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居民兩極收入

A. 馬克思說過任何時候都會有貧富差距

一、貧富差距擴大的理解及現狀
在描述中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收入差距）問題時，人們所使用的概念往往是不一樣的。如，有人使用「社會分化」或者是「兩極分化」，還有人使用「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差距擴大」）。實際上，這三個概念的含義是有差別的，甚至是差別很大的。概念的使用不當，直接造成人們對於貧富差距問題認識的偏差。考慮到這一點，所以，有必要先來分別解釋一下這三個概念的含義。社會分化是一個同貧富問題沒有多少關系的概念。但是，一些人卻錯誤地將這一概念同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這樣一些概念混為一談。這屬於常識性的誤解。當代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社會分化，是指伴隨著現代化以及市場化進程的深入，社會的分工越來越復雜、社會各個領域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社會的差別成份越來越多。
社會分化是現代化的一項重要特徵。社會分化的程度反映了這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同社會分化相對應的概念是社會整合。總之，社會分化與貧富差距問題沒有多少關聯性。兩極分化。兩極分化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財富方面的兩極分化。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在資本主義資本積累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貧富必然要兩極分化，也就是說，在資產階級的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無產階級的一極「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兩極分化的第二層含義是，從絕對意義上講，在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提高的同時，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下降，即：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也就是分配收入的「馬太效應」。無論是從兩極分化的哪一種含義看，中國社會目前收入分配的實際狀況還不能說已經達到了兩極分化的程度。貧富差距擴大是一個含義比較寬泛的概念，它是指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明顯擴大。收入差距擴大既可以表現為窮人更窮和富人更富，也可以表現為窮人小富和富人更富，或者是窮人的收入不變，而富人的收入在提高。大致可以用貧富差距擴大這一概念來概括中國社會目前的貧富差距問題及收入分配狀況。
現在人們對於貧富差距的衡量主要是使用基尼系數和五等份法，而具體的測算主要來自三個口徑：政府的，學術界的和世界銀行的。這三個口徑測算結果的趨勢大致差不多，但有些具體的差別。
根據政府口的測算，近年來中國居民基尼系數迅速增高，1996年為0.375，1997年為0.379，1998年為0.386，1999年為0.397，2000年為0.414。
根據學術界的有關研究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中國從80年代到90年代,基尼系數出現了兩個台階的提升，首先是由1988年前不到0.3上升到1988年的0.382，其次是由1988年的0.382 上升到1994年的0.452或0.467。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我國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之前為0.16，1995年為0.415。在同一時期，美國的基尼系數為0.41，英國為0.37，印度為0.297，俄國為0.48，丹麥為0.25，泰國為0.46。
根據政府口的統計，在1999年，中國城鎮居民最高收入戶的收入相當於最低收入戶的倍數為4.6倍，農村居民最高收入戶相當於最低收入戶的5.8倍。
學術界有關調查（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顯示，1998年中國城鎮居民最高20%收入戶與最低20%收入戶年人均收入相差9.6倍，而1990年只有4.2倍。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中國在90年代中期，中國居民最高收入戶的收入相當於最低收入戶的倍數為8.6倍。
顯然，無論哪一種測算方法、哪一種統計口徑的數字都說明，在短短的十幾年的時間里，中國已經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貧富差距擴大現象嚴重、其收入差距超過了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這樣迅速的變化是讓人擔憂的。另外，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研究」課題組的研究，1986年―1995年10年間，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盡管在拉大，但是，最高收入人群和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基本上都是在同時增加。但是在1988年，最低收入層的實際收入出現了下降的現象。 這種現象在近些年的個別年份又有反復。
這種現象很值得引起我們的警惕。這是因為，一旦這種現象成為一種比較穩定的現象，那麼，這就意味著我們國家的貧富差距現象發展到了最為嚴重的地步，也就是說，出現了貧富的兩極分化現象。如果是這樣，那就意味著我們的改革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這一現象應當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
二、貧富差距擴大現象的致因
客觀地講，造成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我們不妨具體地分別分析一下。
1.歷史原因
1978年以前，盡管從某些經濟指標上看，中國獲得了較為高速的增長，但是，平均主義盛行，基尼系數過小。這屬於一種「不正常」的狀態和「不正常」的發展。1979年以後，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整個社會獲得了一種正常的發展，並使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講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對此，可以從這樣兩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使得一些新的經濟板塊迅速成長。經濟的常態發展，還使得本來發展條件就具有某些優勢條件的區域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如占據明顯區位優勢的東部沿海地區就獲得了更加迅速的發展，從而使東部沿海地區的居民在收入方面拉大了與西部地區居民的差距。社會的進步，則使得社會成員的個性意識逐漸覺醒，相應地，個人的潛力得到了極大的開發。而人與人之間在潛力方面的差別是很大的，同時，這種差別又同按貢獻分配結合在一起，於是，這就使得社會成員在收入方面逐漸拉大了距離。
第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是，對於中國來說，市場經濟是從無到有，是一個逐步建立的過程。這主要表現在：一，經濟領域缺乏統一的規則。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在目前特殊時期出現了一種並存的局面。客觀上講，這就使得經濟領域難以實行一種統一的規則，從而為一些人用不恰當的手段為自己謀取利益留下了許多「空檔」。而且，在缺乏規則的情況下，人們往往容易形成一種短期的行為，也就是缺乏長期考慮、缺乏公共准則意識的社會行為。人們往往在尋求種種有利於自己的短期行為，希望迅速增大自己的經濟利益。於是，各式各樣「鑽空檔」、「搭便車」等不正常的尋租行為便出現了，並進而使「灰色富有階層」、「黑色富有階層」迅速形成。二，初次分配過程中存在著許多不平等的競爭。不平等競爭表現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門、行業甚至是一些個別的社會成員，能夠通過壟斷經營，獲得壟斷利益或高額利潤，而其他的社會群體和社會成員卻不能，因此最終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一些藉助國家特許經營的壟斷行業就獲得了「暴利」。在全國分行業收入的統計中，壟斷性行業人員的收入穩居前幾名，如航空運輸業、管道運輸業、郵電通訊業、電力部門等等。這些行業所獲取的往往是暴利。甚至在一些高等教育部門、醫療部門等社會公共事業部門也存在著利用行業壟斷的地位而索取高額利潤的情況。
第三，國家稅收的嚴重流失。本來，國家通過健全的稅收制度，可以緩解貧富差距問題。但是，目前中國的稅收制度不健全，如沒有遺產稅稅種，而且，已有的稅收制度也得不到有效的執行，這就加重了貧富差距問題。在這方面，國家還沒有正式披露的統計數字，我們只能參考學者的一些估計。另外，中國的地下經濟十分嚴重，地下經濟偷漏稅流失額在700-800億元之間。 國家稅收的嚴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財富迅速加大，另一方面又使國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的能力，從而難以有效地援助弱勢群體，從而最終加大了貧富之間的差距。
第四，社會防護能力的弱化。一個正常的社會尤其是一個現代社會，應當具備必要的社會防護能力。但是，同經濟發展幅度相比，中國的社會保障事業表現出一種明顯滯後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城鎮的失業人員及其親屬最有可能成為貧困者，從而使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迅速拉大。雖然從歷史發展進程的角度上說，中國現階段貧富差距擴大現象的出現具有某種合理的成份，但是，我們更應當看到，在多種非正常因素的影響之下，收入差距過大現象日益嚴重，現在已開始超出了正常的限度，已開始對於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造成越來越大的負面效應。這主要表現在：其一，它嚴重地損傷了普遍受益這一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則。其二，它使大量的社會弱勢群體成員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使他們對於社會產生某種抵觸的心理，嚴重的甚至會產生反社會的情緒，進而降低社會的穩定程度。
三、我們在考慮如何緩解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時，有必要重視以下幾個方面的事情：
1.大力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發展中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 只有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一個社會才能具備相應的社會經濟資源，才能為緩解貧富差距擴大問題提供必要的條件和途徑。發達的物質基礎是現代公正社會的支撐構架。我們注意到，馬克思恩格斯在談論公正社會時，總是把高度發達的物質條件作為最為重要的前提性條件。鄧小平也十分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顯然，鄧小平是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視為實現公正的根本前提。我們一定要防止用平均主義的方式來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現象。實際上，平均主義也是一種不公的社會現象，是同現代化及市場經濟的准則相背離的。它是另一種類型的剝奪和不公，是貢獻較小的人、能力較弱的人對貢獻較大的人、能力較強的人在機會方面、分配方面的剝奪。
2.盡可能地實現充分就業
充分就業是指，任何一位願意參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並且年齡合適的社會成員都應當獲得一份有經濟報酬的職位。充分就業應當是社會的優先目標。實現充分就業，對於一個社會實現廣泛意義上的公正具有重要的意義。獲得一種職業，對於勞動者來說，就意味著擁有了相對穩定的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意味著能夠進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會活動。所以，充分就業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是消除貧困問題、緩解貧富差距擴大問題的必要條件，也是最大限度地開發人力資源、增強社會活力、增加社會總財富的必要前提。
對於現階段的中國來說，實現充分就業的意義更為重要。中國真正從事的現代化建設的時間並不長，中國的發展只能說是起步不久，社會賴以發展的社會財富基礎十分薄弱，而且長時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使社會成員的個人財產積累極為有限，因此，從總體上看，中國社會成員經濟來源對於就業的依賴性相對來說更強。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出現大規模的失業現象，必定會造成較大范圍的貧困現象，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現象。從現階段的社會實際情況來看，中國城市的貧困者多來自失業者或是半失業者。由此可見，社會應當將充分就業作為社會政策的優先目標，想方設法地為社會成員創造種種就業機會。這應成為實現社會公正的基礎性內容。
3.大力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
社會保障的目標是，立足於社會公正和社會安全的角度，通過社會救助、社會養老保險、醫療社會保險、生育社會保險、工傷社會保險、失業社會保險、社會福利以及社會優撫等多個方面來實現社會公正和社會安全，確保每個人有一個合理的生活水平。
社會保障最為重要的意義在於對社會成員基本生存底線的確保。一個社會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平等和不確定的因素，如社會經濟資源分配體制的不合理和不完善、市場經濟的風險、家庭的遺傳影響等等。這就使得社會成員在生存與發展的具體處境方面有著較大的差別，處境不利的社會成員有可能由於工作的喪失或是其他的原因而陷入「生存危機」的狀態之中。對於這部分社會成員，社會有責任對其進行必要的社會救助，確保其基本的生活底線。
4.健全合理的稅收制度
稅收是一個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社會進行必要調劑所需資金的主要來源和基礎。其主要種類是所得稅和遺產稅等。對於社會的必要調劑來說，稅收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功能：一是，政府通過稅收可以獲得必要的公益性的資金，用來維持生活處境不利的社會成員如低收入者和無收入者的基本生計和用來提升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和發展能力；二是，通過所得稅、遺產稅等稅種的徵收，可以適當地減少高收入者過多的收入和財產，以有效地調整或是緩解社會過於懸殊的貧富差距，保證社會必要的整合性和穩定性。只要能夠健全合理的稅收制度並予以嚴格執行的話，那麼，就能夠有效地控制貧富差距的拉大。
在嚴格的稅收制度下，對於非常富有的人來說，往往是富不過幾代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們在世的時候，需要交納累進稅；去世時，其後人又必須交納遺產稅。而且，遺產稅的數量不是個小數目。以美國徵收遺產稅的稅率為例，美國對於個人遺產所征的統一稅率在18-55%之間，具體稅率根據應納稅遺產價值的大小來確定。美國統一的遺產稅最高的稅率是55%，適用於超過300萬美元應納稅的遺產。 這樣看來，不論一個人在世擁有多少財產，經過交納累進稅和遺產稅，幾代人之後，最終這些財產的大部分是歸社會所有。

B. 我國收入兩極分化的原因分析

導致迅速暴富的原因 是權力和關系的作用 無須經過資本慢慢積累 無須經過個人奮斗 一揮間的事
有權力和關系 就能在社會上謀求到財富和地位 而財富和地位的大小高低 取決於依賴權力的大小高低
以上觀點或許有些偏頗 歡迎指正

C. 從GDP、人均收入、人均資源、兩級分化的嚴重談談中國發展的看法

這個問題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第一，中國的GDP增速是比較快的，近些年來在8%-10%左右，相對於其他國家比較快，這是經濟總量擴大的表現。第二，雖然GDP在高速增長，但人均收入增長緩慢，特別是普通勞動者的收入——無論是名義收入，還是實際收入——徘徊不前，但必需品的價格在上漲，所以人們高呼壓力山大。這個問題原因很復雜，如依靠打工經濟起家但難以擺脫這種格局，產業鏈利潤率低下，不能賺得很多利潤；企業稅賦重，無法提高工資等等。第三，中國的人均資源偏少，諸多資源的人均排名在100名以後，這是今後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第四，中國收入差距大是事實，但不是兩極分化，因為沒有出現對抗性的社會結構，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從這幾個方面看，中國的發展是值得期待的，趨勢是好的，但收入差距擴大、普通勞動者收入增長慢等問題需要認真研究解決。

D. 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會導致兩極分化嗎的一場辯論賽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更加註重社會公平

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角度，明確提出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黨執政的重要目標，並把和諧社會建設放到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同樣重要的位置。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旋律，實踐表明，著力解決民生問題是關鍵。

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經濟所有制、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因而與民生基本問題有關的一些社會矛盾也特別突出，集中表現在勞動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方面。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始終高度關注民生問題。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更與構建和諧社會密切相關。最近，中央政治局專門研究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強調要「構建符合國情、科學合理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註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

分配公平的概念

目前人們普遍關心社會困難群體，提出縮小收入差距，防止兩極分化，以緩解當前社會的矛盾。在這些措施中，不少人認為解決困難群體的問題，應把「公平分配」放在優先地位。什麼是公平？把公平作為分配的標準是否科學？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公平就是「處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也就是說，公平是一個處理事情的原則，要公正，即平等相待。但是公平本身是一個不能確定的標准，公平分配就更難執行。所以，當拉薩爾把公平分配寫入《哥達綱領》的時候，就受到馬克思的批判。馬克思說：「什麼是『公平的』分配呢？難道資產者不是斷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因此，把公平作為分配標准，就是把分配看成是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既沒有科學依據，也不能成立。公平是一個法權概念，屬於上層建築，分配是經濟范疇，屬於經濟基礎，是生產關系的內容。只能由生產方式決定分配，而不能由公平原則決定分配。公平的標準是要求合情合理，而分配的標準是按貢獻付報酬。如果以人人都有生存權為標准來進行分配，那麼只能實行平均分配，這是最公平的，但強制推行這種分配原則就違背了現實的按勞分配的經濟規律，最終無法得到公眾的信服和認可。

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收入分配公平一方面由社會主義本質的規定性決定，另一方面又受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的制約，因此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理解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分配公平。

我國目前的貧富差距

調查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我國改革開放以前，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數是 0.33；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攀升，1988年達到0.38，1994年達到0.434，1997年為0.4577。根據最近做的一些研究，比較了 2004-2005年的一些調研，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5。從發展趨勢看，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間，貧富差距從0.33上升到 0.5，速度確實快了一點。如果任其發展，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因貧富差距過大而引發社會動盪，最終導致經濟倒退的事，應該成為我們的鑒戒。

從另一個極端看，世界上基尼系數最小的一些歐洲國家，如奧地利(0.231)、丹麥(0.247)、瑞典(0.25)、挪威 (0.252)、芬蘭(0.256)、德國(0.281)，它們的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大體都在2.5萬美元以上，其貧富差距之所以小，重要原因在於建立了覆蓋全民的醫療、養老、失業救濟等社會保障體系。我國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水平確實無法與這些國家比擬。而且，從歷史經驗看，在經濟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用計劃體制強撐著建立高覆蓋的福利保障體系，其結果是阻礙經濟的發展，整個國家變得更窮。

立足國情，構建新型分配製度，縮小貧富差距

首先，對貧富差距問題要有科學認識。任何收入分配公平都是一種動態的相對公平，不可能是一種靜態的絕對公平。要實行一種絕對的公平，就必然要抹殺勞動者之間、行業部門之間的事實差異。不問效率高低，不分貢獻大小，一律實行無差別的平均分配，即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最大的弊端在於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取收入分配的公平，最終導致共同貧窮。歷史告訴我們，平均主義行不通。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一方面可以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真正做到「鞭打慢牛，鼓勵和保護先進」，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盡管合理拉開收入差距是必要的，但如果收入差距過大，突破合理的度，就必然會導致兩極分化，違背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因此，對收入差距問題，我們要有一個科學的認識，樹立一種「合理差距論」的公平觀，承認差距存在的客觀事實，保持一定的合理差距是有利的，反對「差距有害論」和「差距有益論」兩個極端。

其次，要立足國情，努力構建新型分配公平準則。國民收入的分配要經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過程。由於二次分配過程所起的作用不同，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因此必須有不同的收入分配標准。初次分配應堅持效率原則。按效率分配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勞動消耗，減少單位產品成本中的生產資料支出，促進企業加強管理，推動技術創新，從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按效率分配可以打破分配中的平均主義，調動勞動者和行業部門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們在生產中的作用。我國目前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就是注重效率的體現。市場經濟本身要求各種要素進入市場，通過市場實現要素的配置，各種要素在商品的生產過程中都起著不同程度的作用，當商品價值實現以後，這些要素的所有者必然要根據其所擁有的要素參與收入分配。再分配應堅持結果公平的原則。盡管按效率分配可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緩和社會主要矛盾，但其不能解決收入的兩極分化問題。兩極分化同社會主義的本質相違背。如果社會產生兩極分化，就將從根本上阻礙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從而最終又影響到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必須以注重結果公平作為收入分配的補償，彌補初次分配過程中的缺陷，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新型個人收入分配應讓收入與投入要素掛鉤，以勞動收入為主，遏制收入差距懸殊

E.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製度下，如何縮小收入差距，防止兩極分化

1、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我國經濟發展在地區差異上主要表現為東西部發展的嚴重不均衡，這種不均衡事實上就是貧富分化的一種根源。西部大開發就是縮短東西部之間的差距，通過西部的發展拉平地區貧富差距。

西部地區的生態、社會結構、文化教育、基礎設施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於減少東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2、開展新農村建設。城鄉差距是影響我國整體收入公平的重要瓶頸，農村發展不起來，我國就不可能真正解決貧富差距問題。

3、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水平大幅度提升。2008年，全國農村基本建立起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2009年，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正式啟動，農民看病貴、養老難的負擔大大減輕。農村參保人數從2010年初的3326萬人增加到2012年底的4.6億人。

2012年年末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3.0379億人，比上年末增加1988萬人。這些惠及廣大農民和城市低收入階層的措施，事實上就是在縮小全國范圍貧富分化的差距。

4、持續不斷地加大反腐敗力度。腐敗嚴重地助長了社會不公平現象，社會不公平現象使得社會成員獲得財富的機會不平等，必然加重貧富分化。研究表明，政府官員越清廉，貧富差距就越小。所以，不遏制、消除腐敗，會嚴重加劇貧富分化程度。

有鑒於此，黨和政府始終堅持在腐敗問題上零容忍，不斷加大懲處腐敗的力度，對於促進社會公平，遏制貧富分化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

5、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我國現有的收入分配製度不利於縮小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居民收入在國民總收入、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城鄉、地區、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

(5)城鄉居民兩極收入擴展閱讀：

實施措施的背景：

實現社會公正、平等，讓人民過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是中國共產黨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我們選擇社會主義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就是因為社會主義能夠避免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

所以，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提出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並反復強調，不能搞兩極分化。

2000年前後，我國在實現了翻兩番的戰略目標、達到小康水平之後，兩極分化問題日益凸顯，黨和政府對此高度關注，不斷採取各種措施，縮小貧富差距。

F. 兩極分化與貧富差距的關系

貧富差距與兩極分化

關於兩極分化，馬克思早就作過闡述。在論述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時，馬克思指出：「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這種兩極分化，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

馬克思所分析的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兩極分化。馬克思不僅指出了財富的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產生的必要條件，而且深刻揭示了依靠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對收入進行兩極化分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正是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的產生和發展，塑造出了兩個對立的、能夠採取統一行動的貧富兩極利益共同體。而造成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產生的基礎則是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制度。事實上，私有產權制度是使兩極分化制度化、凝固化的制度基礎。無論是奴隸制、封建制還是資本制，都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程度上使兩極化的收入分配製度化了。盡管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收入分配領域出現了有些學者指出的所謂的「中產階級」或「中間階層」，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然是在資本僱傭勞動制度下的「有產階級」，他們仍然處於從屬於資本的地位，仍然受資本的剝削和奴役。所以，財富分配兩極化傾向並沒有發生本質變化。仍然存在著佔有巨額財富的當代資本家階級，也存在著擁有一定財產的現代工人階級。

馬克思對兩極分化產生基礎的分析，無疑是科學的。他深刻說明了私有產權制度是兩極分化產生、存在和延續的制度性根源，揭示了私有產權制度與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內在關系。但是，如果從市場經濟一般的角度來看，市場經濟與兩極分化並沒有必然性聯系。雖然市場經濟要求市場主體的產權邊界要清晰、明確，但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和市場化改革國家的實踐證明，公有產權、特別是國有產權與市場經濟不僅具有兼容性，而且它們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的存在是市場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要求。所以，市場經濟本身並不具有導致兩極分化的必然性。但是，市場經濟的確要求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按照效率原則來進行，收入差距拉開也就成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自然現象。任由市場經濟的自發性分配，收入差距擴大到貧富差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對處於市場化取向改革的國家或地區來說，收入差距拉大乃至出現貧富差距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導致貧富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收入分配製度不合理；有的是法制不健全、不完善，從而對收入分配領域的監督和約束乏力；有的是在體制轉軌初期「商機」的大量「突現」及收入分配機制「聚變」帶來的超額利潤；有的是由於歷史原因形成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有的是產業、行業發展不平衡；有的是文化技術水平的高低差異；有的是違法違規經營；等等。

然而，貧富差距的存在並不等同於兩極分化的出現。雖然兩極分化是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結果，兩者也有著前後承遞的聯系，但它們之間存在著多方面的區別，這可以從質、量和發展趨勢等幾個方面的基本規定性來看：

第一，從質的方面看。兩極分化表現了富有者對貧窮者勞動的無償佔有，體現了富有者和貧窮者之間在分配關繫上的對立和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兩極分化作為一種經濟和社會現象的存在，從根本上講是勞動依附於資本權力的結果，以及基於資本權力之上的政治或經濟權力對剩餘勞動無償佔有的結果。在資本僱傭勞動制度下，市場的自發性調節和收入分配機制的不健全，會導致收入分配規則和收入分配形式的扭曲，富者會越來越富，貧者會越來越貧，兩極分化也就是一個自然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講，兩極分化是資本權力作用下收入分配不公正的結果，體現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正性。

第二，從量的規定性來看。兩極分化反映了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目前比較流行的洛倫茨曲線、基尼系數、五等分比差法、十等分組分析法、泰爾指數(Theil index)等分析收入差距的技術和方法，都可以在量上或收入構成上反映收入差距或貧富差距的具體情況，盡管這些分析指標僅僅局限在量的方面的測定，但在說明貧富差距的具體程度上，無疑是科學有力的。當這些分析方法顯示出貧富差距相當大的時候，例如基尼系數顯示出超過0.4，是國內外很多學者認為的差距過大，就具有兩極分化的特徵。基尼系數可以反映收入差距的程度，五等分比差法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低收入層分別佔有收入的比重和富有者與貧窮者在社會中的比重和構成。例如富有者在人口數量上一般比重達到8%～10%。中國目前的高收入、高消費人數及財富佔有者都不足1%，城鄉貧困人口佔到總人口的4.6%左右。因此，輕易根據這種狀況作出兩極分化的判斷，就會出現很大偏差。所以，並不是所有的貧富差距都是兩極分化，也不是所有不公正的收入分配都會導致兩極分化。如果貧富差距程度較輕，或者貧者和富者沒有在數量上達到一定的比重，即使是收入分配有些不公正，也不能說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

第三，從「兩極」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來看，兩極分化反映了貧富階層的出現和社會階層的改變，一方面，富有者在社會中的影響力日趨增大，不僅表現為富有者群體的出現，而且形成了一個富有者階層。他們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作為一個頗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另一方面，與富有者階層相對應的是貧窮者階層(當然這里的貧窮，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並且他們也作為一個穩定而獨立的社會力量而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兩極分化與貧富差距的主要區別是，貧富差距是特殊的收入差距，是收入差距發展到貧富群體出現後的表現形式，而兩極分化則具有階層或階級性質，是貧富群體作為一個階層或階級出現後，影響到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並且貧窮者和富有者作為兩極對立的利益共同體存在於社會階級結構之中。所以，當一個社會即使已經出現了貧富差別，但富有者只在整個社會中占極少數，還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利益共同體和社會力量影響到社會「游戲規則」的制定；貧窮者盡管作為一個從經濟角度來看的弱勢群體存在，尚不能作為現實的能夠危及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因素而存在的時候，是不能稱之為兩極分化已經存在的，即使「貧」、「富」差別很大。從這個意義上講，兩極分化是一個階層特別是階級概念。

第四，從發展趨向的規定性來看，兩極分化所表現的是貧富差距呈現出擴大的趨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貧」通常表現為相對的貧，只是相對於富有者階層財富增長的速度或相對於社會財富增長的速度來說，貧窮者群體在社會總價值「蛋糕」中，所分得的量越來越少。從這個意義上說，兩極分化本身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如果我們絕對的將貧和富理解為向「兩極」的發展，特別是將「貧」理解為「赤貧」或絕對貧困化的話，顯然是片面的。

第五，從社會承受力的規定性來看，兩極分化反映了一個社會因收入分配不公與差距過大導致的社會動盪的可能性。社會承受力是一定時期社會對某一限度的貧富差距及其各種效應的容忍能力和接受能力。社會承受力主要表現為居民的心理承受力。居民的心理承受力是一種在歷史、文化和社會結構多種因素共同制約下形成的心理張力，它因國別、環境、時期而異。社會承受力無非是居民個體承受力的集合，並最終通過個體行動表現出來。因為居民並不是以經濟學家手中的數字作為自己對社會現實及政策滿意與否的判斷標準的。所以，如果說收入差距擴大到相當大程度、但仍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之內屬於貧富差距的話，那麼，兩極分化則是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從而向兩極發展引起社會動盪不安的可能性。

G. 針對當前社會收入差距進行分析，如何解決分配差距過大

LZ你好： -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場經濟的常態，同時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把「雙刃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收入分配差距的積累和加劇也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相應而生，並成為嚴重製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突出問題。收入分配差距作為社會生產的重要環節，不僅是生產條件分配差異的結果，而且是再生產中生產條件分配新的差異的源頭。 -2003年我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進入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然而，理論界較多的是對各類型差距和具體對策的分散研究，而很少基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制度變遷，對收入分配差距問題進行一般的分析，尤其是制度變遷進程不斷對收入分配差距產生新的影響的情況下，理論的研究總體上滯後於現實的差距變化。因此，對收入分配差距進行系統的一般分析更顯迫切和必要。一、正確認識收入分配之間的差距
當前收入分配領域中存在主要問題有以下幾點：一是農民收入增幅有所下降，城鄉收入差距拉大；二是下崗職工收入偏低，城鎮居民中不同階層收入差距拉大；三是某些行業憑借壟斷優勢收入過高，行業收入差距拉大；四是東部地區比中部地區收入高，地區收入差距拉大。導致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擴大的基本因素無疑是分配製度的改革和分配方式的變革。隨著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收入差距特別是初次分配差距擴大是必然的，總體上也有利於經濟效率的提高。問題在於，目前的收入差距過大並非都是合理制度安排的結果，其中存在許多不合理甚至非法因素。
一是初次分配過程中存在許多不平等競爭，最突出的是各種形式的壟斷問題。二是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嚴重不足。首先是對高收入調節不力，缺乏對收入監控的基本能力；其次是對低收入階層缺乏有效保護。三是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腐敗等非法收入問題突出。雖然腐敗等非法收入問題在嚴格意義上不屬於收入分配范疇，但通過非法收入確實造就了一批暴富者，並從許多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社會分配過程。
從總體上看，現在是有錢的人消費需求不高，消費需求高的人沒有錢，收入差距確實拉大了，存在分配不公現象。我國根據國際慣例所計算的基尼系數是0.39，接近於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水平，沒有達到「兩極分化」的地步。「兩極分化」屬於階級范疇問題，體現的是階級差別。我國現在的情況僅僅是貧富差別，是社會范疇問題，其本質是勞動者先富和後富的關系。這種先富和後富的關系不是階級對立的結果，而是經濟因素即生產力水平起決定的作用。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任務是調動一切力量積極發展生產力，壯大社會主義經濟實力，創造出極大豐富的物質財富。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收入分配差距，不能簡單地稱為「兩極分化」，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一些就不好了，縮小一些就好了。
事實上，合理、合法且適度的收入差距不僅不會造成「兩極分化」，相反，它有利於促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因此，我國目前出現的收入差距擴大並不等於「兩極分化」，它是在居民總體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是在共同富裕目標下先富後富的差別，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打破平均主義分配方式、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當然，我們在肯定合理、合法且適度的收入差距具有積極意義的同時，必須高度警惕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及其造成的收入差距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二、收入分配差距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分配不僅僅是生產和交換的消極產物，它反過來也影響生產和交換」，當前收入分配差距的客觀現狀必然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產生影響，這其中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目前來說其負面影響更值得關注。
1、適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正面影響。收入分配差距作為改革結果的利益關系調整的體現，收入較快和較高者多為改革的早期推動者和實踐者，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是人們追求制度變革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利益激勵；要素在市場中的按貢獻分配，要素所有者決策的差異，及要素配置的合理性的差異所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場合理配置資源的有效的激勵機制；收入分配差距的適度擴大導致的金融資產在少數人手中的積聚，加速了居民金融資產規模的擴大，也使直接投資能力提高，客觀上為非公有制經濟、非規范部門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有利於拓寬社會就業渠道；收入差距的適度存在所形成的多層次的購買力及多層次的消費需求結構，推動了市場需求引導企業的生產投向，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有利於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
2、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對經濟發展的社會環境，及作為經濟發展動力的「三駕馬車」中的需求和投資的消極影響。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條件下，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邊際消費傾向越低。因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者不需要繼續擴大消費，而需要消費的低收入者又沒有支付能力。而 -且，社會總需求與生產供給的不協調在社會生產中的反映往往具有滯後性，而投資及生產供給的調整更加滯後，使需求與供給的矛盾更加突出。目前，中等收入者比重過低，導致了社會主體消費需求不足；占社會成員大多數的低收入民眾的潛在消費需求，由於絕對收入水平不高而不能轉化為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高收入者雖然收入較高，但比重較小， -需求總量有限。這樣，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和需求斷層必然導致成熟期工業生產相對過剩、要素資源的閑置和浪費。需求結構的斷層和有效需求的不足使消費結構升級無法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也難以進行。消費結構的升級是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動因，不同的產業結構水平決定了不同的經濟發展能力，產業結構水平越高，經濟發展能力越強。目前的高收入者消費需求的無力，低比重中等收入者消費需求的不足，占較大比重的低收入者消費需求的無法實現，造成了消費結構的斷層，產業結構升級自然受阻，很不利於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收入分配差距調控的對策建議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實現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長期歷史過程，經濟的快速發展只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而不是最終目標。目前短期內的收入分配差距的過大，不僅已經影響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制約占社會成員很大比重的低收入者的物質、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礙了小康社會建設的全面進程。因此對收入分配差距的調控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
1、完善公平競爭的要素分配製度。要素分配是收入分配差距產生的一般基礎，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也是通過要素分配這一形式來實現的，因此，對要素分配製度進行完善，保證初次分配的合理和公平，是對收入分配差距進行調控的首要任務。其中最主要的是分配條件的公平和分配過程的公平。分配條件的公平主要是要素所有者對要素佔有過程的合理和要素在不同個體間分配的公平。分配過程的公平主要取決於市場環境的完善，即能保證要素所有者的獨立性，要素流動的自由性和要素市場定價的客觀性。對收入分配差距的調控，不僅僅是治標，更主要是治本，在保證分配過程公平的前提下，更主要的是保證分配條件的公平。因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對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調控，不僅是對非勞動力要素的初始佔有進行控制和調節，更主要的是著重保障低收入者的生存和發展的根本需求，使其人力資本的發展有平等的機會。
2.實施制度變遷的再次非均衡戰略。正如收入分配差距的產生和擴大的慣性效應源於最初的動態非均衡的改革，收入分配差距的調控也不能是靜態的「削高補低」或簡單的「以富濟貧」，而必須在動態的經濟發展中進行調控。在深化制度改革過程中，實施改革力度的再次非均衡戰略，特別是對落後地區實施制度創新的跨越式發展，使其經濟和收入都以較快速度增長，這是對收入分配差距進行有效調控的制度前提，也是經濟發展最終實現均衡的保證。在加大落後地區的改革力度的基礎上，實施落後地區內部的再次非均衡改革，使一部分低收入者收入較快增長，向上擴充到中等收入者群體中去。繼續實施發達地區內部的再次非均衡改革，提高中等收入的標准，並使高收入者產生新的分層，向下擴充到中等收入者群體中去。
3.剔除制度變遷的無序因素。制度變遷的無序因素所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在差距構成中佔有很大的比重，往往是具有隱蔽性，不易評測。且相當比例的高收入者，在制度變遷的無序因素中獲取非正常收入，極易引起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的增加。因此，對此必須盡快治理，使獲取非正常收入的「暴富」者的收入回歸正常，擴充到中等收入者行列。既然制度變遷的無序因素是在構建新的制度均衡過程中產生的，因此根本的途徑是加快制度變遷的進程，盡快取消不適應新經濟發展的舊制度，逐步完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制度。
4.加強再分配過程中的政策調節。社會的再分配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最後手段，也是見效最快的手段。盡管對初次分配的分配條件的調節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途徑，但這一過程是相對較長的，以「注重效率」為首要目標的初次分配，短期內必然繼續導致相當程度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仍須由再分配過程來調節。同時，再分配過程也是對初次分配的分配條件調節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充分發揮再分配過程的政策調節功能。一方面是通過稅收等對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進行收入轉移性質的調節，另一方面是通過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等對低收入群體和地區進行收入補助，進行收入分配的分配條件差距的調節。

H. 如何認識當前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

1.當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是在城鄉居民收入都有大幅度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是在共同富裕目標下產生的，是相對差距而非絕對差距

我國有13億多人口，讓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地區以同樣的速度富裕起來是不可能的，也不現實，平均主義只能導致共同貧窮。只有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然後才能帶動更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這一政策的鼓勵和指引下，一方面，改革開放之後我國越來越多的人口走上了富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當前我國低收入者數量雖然龐大，但已經大幅度減少。據統計，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有2.5億人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而到2014年底，在貧困線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則為7017萬。而且，即使是貧困人口，其生活水平與以前相比也有極大提高。以前的貧困更多表現為缺衣少吃，現在的貧困更多表現在缺少現金收入。

因此，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是絕對差距，即一部分人收入提高了，另一部分人收入降低了，而是相對差距，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快有慢、有先有後的差別。特別是按照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要在2020年之前，讓所有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是對人類社會的巨大貢獻，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具體體現。

2.我國的收入差距總體上看處於 過大區間，但未出現兩極分化

近年來，不斷有國內外學者和研究機構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做出兩極分化的判斷，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兩極分化既有量的判斷標准，也有質的判斷標准。從量上來看，一般認為基尼系數要超過0.5，而我國2015年的基尼系數為0.46。從質上來判斷，所謂兩極分化，是指全社會形成了明顯對立的兩極，社會矛盾激化，顯然我國還沒有出現這種情況。需要指出的是，兩極分化是從全社會而言的，不是比較兩個具體的人，一個人一年收入100萬元，另一個人一年收入1千元，這么大的差距還不是兩極分化嗎？這是極端錯誤的比較。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我國的社會發展指標如文化、科技、教育、環境等的差距，無論從區域來看，還是從城鄉來看都小於人均收入差距。

3.當前的收入差距是歷史形成的，縮小收入差距需要一個歷史過程

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沒有收入差距，只不過大小不同而已。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分配帶有比較嚴重的平均主義特徵，仍然存在收入差距。統計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33.6元，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為343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到2.57倍，不可謂不大。當時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也存在較大差距，即使同一個生產大隊，各個生產小隊之間也有差異。改革開放之後，平均主義總體上被打破了，收入差距呈現出快速擴大的趨勢。

今天的收入差距是經過30多年的時間逐步形成的，是一個漸進的量變的過程，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既有市場機制本身所具有的擴大收入差距的客觀因素，也有個人自身努力的主觀因素；既有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以及二元經濟社會政策因素，也有地理因素等。我們不能片面地認為高收入者的收入都是不合法不合理收入，而應該看到，絕大多數人是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富裕起來的。因此，縮小收入差距需要綜合施策，這也需要一個歷史過程。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區間，既促進效率，又兼顧公平，這是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重大歷史性課題。和諧解決收入差距問題，既要積極努力，深化改革，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又需要有耐心，寄希望一夜之間就能夠徹底解決問題是不現實的。

4.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經越過最高點，開始進入倒U曲線右側

收入差距倒U曲線由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茨涅茲於1954年提出，他通過對18個國家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關系的實證分析得出結論：隨著一個國家從經濟不發達到發達，即人均GNP由低到高演變，居民收入差距首先呈現擴大趨勢；當人均GNP達到一定程度時，收入差距達到最高點；隨著人均GNP進一步提高，收入差距開始呈現縮小趨勢，並逐步進入合理區間，表現在圖形上就是一條倒U曲線。此觀點提出後引起學術界激烈爭論，有人認為倒U曲線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也有人認為倒U曲線不存在。1965年另外一個經濟學家柏庫特把庫茨涅茲調查的18個國家進一步推廣到65個國家，發現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之間存在倒U趨勢。

考察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與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不難發現，絕大多數國家或地區都曾出現過收入差距過大甚至兩極分化的現象。18世紀、19世紀西方國家無一例外都出現過兩極分化。當然，並不是所有國家或地區都呈現倒U趨勢，確有少數國家或地區如亞洲四小龍等在工業化過程中，伴隨著經濟增長，收入差距總體上一直控制在一個合理區間。

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收入差距總體上呈現出擴大趨勢，當前是否已達到最高點並開始下降呢？綜合判斷，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越過倒U曲線頂點並進入右側，未來將呈現繼續下降的趨勢，理由如下：

第一，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諸多指標都已呈現下降趨勢。一是基尼系數。一般而言，當基尼系數小於0.3時，意味著收入均等或出現平均主義分配；0.3～0.4時，收入差距比較合理；0.4～0.5時，收入差距過大；超過0.5時，意味著出現了兩極分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國基尼系數2008年達到0.491歷史最高點之後，隨後幾年呈現連續縮小態勢，2015年為0.462。二是城鄉收入差距。改革開放之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波浪式但總體擴大的變動趨勢，2009年達到3.33倍的歷史最高位之後，呈現逐年下降趨勢，2015年為2.73倍。三是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經歷了擴大趨勢之後，近年呈現縮小態勢。從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之間的收入差距來看，2015年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為2.3倍，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為3.36倍。如果考慮不同區域間的物價因素，實際的購買力差距會更小。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最高與最低收入行業之間的差距已從2008年的4.65倍下降為2014年的3.86倍。由上述指標看，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總體呈縮小趨勢。

第二，生產要素供求關系的變化有助於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要素市場總體呈現資本短缺而勞動力過剩，土地和環境近乎無限供給的狀態，收入分配必然向資本傾斜，勞動報酬長期偏低。近年來，生產要素市場供求狀況發生明顯變化：資本過剩，勞動力總體供不應求，土地供給受到極大限制，環境容量遇到天花板。由此帶來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環境成本提高，資本利潤率降低。勞動力供不應求特別是城鄉有一技之長的勞動力嚴重供不應求，導致勞動力價格將呈現持續提高趨勢，從而有助於改善勞資之間的分配結構。

第三，城鎮化及城鄉二元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弱化將有助於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率以每年約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到2015年已達56%，未來20年還會以較快速度增加。這一方面意味著更多的農民到城鎮就業，獲得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入城鎮就業，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村人口擁有更多的土地等資源，成為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更為重要的是，導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二元經濟和社會政策因素將隨著改革的深入而弱化直至消失，城鄉居民享受的公共資源進一步均衡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會持續縮小。

第四，伴隨著「一帶一路」戰略以及其他區域經濟政策的實施，中西部地區、貧困地區經濟將呈現快速發展趨勢。近兩年，重慶、貴州、西藏、新疆等地區發展速度超過了東部地區就是例證，這也為區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奠定了基礎。

第五，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調節收入分配的政策進一步到位，通過嚴厲打擊非法收入、整頓不合理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特別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進一步健全，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將會進一步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