不足。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為了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針對性，中央財政對向省級財政轉移扶貧資金時可指定地區和類別。省級財政則可向符合條件的下級財政確定收入調節補助。這種補助額的確定應以各地收入、物價和人口狀況為依據，而不必尋求補助標準的統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時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立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在於我們准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這種模式在現實情況中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葯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准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第四，調整相關稅制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並降低稅率，特別是3000元？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收入應採取低稅率政策，因為這一收入區間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界限，稅率過高會抑制中國的消費擴張，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在房產稅方面，可考慮在把房產分類的基礎上，把中高檔私人住房納入征稅范圍，稅率從低、征管從嚴。當然，這要以進一步規范房產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費為基礎。第五，在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中設立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對低收入群體子女來講，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實現收入階層轉換的基本條件。為此，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以及有條件的市級財政可在教育經費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這筆資金可通過教育部門根據一定的原則無償補助給符合特定條件的已考入大學的低收入群體子女。中央財政的這筆專項資金可向西部地區傾斜，經濟發達的省份可把此類資金地向省內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傾斜。原因：（1）以為勞動者的個人稟賦和家庭負擔不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必然產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2）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擁有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社會成員也必然會產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3）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價值規律和競爭的作用下優勝劣汰，使具有不同競爭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現差距（4）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以及不同經濟領域和部門之間客觀上存在差別，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肆』 用spss分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消費結構的影響可以做什麼處理
方差分析、回歸分析等
具體要看數據類型
『伍』 結合實際舉例說明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會對消費品市場需求產生影響
例：張三原來只種菜，一年收入2萬元，除了生活花銷和養老儲蓄，不敢購買自己想版要的物品，錢權花了對以後的生活保障很有影響。偶然，張三發現除了種菜還可以在農閑進城打工，一年收入能增加2萬元，所以張三除了春天在家種菜，其他時間都在城裡打工。張三兜里有錢了，每年都拿出來一部分去購買自己認為可以改善自己生活的一些生活用品。張三由單一的收入變為兩項，收入結構發生變化，由於收入結構帶來的收入增加，直接影響消費能力的提升進而實現消費品需求增加。
『陸』 為什麼城鄉收入過於懸殊會抑制消費需求增長
(一)收入差距過大導致居民的整體消費傾向下降。目前的研究對這一原因分析的較多。如洪波（2007）博士以我國的糧食消費為例，利用列表的方式非常形象的展示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如何導致了居民整體消費傾向下降，從而過大的收入差距帶來消費需求的不足[4]。事實上也並非任何收入差距都將導致消費需求下降，合理的收入差距還可能提高全社會的整體消費需求量。假設社會的收入可以絕對的歸入高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並用α代表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在總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則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比例相應的可以表示為（1-α）。再設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為MPC1，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為MPC2。依據凱恩斯的心理假說，收入水平越高，則邊際消費傾向就越低，即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成立，那麼MPC1和MPC2之間的差距可以代表收入差距水平。全社會的整體平均邊際消費傾向可以表示為：αMPC1+（1-α）MPC2。另外用MPC代表社會期望的或者是合理的邊際消費傾向。要使存在收入差距時的加權平均邊際消費傾向大於合理的邊際消費傾向，則必須存在α＞（MPC－MPC2）/（MPC1－MPC2）。如果用△MPC代表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差額，則上述條件可以改寫為：△MPC＜（MPC－MPC1）/（α－1）。此式右邊代數式的分子與分母均為負數，故右邊所代表的數值大於0。也就是說合理的收入差距是可以促進消費總量的。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以城市收入差距為例，按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將居民分為7組，則可以將α大致設為0.15。最低收入組的邊際消費傾向為0.95，最高收入組的邊際消費傾向為0.65[5]。以國際上大多數國家的邊際消費傾向為合理的消費傾向，即設MPC為0.8。代入上式右邊可得：（0.8－0.95）/（0.25－1）＝0.2。即如存在0.2以內的邊際消費傾向差額所代表的收入差距，則對經濟是有利的。然而，我國的實際數據是0.3（0.95-0.65）。也就是說我國的收入差距降低了消費需求。如果將居民重新分組，如3組，計算的結論是相似的。
（二）收入差距過大造成供給不足，制約了消費需求的擴大。消費行為的實現不僅要有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而且還要有相應的供給保障，有效需求才能轉變為現實的需求。由於收入水平懸殊，生產者就面臨著究竟是向全體居民供應，還是只向高收入者或是低收入者供應的選擇。現實中生產者選擇的大多數結果是僅向高收入者供應商品。如此以來，低收入者的有效需求就面臨著供給約束，有效需求無法得到實現。這正是我國目前一方面現實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企業庫存現象（目前企業庫存已經超過4萬億元）的原因。那麼企業為什麼不向低收入者供應商品呢？原因是企業向低收入者供應商品將得不償失。
（三）收入差距過大改變消費預期，制約消費需求的擴大[7]。生命周期理論認為一個人的消費不僅取決於當期的收入，而且還要考慮到整個生命周期。由此，預期就成為影響個體各期消費的一個重要因素。收入差距過大的存在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一個人的消費預期，從而影響現實的消費。對低收入者而言，首先，收入差距過大影響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由於當期的收入有限，考慮到在一定的時間內又無法改變影響收入的條件，自然就會預期未來收入增長有限，為了維持生活水平，就不會擴大當期的消費，更不會用消費信貸等手段來擴大自己的消費。其次，收入差距過大的存在使低收入者對未來的消費支出的預期增加。就我國目前而言，由於一部分高收入階層的示範作用，導致房價上漲，平均教育支出增加。低收入者如果在未來要消費這商品，就必須增加支出，但收入又有限，唯一的辦法就是壓低消費，增加儲蓄，以備未來之需。再次，收入差距影過大影響消費者的消費環境，從而影響預期，降低消費水平。收入差距的懸殊，使不同的消費者進入不同的社會消費環境。如城市的低收入居民就只可能居住在條件有限的城區，如棚戶區、城中村等，而高收入者則可以居住在條件較好的生活區。這就形成了一些非正式的社會關系，而這些關系，即社會消費環境將會影響居民個人的消費預期，從而影響消費水平。對高收入階層而言，首先，其基本的需求已經得到了滿足，收入的增加並不會帶來大量的消費支出，即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所預言的收入水平越高，平均消費傾向越低。其次，高收入者為了在未來仍保持這樣一種有利的地位也可能並不增加當期的消費，而是進行積累，提高在未來獲取更高收入的能力。我國20%的高收入者擁有80%的銀行存款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問題。再次，由於我國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仍不高，高檔消費品供給能力也有限，這也導致一部分高消費需求無法實現。同時，國家也從政策上抑制了部分高消費。如對摩托車、小汽車、汽車輪胎等的消費稅，就提高了消費這些商品的成本，降低了消費需求量。
（四）收入差距過大影響擴張消費政策的實施，從而使消費需求難以擴大。面對消費需求的不足，政府可以利用一定的政策措施來擴大消費，但是收入差距過大的存在給擴張消費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帶來了不利的影響。首先，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收入差距過大使政府不可能制定一個普遍適用的政策來擴大消費。由於各個人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就會有不同的消費行為，要想擴大全社會的消費水平，政府就必須針對不同的消費群體制定不同的政策。這會增加政策制定的難度。其次，對政策的實施對象而言。不同的收入群體對相同的政策可能做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反映，從而相互抵消政策效應。如國家制定的高利息所得稅，高收入者由於基本消費需要已經滿足，如果更高的消費需求由於供應條件無法滿足，而又沒有其他的可以投資的場所時，也只得將財產放在銀行里。而低收入者反正自己的存款有限，有的根本就沒有存款，無論多高的稅都影響不了他的現實生活水平。這使得即使我國有20%的利息所得稅，但銀行存款卻仍然每年遞增。
（五）在攀比效應的作用下，收入差距過大制約了消費需求的擴大。當我們將分析由個體分析擴展到宏觀分析時，就必須考慮連帶外部效應的影響。杜森貝利認為個體的消費水平不僅受自身當期的收入影響，同時還受到過去消費習慣和周圍其他人的消費水平的影響。連帶外部正效應的一個例子就是攀比效應，即個人對一種商品的消費量取決於現在已經有多少人消費了這種商品。其他人消費的越多，這個人也就消費的越多。但是當存在收入差距時，即使一部分消費者有攀比的慾望，但由於沒有攀比的能力，則不僅會直接導致其自身的消費量下降，還會影響到其他人的消費量，因為另一部分消費者由於社會上還沒有出現足夠多的消費者，他也會持幣觀望，暫不消費。如此以來，就會導致消費需求以更大的比例下降。
『柒』 城鄉居民消費與收入對比有什麼研究意義
我國的城鄉經濟是典型的二元經濟，
這也導致了在分析我國居民的消費時必須劃分城鎮居
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我國的農村人口比重較大，但是消費水平卻不能與人口比重呈正比。
2003
年我國
農村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
59.47%
，
但農村居民消費只佔全國居民消費的
41.40%
，
城鄉消費與人口比重的差
距為
18.07%
。雖然相比前些年有所下降，但是城鄉二元經濟發展不均衡仍是導致我國居民消費率偏低的一
個重要因素。
雖然從相對數水平上來說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程度基本相同，
但比較基數及絕對數便可以
看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驚人的差距。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從
1978
年的
138
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2351
元，增加了
17.34
倍。同期，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從
405
元增加到
9393
元，增加了
22.19
倍，年
均增長比農村居民高出
0.84
個百分。
農村居民消費的起點本就比城鎮居民低，
再加之增長速度又慢於城鎮
居民，那麼消費水平差距的擴大就是必然的。總體來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自改革開放以來都有很大幅度
的增長，但由於種種原因城鎮的增長速度快於農村，使得城鄉消費差距拉大。城鄉居民的消費差異不僅體
現在消費佔有率上，同時也存在消費結構的差異。
1
可以看到，城鎮居民的食品支出與農村相比少
10
個百分點，於是城鎮居民就能在
文教娛樂、保險保健等方面投入更多，獲得更高的生活保障，提高生活品質。中國官方的一份調查報告顯
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近年來不斷擴大，如果將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這種差距將成為世界之最。
消費活動是經濟活動的終點，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消費需
求；但另一方面，消費活動又是經濟活動的起點，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本文通過比較城鄉居民消費的
差異，旨在找出導致我國居民消費出現城鄉差異的原因，並分析這種差異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據此提出關
於居民消費的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建議。
『捌』 為什麼城鎮化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影響不大
影響居民消費支出，不利於經濟快速增長；阻礙城市化進程，也不利於經濟發展。單從經濟角度，就是阻礙經濟向前發展。
『玖』 1、依據經濟學理論分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確定解釋變數，2
消費理論是研究消費影響因素的理論。消費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收入，一般把消費與收入之間的數量關系稱為消費函數，消費理論主要就是通過對消費函數的研究，分析消費與收入之間的變動關系。消費理論主要有四種收入理論：1、凱恩斯的絕對收入理論。凱恩斯將消費函數表達為：C＝f（Y），並將此式改寫為C＝bY，表明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則消費C隨收入Y增加而增加，隨收入Y減少而減少。他強調實際消費支出是實際收入的穩定函數，這里所說的實際收入是指現期、絕對、實際的收入水平，即本期收入、收入的絕對水平和按貨幣購買力計算的收入。2、杜森貝的相對收入理論。杜森貝提出消費並不取決於現期絕對收入水平，而是取決於相對收入水平，這里所指的相對收入水平有兩種：相對於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指消費行為互相影響的，本人消費要受他人收入水平影響，一般稱為「示範效應」或「攀比效應」。相對於本人的歷史最高水平，指收入降低後，消費不一定馬上降低，一般稱為「習慣效應」。3、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論。莫迪利安尼提出消費不取決於現期收入，而取決於一生的收入和財產收入，其消費函數公式為：C＝a??WR＋b??YL，式中WR為財產收入，YL為勞動收入，a、b分別為財產收入、勞動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他根據這一原理分析出人一生勞動收入和消費關系：人在工作期間的每年收入YL，不能全部用於消費，總有一部分要用於儲蓄，從參加工作起到退休止，儲蓄一直增長，到工作期最後一年時總儲蓄達最大，從退休開始，儲蓄一直在減少，到生命結束時儲蓄為零。還分析出消費和財產的關系：財產越多和取得財產的年齡越大，消費水平越高。4、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論。弗里德曼認為居民消費不取決於現期收入的絕對水平，也不取決於現期收入和以前最高收入的關系，而是取決於居民的持久收入，即在相當長時間里可以得到的收入。他認為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響人們的消費，消費是持久收入的穩定函數，即：CL＝bYL，表明持久收入YL增加，持久消費（長期確定的有規律的消費）CL也增加，但消費隨收入增加的幅度取決於邊際消費傾向b，b值越大CL增加越多，b值越小CL增加越少。持久收入理論和生命周期理論相結合構成現代消費理論，這兩種收入理論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基本一致的，互相補充的。借鑒上述消費理論，在我國當前經濟形勢下，擴大消費需求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堅持發展經濟，認真貫徹執行好發展經濟的各項政策。因為只有經濟發展，國民收入才會增加，人們的絕對收入也才能增加，消費水平才會提高，消費需求也才能擴大。只有堅持發展經濟，國民收入才會持續增長，人們的持久收入才能穩定，持久消費才會持久。二是在國民經濟不斷發展、社會生產效率不斷提高的前提下，制定適宜的勞動報酬政策。當前所執行的「最低工資制度」，推行的「年薪制」等均有利於勞動者收入的增加，進而推動消費的擴大，產生積極的「示範效應」。三是繼續推行有效的信貸措施。前幾年幾次降低利率，對減少儲蓄，增加消費，擴大需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效果不明顯。目前的各種個人消費貸款，相對增加了人們的本期收入，擴大了住房、汽車和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但應注意引導人們在貸款消費時，做到量入為出和預期收入有保證，否則將來對個人和社會都會帶來諸多不利問題。四是積極發展老年經濟。隨著社會進步、科技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們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我國已開始進入「老齡化」。針對這一現狀，借鑒生命周期理論，在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證和提高老年人收入的同時，積極發展老年經濟，促進老年人的消費，使之成為擴大消費需求有效手段。五是擴大就業面。要千方百計創造就業機會，擴大就業面；特別要針對目前結構調整和企業改制所帶來的下崗失業人員多的現狀，制訂優惠政策，指導和幫肋其實現再就業，更要鼓勵和扶持其自謀職業，以保證的人有穩定持久的收入，促使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擴大消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