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生活中有哪些百分數的例子，請舉5種。謝謝！！！
每天在電視里的天氣預報節目中，都會報出當天晚上和明天白天的天氣狀況、降水概率等版，提權示大家提前做好准備，就像今天的夜晚的降水概率是20%，明天白天有五~六級大風，降水概率是10%，早晚應增加衣服。20%、10%讓人一目瞭然，即清楚又簡練。
隨著現在科技的飛速發展，現在每個中齡人都配備手機，款式多種多樣。倫敦大學皇家學院心理學家格倫.威爾森研究證明：老是低著頭看簡訊，會導致工作效率低下，工作人員的大腦反應能力也會減慢，經常看簡訊的人智商會下降10%，以百分數的形式再次證明了手機雖為人們提供了方便，但對人體健康卻十分有害。
這是我在生活中查找出有關百分數的資料。相信只要細心觀察，你也會發現百分數在生活中無處不在。
80%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節能燈生產國，但產品80%出口，國內使用量嚴重偏低。
47.1%
針對2001年普通高校應屆本、專科生，已簽約應屆大學生中47.1%的人簽約月薪在1500元以下。
85.53%
一項網路調查顯示，有85.53%的網民，近幾年一直沒讀過名著。此外，8.58%的網民近十年沒讀過名著，還有6.75%的網民表示從來就沒讀過名著。
不僅有數學，還有數學引起的思考！
『貳』 如何理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涵
要是六點要求：第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第二，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兩個「倍增」，即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第三，通過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使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上升，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第四，通過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使工業化基本實現，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農業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效顯著；第五，通過繼續實施區域總體發展戰略，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基本形成；第六，通過培育開放型經濟發展新優勢，使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提高，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
完善民主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政治建設，總的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豐富，人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進一步發揮；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治的統一、尊嚴、權威，實現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
增強文化
主要是四點要求：第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必須使之深入人心；第二，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基本任務，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公民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高；第三，讓人民享有健康豐富的精神文
『叄』 已經近二十年的城鄉收入差距值，如何預測未來五年的差距走向用什麼軟體比較合適，急求
EVIEWS ，如果只是做論文報告之類的就夠了，現實中不要用這個做指導，不準的
『肆』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近十年的變化
國家統計局湖南調查總隊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3月，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934．5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2%，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3．9%，比上年同期回落4個百分點。 一季度，我省人均工資性收入為2452．08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7%。全省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經營凈收入為422．79元，剔除不可比因素，實際增長8．7%。受企業單位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標准提高、公務員津補貼陸續發放、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社會救助力度加大等因素影響，全省城鎮居民人均轉移性收入為969．18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4．1%。 同期，全省城鎮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為90．4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5%。其中，人均利息收入為17．37元，同比增長33．1%。但受證券市場大幅下降的影響，我省城鎮居民人均股息與紅利收入同比下降57．9%，其它投資收入同比下降57．3%，使得財產性收入出現明顯的負增長。 http://www..com/s?tn=sitehao123&ct=0&ie=gb2312&bs=08+%C4%EA%BA%FE%C4%CF%C9%CF%B0%EB%C4%EA%B3%C7%D5%F2%BE%D3%C3%F1%CA%D5%C8%EB&sr=&z=&cl=3&f=8&wd=%BA%FE%C4%CF%B3%C7%D5%F2%BE%D3%C3%F1%CA%D5%C8%EB
『伍』 試比較改革開放前後三十年我國分配製度有何不同為什麼
一、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
基尼系數，是一個用來描述收入整體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標。國際上通常認為，當它處於0．3—0．4時表示收入分配比較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過大，超過0．5則意味著出現兩極分化。
最近有專家稱，2004年我國基尼系數達到了0．465，並將在2005年逼近0．47。這些數據是如何得出的？到底有多大的科學性？該信還是不該信呢？
從現實來看，世界各國對基尼系數的運用並不完全一致。很多國家都是把它與其他因素結合起來，綜合判斷收入差距。在不少國家，基尼系數都有不同的標准和界線。
總的來說，基尼系數只可參考，不能絕對化。我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國家，城鄉差距大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不能簡單地套用基尼系數的一般標准來衡量我國的收入差距。
應該說，近幾年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解決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整頓和規范分配秩序，推進分配製度改革，調節收入分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切實增加農民收入等等，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那麼，在政府加強調控後，為什麼收入差距仍呈進一步拉大的趨勢？這里除了人們經常講到的體制不健全、行業壟斷、歷史問題、地域差異、再分配手段不完善、管理疏漏造成的非法收入等一些因素外，從目前來看還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是政策調整的「延遲效應」。從政策的出台到發揮實際效應，往往存在一個「時間差」。尤其是長期政策的調整，在短期內可能會「立竿不見影」，其預期成效往往會「延遲」到來。我們不能奢望政策一出台，貧富差距就立即縮小，基尼系數就立即降低。
二是收入提速和起點過低的反差。近年來，在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等政策的推動下，許多中西部地區和老工業基地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加快，超過了全國的平均增速。但即使這樣，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相比，由於起點低、基數低，從長期來看差距將縮小，但短期內絕對數的差距還會擴大。
城鄉之間差距的擴大也是這個原因。2004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增長6．8%，結束了連續7年低速徘徊的局面，但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更快，達到9422元，增長7．7%，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三是體制改革的相對緩慢和滯後。改革正處於攻堅階段，越來越涉及一些深層次的利益關系，這就加大了解決收入差距問題有關政策的「磨擦成本」，甚至在不知不覺中將一些政策措施「推、拖、磨」掉了好多，難以達到應有的政策效果。
必須看到，收入差距的擴大，會使經濟上比較困難的社會群體產生失落感和心理失衡，容易產生對社會的不滿，影響社會的穩定。同時，收入差距的擴大，也會制約社會有效需求的增長，最終妨礙經濟持續發展。對此必須高度重視。
面對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有人擔心，也有人疑慮，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是不是說明目前我國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
應當說，雖然收入差距擴大是客觀存在，但這是在居民總體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也是不爭的事實。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收入提高的速度和程度不同，有的快，有的慢，但畢竟都是向著 「共同富裕」的目標努力。而且還應看到，東中西部發展的速度差距正在縮小，農村也正在結束低增長甚至徘徊的局面。因此從總體上看，我國的收入差距雖然呈現擴大趨勢，但不能作出已出現兩極分化的結論。
二、如何認識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針對目前我國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有人認為，「罪魁禍首」就是我們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事實果真這樣嗎？
一般而言，效率是指資源投入和產出的比率，公平是指人與人的利益關系及其調整利益關系的原則、制度、做法、行為等是否合乎社會發展的需要。
效率與公平密不可分，它們的理想狀態就像社會這架天平上「兩個平衡的砝碼」，但在現實中往往是你上我下，你下我上，常常是「摁下葫蘆浮起瓢」。一定的收入差距是效率的必要代價，有時甚至不得不犧牲一點公平，因為有了效率，經濟才能持續穩定增長，也才能實現更高水平的公平。但反過來，不公平也會影響效率的提高，過分不公平還會損害效率，甚至引起社會的動盪。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在改革開放以後，針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弊端提出來的。那時由於過分強調公平，結果出現了「乾和不幹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乾壞一個樣」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現象，導致效率十分低下。為改變這種狀況，我們對分配製度逐步進行了改革。
1997年，十五大在總結十多年改革開放實踐的基礎上，明確提出：要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
效率優先，就是在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時，把勞動報酬與勞動效率掛鉤：不僅要看投入勞動的量，還要看勞動的質和勞動績效；在其他分配方式中，則要把按生產要素分配獲得的收益同各種生產要素的經濟效率聯系起來。兼顧公平，就是允許根據收益的多少、貢獻的大小，在成果分配上拉開合理的差距，但要注意到應有的公平，防止兩極分化。
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原則，順應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對於沖破平均主義的畸形平等觀，鼓勵和支持一部分人依靠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然後帶動和幫助後富，產生了積極作用，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
但近年來，隨著我國地區之間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呈現不斷拉大的趨勢，再次引起了人們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原則的討論。
有人認為，這一原則割裂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降低了公平的地位，顛倒了經濟發展的價值目標與基本手段之間的關系，因而主張用「公平優先」代替「效率優先」，或者至少應提「效率與公平並重」。
也有人認為，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不僅不應作調整，而且必須「一以貫之」地貫徹下去；即使在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也要堅持這一原則。
還有人針對上述兩種觀點，認為現在提「效率與公平並重」為時尚早，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還沒有立即調整的必要。等到2010年前後、人均GDP達到1500美元左右時，可以用「效率與公平並重」慢慢代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對這些觀點和主張，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看呢？要知道，「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是與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大戰略相聯系的。現在，這一體制雖已初步建立，但尚處於完善中，生產力發展水平仍然較低，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還不能忽視效率，人為地「抹平」差距；但是，注重效率，正視差距，不等於忽視公平，甚至不要公平。
我們必須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重視維護社會公平，把社會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建立健全維護社會公平的體制和機制。講「效率優先」，不能變成「唯效率論」；強調「兼顧公平」，不能把公平「能兼則兼，不能兼則棄」，更不能變成「公平次要論」甚至「不要公平論」。
三、如何調整收入差距過大
200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更加註重社會公平，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這為我們走出一條既能保持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又能縮小差距、維護公平之路，提供了指導性思路。
實踐證明，平均主義的分配格局和貧富懸殊的利益分配格局都不利於社會和諧。比較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應該是一個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佔少數、中等收入人群占絕大多數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分配格局。
從當前來看，首先還是要集中精力加快經濟發展步伐，進一步做大「蛋糕」。這是縮小收入差距的基礎。 「蛋糕」做得更大，才有可能讓每個人分到較多的一份。如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怎樣分配一個較小的「蛋糕」上，無論怎樣努力，也不可能使每個人都多得一點。
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必須採取「多管齊下」的辦法，合理調整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要進一步完善維護社會公平的政策措施。初次分配要講效率，也要注意因機會不均等帶來的不公，努力實現合理的初次分配。再次分配要注重公平，健全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以公平為核心編織「安全網」，解決初次分配帶來的收入差距過大問題。
二是要加大對欠發達地區和困難群眾的扶持力度。進一步改革稅制，加強監管，完善包括個人所得稅在內的稅制和稅種改革，加大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調節力度。同時，進一步增加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福利保障等公共投入，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幫助城鄉困難群眾解決生產生活中的突出問題。
三是要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目前由於體制、監督、管理等制度的「缺位」，收入分配秩序還不規范。因此，要積極推進體制改革，加強監管，努力規范行業收入，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取締非法收入，切實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建立促進社會和諧的利益分配格局。 總的看，我國目前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屬於改革發展中的問題。既要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又要冷靜分析，採取有效措施，努力縮小收入差距,將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這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我們扎扎實實地貫徹落實好中央政策，這一問題一定能夠逐步得到解決。
『陸』 為什麼收入差距不斷拉大過去十年沒有導致中國動盪
一、中國當今的收入差距問題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
1、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造成的差距市場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一定的程度上，這個制度是會拉大收入差距的。
當前社會國有經濟的一些壟斷和一些高利潤的行業，都是國營的，其員工和高層管理人員的工資比一般私人的員工的相對高許多許多。這也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2、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長期以來，由於我國採取先工業後農業，先城市後農村，先工人後農民的政策，採取了汲取較多農業剩餘和限制農民進城的措施，使農村與城市存在明顯的界限，限制了農業、農民和農村的發展。
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人才等各種要素都在向城市流動，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這種城市偏向政策致使城市與農村，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存在著嚴重的「先天」差異，受著不同的政策支持，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
3、 市場機制及管理缺陷拉大了收入差距市場機制及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所引起的分配秩序混亂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
主要體現在壟斷現象嚴重；有的行政機關把屬於職責范圍內的工作「商品化」，強行向服務對象收費或攤派造成部分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等。
4、制度轉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擴大了收入差距。新舊制度的過渡階段，由於適應市場的一系列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以及新舊體制的摩擦，難免出現法制真空。
部門缺乏監督與控制，導致了少部分黨政官員、國有領導利用權力尋租，國有改制、資本運作中存在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現象等。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較高的起點上，在新一輪的角逐中，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
二、對應的措施1、 深化與完善企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 顯著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全面落實最低工資制度。
較大幅度提高職工工資，健全與完善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 進一步規范國企高管的薪酬標准和職務消費
深化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
2、深化與完善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
對部分壟斷性行業的壟斷收益徵收特殊行業稅
3、擴大社會中間階層從世界發展的普遍規律來看,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中,必定有一個規模龐大的社會中間層。
中間階層是介於社會高層和底層的緩沖層,當它成為社會主體時,高層和底層間的沖突就會減緩。此外,中間階層還是引導社會消費的最主要群體,所以它是現代社會走向穩定的結構性因素。
4、提高就業水平充分的就業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是消除貧困、緩解貧富差距的必要前提。
目前,下崗、失業是造成收入差距擴大和低收入者水平持續下降的主要因素。這需要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以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為目標進行適當地轉變和調整。從根本上為低收入者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奠定基礎,從而縮小貧富差距。
5、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是與每一個社會成員利益攸關的大事，是實現社會公平、穩定社會的必要條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途徑，更是保證社會貧困層獲得基本生存的關鍵所在。
實現「收入分式」轉變就必須從統籌全國的分配入手，讓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收入明顯增加。
補充：收入差距是指以高低收入水平差別或佔有收入比重的不同而表示的差距，它是與收入均等相對應的概念。
『柒』 分析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收入差距問題。
稅制改革、機遇與挑戰、若干思考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我國開始了現代化的偉大進程，全國人民努力建設國家，造就了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三十年國運昌盛，三十年殷民阜利，稅收事業發生翻天履地的變化，作為經濟體制配套改革重要組成部分的稅制改革穩步推進，催生稅收收入快速增長，稅收對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作用日益突出。認真分析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稅制發展變遷，探討如何推進新一輪稅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現實與實踐意義。
一、簡要回顧我國稅制改革三十年歷程
三十年稅制改革經歷兩大時期、六大變革，實現稅收收入總額由1978年的591億元上升至2007年的49449億元，年均增幅達2.79倍創世界奇跡，並深刻影響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一個時期是1978年改革開放到1993年，適應改革開放需要，國營企業全面實行利改稅和工商稅制改革。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適應新時期市場經濟的需要，1994年進行改革開放後第二次大規模稅制改革。
1978－2007年稅收總收入增長變化圖
（一）個人所得稅改革。隨著改革開發帶來的經濟發展，需要通過稅收調節來緩解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的狀況，我國第一部個人所得稅法於1980年9月公布實施。之後，涉及個人利益分配的稅收法規相繼出台：1985年先後發布了國營企業獎金稅暫行規定、國營企業工資調節稅暫行規定、集體企業獎金稅暫行規定、事業單位獎金稅暫行規定；1986年至1988年先後發布了城鄉個體工商業戶所得稅暫行條例、個人收入調節暫行條例、關於徵收私營企業投資者個人收入調節稅的規定。1994年修改後的《個人所得稅法》施行，將個人所得稅、個人收入調節稅、個體工商業戶所得稅合並為個人所得稅；1999年《個人所得稅法》再次修訂，對儲蓄存款徵收利息稅；第三次修訂將起征點調整為1600元；2008年3月起將起征點調整為2000元。
（二）涉外稅制初步建立。1980年9月公布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與1981年出台的外國企業所得稅法，極大促進了涉外經濟的發展。1980年到1990年，外資從無到有，引資成效初顯。十年間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206.92億美元，涉外稅收收入1980年僅有100萬元，1990年達到49.15億元。1991年7月起施行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對中外合資企業、合作企業以及外國企業實施統一的所得稅法。由於所得稅負擔水平普遍降低，極大地鼓舞了外商的投資熱情，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資。1991年到1993年外資由少變多漸成規模，不僅帶來建設資金，還帶來先進技術經驗，對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提高技術水平和企業管理水平起到促進作用。但一個內外有別的稅收雙軌制，形成對國民的歧視和對外籍人士的超國民待遇，致使稅收不公平。
（三）利改稅及工商稅制改革。在認真總結國內流轉稅制發展經驗的基礎上，1980年在柳州、長沙、青島、上海等城市進行增值稅試點，1983年起實施增值稅暫行辦法，並對國營企業實行第一步利改稅，國營企業所得稅和國營企業調節稅形成雛形；1984年對國營企業實行第二步利改稅，把現行工商稅按照性質劃分為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和鹽稅等4個稅種；對國營企業徵收所得稅；開征資源稅和利潤調節稅；將國營企業繳納的固定資產佔用費改為固定資產稅；恢復徵收城市房地產稅、車船使用牌照稅、印花稅、特種消費行為稅和集市交易稅，開征土地使用稅和城市建設稅，建立起多種稅多環節多層次的復合稅制，我國稅制建設開始步入新軌道。並相繼發布了燒油特別稅、牲畜交易稅、建築稅、建築稅、國營企業所得稅、國營企業調節稅、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鹽稅、資源稅、國家能源交通重點建設基金、國家預算調節基金、城市維護建設稅、進出口關稅、車船使用稅、房產稅、筵席稅、印花稅、特別消費稅、教育附加、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農業稅、耕地佔用稅等稅收法規，合理調節各方面經濟利益，正確處理國家、企業、個人之間利益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充分發揮稅收作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
（四）分稅制改革。九十年代初中央政府面臨的財力薄弱，使那些需要國家財政投入的國防、基礎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設資金嚴重匱乏，引發1994年具有深遠影響的分稅制改革，搭建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框架。當年中央財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佔全國財政總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期間全面推行增值稅，1993年12月發布了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三個暫行條例，形成以增值稅為主的流轉稅制度，改革後的流轉稅由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組成，適用於內外資企業，取消對外資企業徵收工商統一稅的規定；統一內資企業所得稅制，1993年12月發布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把原有國營企業所得稅、國營企業調節稅、集體企業所得稅、私營企業所得稅，統一為企業所得稅；1993年12月發布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開征土地增值稅；將鹽稅並入資源稅，將特別消費稅、燒油特別稅並入消費稅，取消產品稅、鹽稅、集市貿易稅、牲畜交易稅、三個獎金稅、工資調節稅、兩個基金；將屠宰稅、筵席稅繼續徵收或停徵下放給各省市區人民政府；明確外資企業和外籍個人適用稅種問題；1997年10月實施契稅暫行條例，開征契稅；2000年10月實施車輛購置稅暫行條例，開征車輛購置稅；2002年起對生產企業自營或委託出口貨物全面推行免抵退稅管理辦法，2005年進一步完善出口退稅負擔機制；2004年7月起在東北地區部分行業實行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的改革試點，逐步調整完善了增值稅相關制度，2005年又進一步完善試點方案，在中西部部分老工業城市和汶川地震災區推行消費型增值稅，為下一步增值稅轉型的全面推開積累經驗；2006年5月起實施煙葉暫行條例，徵收煙葉稅；2007年起實施車船稅暫行條例，徵收車船稅，並廢止原車輛使用牌照稅暫行條例和車船使用稅暫行條例；修改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初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稅制框架，強化稅收作為經濟杠桿所具有的宏觀調控功能，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分稅制運行十餘年發揮出一系列正面效應的同時，也逐漸顯露和積累一些問題。比如國、地稅兩套征管機構的稅源和運行成本矛盾在逐日堆積，特別是企業所得稅征管劃分障礙。
（五）取消農業稅。從1983年開始，除農業稅外，國務院還根據農業稅條例的規定，決定開征農林特產農業稅，1994年改為農業特產農業稅；牧區省份則根據授權開征牧業稅。至2005年底農業稅制實際上包括了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和牧業稅等三種形式。早在2004年政府開始實行減征或免徵農業稅的惠農政策，到2005年底已有近8億農民直接受益。自2006年起全國全面取消農業稅，農業稅條例廢止，我國有9億農民依法徹底告別延續2600年的「皇糧國稅」農業稅，標志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得新突破，國家和農民的傳統分配關系發生根本性變革，扭轉長期以來農民負擔過重的局面，邁出統籌城鄉發展的新步伐，農村稅費改革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體現在與農村稅費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2006年全國農民共減輕負擔約1250億元，人均減負約140元。
（六）兩稅合並。2008年起實施的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實現四個統一，即內外資企業適用同一的企業所得稅法，統一並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統一和規范稅前扣除辦法和標准，統一稅收優惠政策，建立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的稅收優惠體系，為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創造一個比較寬松的財稅環境。稅收優惠主要鎖定促進技術創新和科技進步、鼓勵基礎設施建設、鼓勵農業發展及環境保護與節能、支持安全生產、促進公益事業和照顧弱勢群體，以及自然災害專項免稅優惠政策等方面，體現國家發展政策的轉移，即從出口導向轉為更重視內需的經濟體制，同時也體現了國家推動科技加速發展、加大治理環境的力度，更加符合法律規范，更加適應我國稅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二、我國稅制改革三十年後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深化，我國經濟出現諸如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開拓高新技術產業、充分就業壓力、貧富差距擴大、保護環境和資源等深層次問題，加上經濟全球化競爭日益激烈，稅制改革將面臨如下機遇與挑戰：
（一）經濟全球化為稅制改革提供重要機遇。全球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產業轉移迅速展開，外部規范的市場制度、傳統產業的信息化改造、新興信息產業的建立，以及整個經濟運行信息化，可以快速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整體差距，實現稅制進一步優化升級。世界稅制改革趨向主要表現為：隨著財政狀況逐步好轉，一些國家加大對稅收優惠措施的運用，逐步放棄寬稅基的原則，結果稅收規模下降，宏觀稅負出現下降趨勢；逐步減輕資本的稅收負擔，對勞動力課征較輕的稅收，進而促進就業形勢好轉；稅制結構的變化日益顯著，出現所得稅所佔比重下降，特別是個人所得稅下降明顯，社會保險稅費和一般商品稅（主要是增值稅）比重上升的趨勢；在控制傳統稅收增長的同時，越來越重視環境稅的調節和籌資作用，並開征與環境相關的稅收。這些因素為我國加快工業化進程，積極吸納國際產業轉移，藉助外源性生產要素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將工業化和信息化同步推進，通過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用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深化我國稅制改革創造外部條件。
（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深化稅制改革。當前我國面臨重要戰略機遇期，又處經濟快速增長階段，綜合經濟實力顯著增強，產業結構日益升級優化，外向型經濟拉動作用增強，體制機制障礙問題逐步破解，基礎設施瓶頸制約逐漸緩解，科教文衛等社會事業基本配套，民生問題持續有效改善，整體國力呈上升之勢，加上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這些因素既為稅制改革提出客觀要求，也為稅制改革提供重要歷史機遇。但是，目前我國稅收立法層次較低，授權過多，容易造成政出多門、透明度差、隨意性強等問題。現行稅制中只有個人所得稅法、稅收征管法和企業所得稅法是全國人大會表決通過的稅法,其他稅種大都是國務院頒布的暫行條例。稅法授權方面存在稅法解釋長期、大量地授權，甚至有些稅法解釋實際上是屬於行政解釋。而且稅源結構與收入結構不能同步。近幾年稅源結構中第一產業約占總量的16%，第二產業約佔51%，第三產業約佔33%；而稅收收入結構中第一產業只佔收入總額的4%，第二產業約佔62%，第三產業約佔34%。根源在於經濟增長過多依賴投資和出口規模擴張，企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技術進步過於依賴國外引進，資源過度開采和使用上存在嚴重浪費現象，內部有效需求不足，消費率明顯偏低。可見國民經濟能否繼續保持穩定增長，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能否進一步優化，也是影響稅制改革和稅收政策調整的重要因素。
（三）稅制改革相對滯後，稅種設計不盡合理，存在大稅種改革不到位、小稅種長期排不上位、新稅種遲遲不到位現象，稅制結構有待完善。一是增值稅與營業稅並存影響增值稅抵扣鏈條的完整性，生產型增值稅並未徹底消除重復征稅弊端,與國際上廣泛使用的消費型增值稅比較,土建及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購置不能抵扣,增加企業稅收負擔，不有利於企業技術改造和生產增長方式轉變,也不有利於企業產品升級和推動經濟發展。二是流轉稅與所得稅的比例失調，流轉稅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遠高於世界大多數國家。2007年流轉稅、所得稅類收入分別為30583.87億元和12859.91億元，在稅收總收入中所佔比重分別為61.85%和26%。流轉稅所佔比重過大，造成流轉稅與所得稅的雙主體稅制模式名不符實，形成企業無論盈利與否都要負擔稅收，影響企業競爭能力，增加出口退稅負擔，不利於充分發揮直接稅的宏觀調控作用。三是消費稅徵收范圍過小，調節力度不足。2007年消費稅收入僅為2206.82億元，占稅收總收入的4.46%，占流轉稅收入的7.22%，遠低於世界大多數國家消費稅占流轉類收入的比重都在40%以上。應增強選擇性流轉稅對資源性產品、高檔奢侈品及煙酒等嗜好品徵收，才能夠起到調節社會收入分配、促進資源合理利用的目的。四是採用分項計征模式的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和費用扣除方法不盡合理，導致在所得類稅收中個人所得稅所佔比重過低，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一直維持在6.5%～7%的水平，與世界大多數國家逐步放緩企業所得稅、注重加強個人所得稅的格局不相適應，將不利於發揮稅收的收入調節功能。五是資源稅稅負過輕，環境稅、物業稅等對經濟可持續發展和調節社會收入分配意義重大的稅種缺乏。目前資源稅費體系存在著稅費關系不協調、資源稅體系不規范、稅權過於集中、稅收調節效率低下等問題，資源稅制本身也存在著收入規模過小、征稅范圍較窄、計稅依據不合理、稅收負擔過輕等諸多問題，稅收調節廣度和深度不夠，資源利用率較低。2007年資源稅收入僅為261.25億元，占稅收總收入的0.53%。資源稅收入比重過低不利於促進資源綜合利用，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而環境稅、物業稅等對社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的稅種沒有開征，導致稅收政策在引導資源配置、調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功能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六是社會保障未實行費改稅，對社會保障收入籌集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在發達國家的稅收收入中社會保障稅佔到30%左右，與個人所得稅、流轉類稅收的比重基本相當，是財政收入重要來源。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加快，社會保障支出迅速增加。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將現行社會保障費改為稅，加大徵收力度，增加社會保障收支透明度，有利於社會保障事業發展。七是地方稅體系建設滯後，缺少主體稅種，不利於地方政府強化支出責任和履行職能的需要；現行稅制的宏觀調控能力不強，不利於促進高新技術企業和中小企業發展。
我們認為，稅制改革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面臨與現實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問題，還關繫到社會各種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問題，更是涉及到改革開放的持續性問題，在各類因素影響下可能會面臨許多機遇和挑戰。
三、深化我國新一輪稅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在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大環境下，深化我國新一輪稅制改革，既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地增長，防止稅收收入出現較大的滑波，又要堅持好中求快，注重優化稅制結構，努力提升稅收質量和效益；既要關注經濟增長速度，又要關注資源能源消耗問題，關注稅制改革成本問題。
（一）改革增值稅制度，構建有利於長期保持國家整體經濟活力的稅收機制。建議在東北三省、中西部老工業城市和汶川地震災區成功試點的基礎上，從2009年起在全國范圍內將生產型增值稅全面改為消費型增值稅，並將交通運輸、建築業等部分營業稅項目改為徵收增值稅，進一步擴大增值稅征稅范圍；同時，要進一步整合增值稅各環節的減免稅優惠，適當降低一般納稅人認定門檻和小規模納稅人徵收率，以公平稅負，減少征管漏洞，保證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避免增值稅制對經濟發展的扭曲作用。
（二）進行消費稅調整，構建有利於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優化經濟結構、提升經濟實力的稅收機制。建議對消費稅徵收范圍進行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適時調整消費稅稅目與稅率，將普通化妝品、低檔白酒等普通消費品逐步從稅目中剔除，將別墅、桑拿、賽馬、高檔皮革製品、高檔古玩、高級字畫、高級KTV等高檔奢侈消費品、資源消費品、不利於身心健康和環境保護的消費品、消費行為納入消費稅征稅范圍，並適當提高級遊艇、高爾夫、高級煙酒等高檔產品的消費稅率。同時要將消費稅改在零售環節徵收，由價內稅改為價外稅，進一步增強消費稅的收入比重，實現收入分配調節。
（三）實施個人所得稅改革，構建有利於合理調節收入分配、擴大中等收入人群和提高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稅收機制。針對經濟轉型期收入分配秩序不夠規范，仍有各種各樣灰色收入，存在大量不易監管的現金交易，社會信用程度還有待於進一步提高，要建立分類與綜合徵收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模式，進一步規范稅前各種費用扣除和免稅項目，並將遺產繼承收入、大額財產捐贈收入納入個人所得稅的偶然所得征稅范圍，調節過高收入，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分擴大，鼓勵勤勞致富。針對工資薪金所得適用累進稅率存在稅檔級距過小，稅率偏高等問題，減少其對收入分配的逆調節作用，應進一步考慮簡化稅率檔次，採取較為簡單的10%、20%、30%和40%四級累進稅制，降低最高邊際稅率並擴大各稅檔之間的級距。同時，工資薪金所得免徵額的確定標准應與物價指數掛鉤，避免稅制經常性的變動，從2009年起將起征點調至5000元，並增加自住住房利息支出扣除、大筆醫療費用扣除、大筆教育費用支出扣除、養老或撫養兒童的費用扣除等項目，充分發揮個人所得稅制在促進民生改善上的作用。
（四）推進資源稅制改革，構建有利於促進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稅收機制。良好的資源稅制有利於建立合理的資源補償機制。針對資源補償費徵收彈性過大的弊病，應考慮提高資源稅的標准，以緩解因資源開采和生產機會不公平所帶的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有助於我國對外貿易方式的科學轉變。同時要擴大資源稅徵收范圍，調整資源稅計稅依據，將礦產資源補償費、城市水資源費等並入資源稅，提高資源稅稅負水平，積極構建綠色稅制體系目標，促進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形成。改革現有的消費稅制，統籌考慮油價等因素，適時開征燃油稅；對環保產業採取較為優惠的稅收政策，以體現國家的鼓勵。
（五）實行社會保障稅費改革。建議盡快將社會保障收費改為徵收社會保障稅，建立起規范和穩定可靠的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資金供給系統。同時，社會保障稅標準的確定，應考慮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約束，以及人們對社會保障的需求，從而選擇適當的社會保障覆蓋范圍、保障水平、籌資模式和計稅依據。
（六）深化分稅制改革。在確保中央財政收入佔全部財政收入比重的基礎上，建議重新劃分地方與中央的稅收分配關系，將增值稅分成比例由現行的25%：75%調整各佔一半，並規定增量部分作為專項資金用於提高公共服務能力和解決民生事業等一系列保障；將出口退稅分擔比例改為由中央財政全額負擔；將企業所得稅分成比例調整為中央收入，並由國稅部門負責統一管征。
（七）在統一稅政的前提下，賦予地方適當的稅政管理權，增強地方稅的調節功能。新一輪稅制改革不僅要強調地方政府在稅制改革中的作用，還要在合理確定事權和財權的基礎上，合理劃分稅權，賦予地方收入自主權。對中央統一制定稅收條例的地方稅種，要考慮允許省級人民政府制定地方稅種的實施細則；對非全國統一開征的地方稅，其立法權、解釋權和徵收管理權應完全下放給地方；在確保中央和其他地區利益基礎上，允許省級人民政府通過立法程序，並經中央批准，開征新的區域性稅種；在中央集中管理中央稅、共享稅及對宏觀調控影響較大的地方稅的立法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地方稅主體稅種，賦予省級人民政府對地方主體稅種稅目、稅率調整、減免稅等稅收管理許可權。
改革開放三十年，老百姓最切實的體會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腦子一天比一天活了！三十年的改革春風，吹動了人們對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無比嚮往與追求，而由此引發的生活熱詞深刻地標示了那個時代百姓的生活記憶。當然，這些詞，有一些流行至今，成為人們總結工作與生活的代名詞，有一些則被歷史的潮汐淹沒，成為標記歷史的過去，回望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事變遷，歷經三十年的不懈追求，如今我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改革開放三十年，除了給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的物質精神財富外，更在歷史的軌跡上留下了許多令人刻骨銘心的詞彙，得以讓三十年後的我們用冷靜的審視態度去重溫它們，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熱詞經過歷史的沖刷竟顯得如此意味深長……
萬元戶
意指一戶人家有了一萬元人民幣。這一20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出現的新名詞，很快席捲大江南北，並演變為第一批「先富起來」的人的代名詞。
萬元戶，是我國改革開放之初最流行的一個詞彙，是勤勞致富的代表。改革開放前，在那個「越窮越光榮」、「越窮越革命」的時代，誰要是萬元戶那一準是專政的對象。改革開放後，政策的改變，使「致富光榮」的意識日漸深入人心。
上世紀八十年代，包鋼的一名普通學徒工一個月的收入只有18元，提起萬元戶，大夥眼睛都放光，很多鄉鎮、工商行業以出現了多少個萬元戶為光榮指標。展現了人們在改革開放初期，致富的強烈渴望及富裕後的空前喜悅。
改革開放三十年，是包頭人民家庭收入飛速發展的三十年。截至2007年底，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7876元，農牧民人均收入達到6000元以上。
如今，萬元戶這個曾經代表富裕的詞彙已經成為過去。17876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早已將財富的標尺提高，如今，只有擁有一套住房、一輛私家車，這戶家庭的固定資產至少達到50萬元，才算小康。
下海
改革開放初期，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許多人不滿於現狀，轉而經商，稱之為「下海」。
在包頭，有太多借著改革春風勇於下海採金的企業家，陸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包頭本土企業家，他曾這樣形容自己最初下海的情景：「那時，親戚、朋友都知道我去深圳下海了，常讓我捎一些電子表、襪子等包頭很難買到的物資，所以每每回家鄉，我總要大包小包地帶，其中一部分是送人的，剩下的在包頭賣掉了，差價很大，在深圳、廣州那裡只需幾元錢的商品，到了包頭可以賣到幾十元，甚至上百元，而且供不應求。」內陸城市與沿海城市部分商品的巨幅差價讓這位下海人士抓到了商品貿易的挖金點。
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的今天，下海這個名詞依然在熱用，說明下海依然有效地影響著人們追求財富的人生。
計劃生育
拿包頭市青山區為例，作為全國一個普通區（縣），青山區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由70年代初的15.78％。和13.6％。，下降到2007年的8.27％。和4.84％。。30年，該區少出生人口20多萬人。
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總結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深刻分析了中國的基本國情，指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考慮中國國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點，揭示了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必須協調發展的客觀要求。鄧小平在解決中國人口問題上主要的貢獻是，把人口問題放到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全局中來考察和處理，明確提出中國的人口政策是帶有戰略性的重大政策。根據鄧小平的這一思想，中國政府把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作了明確規定。
改革開放30年來，全自治區區累計少生913萬人，為社會節約撫養費5295億元，促使人均GDP提高了6886元，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達到27.52%。
從曾經的超生游擊隊，到有計劃的生育再到選擇丁克，人們的生育觀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科教興國
1985年前後，李老師已經當了10多年的高中班主任，他一個月工資只有80元，只比在工廠當家屬工的妻子多10元。夫妻倆要用這150元，養活年老的父母和一雙兒女上中學。當時，李老師的鄰居在火車站當裝卸工，每個月能賺200元左右，還有一個鄰居趕馬車跑運輸，一個月能收入300多元。
1987年，李老師也利用星期天做起了小買賣。周末一大早，去批發市場，批發兩筐水果沿街叫賣。剛開始有些拉不下面子，戴了一頂草帽和一副大墨鏡。怕遇到熟人和學生家長顯得尷尬。雖然辛苦，但是每月能多收入六七十元。這筆錢相當於他一個月的工資，可以為家裡解決不少問題。
當年，「教授賣燒餅」、「醫生擺地攤」的現象常為人們談論，這種「腦體倒掛」的現象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90年代，留給那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生活烙印。曾有人算過一筆賬：1985年，一個茶葉蛋的成本為0.15元，市場售價為0.40元，一天只要賣100個茶葉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而當時二0二廠的李冠興月薪才掙500元。「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成為那個時代的一個怪現象。
『捌』 ( 14 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但居民貧富差距的擴大化已越來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