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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小康建設

發布時間:2020-11-29 18:01:24

⑴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什麼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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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分析: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措施是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故本題選D項。
點評:目的措施類選擇題,首先要分清選項中哪些是策略或手段;其次手段或措施是否正確。單項選擇題中,當發現多個選項中均是正確的手段或措施時,還需判斷哪個更為直接和根本。

⑵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十六項原則

第一項指標:人均GDP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反映的是一定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水平。根據黨的「十六大」報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到2020年,使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實現這一目標,GDP必須保持年均7.2%的速度。根據改革以來的歷史經驗以及對經濟增長的有關預測,這一目標是可能實現的。1980-2000年,GDP年均增長9.7%。考慮到增長條件的變化,未來20年,GDP增長速度可能達不到這樣的水平。但是,保持GDP年均增長7.2%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綜合考慮,我們建議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人均GDP目標設定為25000元。按照匯率法計算,這一水平相當於現在的3000美元左右。考慮到通貨膨脹和美元幣值變動等因素,2020年,人均GDP可能在4000到5000美元之間。

第二項指標:非農產業就業比重

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是一條普遍的規律。1980-2000年,勞動力向非農轉移年均0.94個百分點。如果未來20年勞動力仍以這一速度向非農轉移,那麼,2020年非農產業就業的勞動力應達到70%左右。但是,從近年來的趨勢來看,對於勞動力的非農轉移似乎不能做如此樂觀的預期。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勞動力非農轉移速度較快的時期有兩個:一個是鄉鎮企業大發展時期(大致為1982-1988年)。這個時期,廣大農村勞動力就近轉移到勞動密集程度高、對勞動者技能要求比較低的鄉鎮企業中就業。第二個時期是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發表之後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大致為1992-1996年)。這個時期,沿海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空前繁榮,廣大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勞動力流向沿海地區從事各種低技術的勞動。1998年之後,非農產業就業比重基本上保持在50%的水平上。這說明,近年來經濟增長對於勞動力轉移的拉動沒有結構偏向性,或者說,非農產業就業的增長不快於農業就業的增長。主要原因是:第一,經濟增長較前一階段有所放慢;第二,產業結構整體升級導致對於低技術勞動需求增長的減緩。在未來20年的發展中,如果這種增長方式不改變,那麼,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的提高將面臨極大困難。當然,應該注意到,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要走廣泛參與的新型工業化道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將有力地促進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的提高。根據國際經驗,在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左右時,非農就業比重可以達到60%左右。1890年,美國的人均GDP3396美元(1990年國際美元),非農就業比重達到62.7%。1870年,英國的人均GDP3263美元,非農就業比重達到67.2%。

綜上,我們估計,2020年,我國非農產業就業比重可望達到60%以上。

第三項指標:恩格爾系數

恩格爾系數是反映居民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及質量的重要指標,它等於居民用於食物消費的支出與總消費支出之比。一般來說,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其恩格爾系數越小。根據國際經驗,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時,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均在30%上下。

為了更准確地反映居民生活狀態的變化情況,考慮到統計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建議用城市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農村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以及最低收入1/5人口消費的恩格爾系數作為描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生活目標的重要指標。

——城鄉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1980-2000年,城市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由56.9%下降到39.4%,年均下降0.9個百分點左右;農村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由61.8%下降到49.1%,年均下降0.6個百分點左右。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鄉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均將繼續下降。根據國際經驗,我們估計,2020年,我國城市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可以將到30%以下,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可以降到40%以下。

——最低收入1/5人口消費的恩格爾系數。保證最低收入人口的生活達到小康水平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應有之義。為此,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指標體系中,除了有反映全體居民生活狀況的指標外,還應有反映最低收入居民生活狀況的指標。關注最低收入1/5人口的生活狀況,是國際上通行的研究社會公平狀態的做法。鑒此,本指標體系選擇最低收入1/5人口消費的恩格爾系數作為反映小康社會建設全面性的重要指標。2002年,城鎮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已降到50%以下(為46.0%)。我們認為,到2020年時,全部人口中最低收入1/5人口消費的恩格爾系數至少應降到50%。

第四項指標:城鄉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增長主要決定於經濟增長。1980-2000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5.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6.4%,分別低於GDP年均增長速度4.0和3.5個百分點。事實上,在過去的20多年中,人均收入翻兩番所需要的時間不僅長於GDP翻兩番的時間,而且也長於人均GDP翻兩番的時間。1997年,我國的人均GDP比1980年翻了兩番。同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980年的3.0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只有1980年的3.5倍。在未來的20年中,GDP年均增長速度將慢於前20年。如果居民收入增長與GDP增長之間的關系維持不變,那麼,居民收入增長將更加緩慢。考慮到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的發展思想和「五個統籌」的發展要求將得到貫徹落實,居民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間的差別有望縮小;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相對差距也有望縮小。可以估計,在2020年GDP翻兩番之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將是2000年的3倍左右,按2000年不變價計算,為2000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將是2000年的3.5倍,按按2000年不變價計算,為8000元;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2.8:1下降到2.5:1左右。

社會主題

第五項指標: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標。基尼系數的取值在0和1之間,取值為0時,表示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取值為l時,表示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中國:促進公平的經濟增長》——提供的數據,1999年,我國的基尼系數為0.437。目前,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的基尼系數已在0.45以上,收入分配不甚合理。根據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我國將加大對於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可以預計,在未來20年中,我國的基尼系數將呈下降之勢,2020年,有可能下降到0.4以下。

第六項指標:社會基本保險覆蓋率

社會保障是一種社會穩定機制,是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基本生存需要的手段,是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協調發展的有效工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要求為全體國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包括基本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險。2020年,社會基本保險覆蓋率應達到100%。

第七項指標:平均受教育年限

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勞動者科學文化素質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為了從總體上綜合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受教育情況和人口素質,我們認為,選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衡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教育發展水平的指標比較合適。

國際上一般選用15歲和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判斷國民受教育水平的依據。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1人類發展報告》的資料,2000年,我國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6.4年。同年,世界高收入國家為10年,美國為12.1年。

我國一般選用6歲和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作為判斷國民受教育水平的依據。根據最新的人口普查資料,2000年,我國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62年。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我國將全面實現9年義務教育,一些比較發達的地區可能實現更高水平的義務教育,同時,其他各種形式的教育也將得到較快發展,2020年,我國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應達到10年。

第八項指標:出生時預期壽命

預期壽命是一個綜合性較強的指標,既能反映社會、經濟的進步狀況和醫療水平的發展狀況,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人們的營養狀況和生活質量的改善情況。根據世界銀行《2003年世界發展報告》,2000年低收入國家的出生時預期壽命為59歲,中等收入國家為69歲,中低收入國家為64歲,高收入國家為78歲,我國為71.4歲。我國的預期壽命顯著地高於同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估計,2020年我國的預期壽命可達到75歲。

第九項指標:文教體衛增加值比重

文化產業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是影響社會經濟運行方式和條件的重要因素。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文化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將不斷上升。文化產業覆蓋眾多不同的行業。目前,國際上,對於文化產業的內涵和外延還沒有明確的一致的界定。根據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聯合建立的北美產業分類方法(NAICS),大致地說,文化產業包括娛樂業與電子傳媒業、印刷業與出版業、旅行與旅遊業。在我國的統計體系中,還不存在對於這類產業的系統統計。因此,我們選用文教體衛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作為反映文化產業的代行指標。2000年,我國文教體衛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6%,文化產業比較落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對於文化產業重要性認識的提高,我國的文化產業將得到較快的發展。據估算,至2020年,我國文教體衛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可達到10%。

第十項指標:犯罪率

為居民提供安全的生活環境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國際上,一般選用「暴力犯罪率」作為反映居民生活安全環境的逆指標。這里,我們選擇刑事犯罪率作為反映居民生活安全環境的指標。2000年我國平均萬人中公安機關立案的刑事案件29起,2020年應降至15起/萬人以下。

第十一項指標:日均消費性支出小於5元的人口比重

日均消費支出小於1美元(購買力平價值)的人口比重是國際上通用的反映貧困狀況和公平狀況的重要指標。目前,我國缺乏類似的統計,但有關於城鄉人口的貧困標准,可以根據這些標准設計這一指標。現階段,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貧困線為2310元/人,農村居民家庭貧困線為627元/人;城市最低救助標准應為每人每日6.3元,農村最低救助標准應為每人每日1.7元。這些標準是保證貧困人口基本生存需要的最低標准。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我們認為,2020年,城鄉貧困人口日均消費支出均不應低於按目前價格計算的5元。因此,我們設定,2020年我國日均消費支出小於5元的人口比重應降到0。

環境主題

第十二項指標: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能源消耗的總量及其結構直接影響著環境質量。為了反映經濟增長對於能源的依賴程度,以及經濟增長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我們選擇能源利用效率作為環境主題方面的重要指標。國際上一般選用千克油當量的產出(購買力平價值)作為反映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標。由於對於購買力平價方法存在爭議,還由於我國統計年鑒上只存在標准煤的數字,我們在世界銀行《2001年世界發展指標》提供的有關資料的基礎上,根據匯率法的換算結果,以及油當量和煤當量的換算關系,估算了相關國家的能源利用效率:1998年,我國千克煤當量的產出是0.65美元,世界平均水平是2.32美元,低收入國家0.58美元,中等收入國家1.45美元,上中等收入國家1.82美元,日本是5.87美元,美國是2.66美元。2000年,我國千克煤當量的產出是6.8元(相當於0.82美元),比1998年有所提高,但是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隨著技術的進步和新型工業化戰略的實施,我國的能源利用效率將進一步提高。2020年,按2000年的價格計算,我國千克煤當量的產出可達到20元(相當於2.4美元),與目前世界的平均水平相當。

第十三項指標:使用經改善水源人口比重

能夠使用上經過改善的水源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體現。國際上,用能夠使用經過改善的水源的人口比重(為簡化起見,此處稱安全衛生水普及率)作為評價居民用水狀況的指標。根據世界銀行《2001年世界發展指標》,2000年我國安全衛生水普及率為75%,世界平均水平為81%,上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NI大於3000美元小於9400美元)為87%,高收入國家為100%。根據國際經驗,2020年,城鄉居民的安全衛生水普及率可達到90%左右。但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要求,至2020年,我國城鄉居民的安全衛生水普及率應達到100%。這一水平雖然高於目前上中等國家的水平,但是,是應該也是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目標。

第十四項指標:環境污染綜合指數

環境質量是影響居民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國際上通常選用環境污染綜合指數作為評價環境質量的逆指標。本文建議採用環境污染綜合指數作為反映環境質量狀況的指標。環境污染綜合指數是將大氣、水質、雜訊等污染狀況綜合起來對環境質量進行考察的指數。現在,國內有關方面正在研究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計算方法和判斷標准。

制度主題

制度是用以協調人類行為的規則和組織。制度涉及許多方面,但是,對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來說,廉政建設和政府管理能力是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前者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政治文明發展的狀況,後者則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能力。

第十五項指標:廉政建設

目前,國際上廣泛使用由設在柏林的世界性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設計的腐敗指標來評定公共機構的腐敗狀況。這種方法計算復雜,與調查對象的主觀判斷關系密切,客觀性不太強。結合中國國情,同時考慮到可操作性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建議用全國檢察機關直接立案的貪污賄賂和瀆職案件數與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就業人數之比作為反映廉政狀況的代行指標(姑且稱之為「廉政指數」)。2000年我國萬名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就業人員中檢察機關立案的件數為41起,至2020年,應降至10起/萬人。

第十六項指標:政府管理能力

政府管理能力涉及公共財政管理、國家儲備狀況、法律法規建設、社會秩序維護等諸多方面。為體現小康指標體系的簡潔性和易操作,我們選用非正常死亡率作為全面小康指標體系中評價政府管理能力的一個代行指標。這一指標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應對危機的能力。

非正常死亡包括因交通事故、火災、安全生產事故,以及自然災害等造成的死亡人數。由於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用交通事故和火災死亡人數的比重估計非正常死亡率,2000年為15‰,2020年應降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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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 ),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

⑷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到 年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

A 。

⑸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如何逾越城鄉差距論文 2000字

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做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定到2008年,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整整延續了30年。毫無疑問,無論是從總體上還是細節上來看,我們偉大的祖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點只要我們比較一下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今年四川汶川「5.12」大地震期間國家和社會救援能力的巨大反差,便可以清晰地看出來。經過改革開放30年建設,我國綜合國力和社會動員及應急能力都有了極大提高。本文將以社會變遷理論視野下的人民生活作為研究的對象,對改革開放給方大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所帶來的變化進行一次初步的梳理和探討。
一、從社會變遷理論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人民生活
眾所周知,在西方社會學理論中社會變遷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和范疇。雖然對此人們看法不一,但是都毫無例外地非常重視社會變遷問題,並將社會變遷作為一個或宏觀或微觀、或動態或靜態的社會事實加以深度描述和學理分析。
1.關於社會變遷理論的幾個概念
按照美國社會學伊思.羅伯遜在《社會學》一書中的歸納,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提出的社會變遷理論包括進化理論、循環理論、功能主義理論與沖突理論。其中,帕森斯所倡導的社會秩序導向的功能主義理論影響較大。他認為,社會變遷不是擾亂社會均衡,而是改變社會均衡,其結果是造成一種新質的均衡,而這種社會變遷的均衡作用分別來自於社會之外和社會內部。並且認為,社會變遷通常是在一個社會變得日益復雜的情況下發生的。日本著名的社會學家富永健一在其《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一書中則認為,「所謂社會變遷,就是社會的結構發生變化,即結構變遷的發生」。應該補充說明的是,在富永健一看來,為了更好地分析社會變遷,就不能缺少社會結構分析這個前提。如果沒有關於社會結構的意識,社會變遷的概念也是不可能得到深入認識和充分理解的。
事實上,在對改革以來社會變遷的學理探討中孫立平等學者早就注意到了社會結構的角度。他和他的合作者認為,將改革開放引起的中國社會的一系列總體性的結構轉型或結構變遷過程的重要變遷作為研究視角是很有社會學特色的。孫立平教授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認為在改革之前我國的總體性社會結構中國家幾乎壟斷了包括人們生存與發展機會及信息資源在內的全部重要資源,而且國家對社會生活的控制還有相當任意的特點。然而,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已不再是一個具有較強同質性的社會,而社會結構的分化與市場化程度的增加更是使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日益呈現出多樣化和現代化的社會變遷特徵。
2.改革開放進程中人民生活結構的變遷
這里的「生活結構」是指一種廣義的現代人的「生活體系」。它既包括內隱的生活觀念,又包括外顯的生活場域、生活行動和生活模式或生活風格。很顯然,如果我們認同馬克思生產與生活互構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理論的本質就是人類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的話,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不重視人自身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所遇到的生活選擇與生活質量背後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為此,我們在對中國改革開放所導致的社會生活變遷進行理論反思時,必須緊緊地把握住「日常生活實踐」。黃宗智和孫立平在對中國變遷的思考中,都曾提出了「實踐」這一概念。黃宗智先生在2005年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的《認識中國》一文中對比了二者的異同:孫立平的「實踐」主要相對於制度而言的,他的「實踐」則更傾向於理論和表述;孫立平的「實踐」主要指市場轉型這一「過程——事件」,他自己則指整個近現代的長期歷史變遷。
在中國人民日益豐富和多元化的「生活實踐」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個線索,那就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生活實踐」。而且正如李伍榮、胡德寶等學者所說:「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是一個浩大的系統工程,但最終落腳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全面小康生活水平是一個廣泛、綜合、系統的范疇。它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和人民生活等各個方面。具體應包括經濟發展、物質消費生活、社會進步、人口素質、社會保障與社會安全、生態環境與衛生七大指標。這些標准體現出來的是改革開放進程中人民生活結構變遷的重要方面,是我們今後評價和引導人民日常生活實踐的關注點。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改革開放進程中人民生活的變遷除了受到市場化和技術化等因素的影響之外,還是由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所提供的生活環境基礎決定的。和30年前不同的是,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第四大經濟體,這意味著中國的國家能力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據統計,2007年,我國GDP已達到246,619億元,人均GDP也達到2,460美元。這無疑已成了改革開放進入轉折階段,並使中國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一個重要標志。中國政府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舉辦北京奧運會表現出的巨大的國家能力,以及「以人為本」的立國精神和開放心態,都為中國人民生活變遷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時代背景。
二、從對生活史的梳理看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變化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居民生活由貧困到溫飽、由溫飽到小康實現了兩次歷史性跨躍,人民物質生活整體上由量的滿足逐步轉向質的提高,由以生存資料消費為主逐步轉向以發展和享受資料消費為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閑暇生活日漸豐富,社會流動活躍,價值觀念開放,進入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時期,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逐步建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和體制模式的雙重轉換,給中國城市的社會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下面將通過對衣、食、住、行、用和通訊六個日常生活領域的生活史的梳理,從整體社會背景探討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發生的變化。
1.衣:由穿暖到個性化
近30年來,城鄉居民消費生活變化最快、最大的是服裝。不僅衣著數量大幅度增加,而且穿著質量明顯提高,服裝功能也由過去的單純遮體禦寒演進為體現個性化的審美意識與塑造自我形象。人們的衣著原料和質地提高,成衣率也不斷提高,購買原布自己動手做衣服的數量減少。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年服裝生產量只平均每人一件,而今高檔商場、品牌專賣店裡的國際名牌服裝琳琅滿目,各種品牌、不同款式的服裝爭奇斗艷,使我國居民服裝綺麗多彩。
2.食:由吃得飽到吃得好
這一變化,首先表現在糧食消費比重下降,表明人民不再為吃飽而發愁。而在糧食消費內部構成中,對玉米、高粱、紅薯等粗糧消費明顯下降,而對大米、小麥等精細糧消費上升。在主食消費比重下降的同時,副食特別是動物性食品消費的比重明顯提高,在對原糧消費相對下降的同時,對加工食品特別是風味、療效、方便食品的消費上升。
3.住:由擁擠到舒適寬敞
城鎮居民住房,由缺房、擁擠逐步向比較寬敞、比較舒適方向發展。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僅6.7平方米,2005年增加到26.1平方米,增長了2.9倍。住房的質量和配套性也不斷提高。截止2000年末,有68.3%的城鎮居民家庭住上了單元配套住房;74%的家庭居室內有廁所和浴室,84.2%的家庭用上了煤氣或液化石油氣,41.1%的家庭有可取暖的空調或其他暖氣設備。農村居民平均每戶使用住房面積由1978年末的8.1平方米增加到2006年末的30.7平方米,增長了2.8倍,人均住房面積中,磚木結構和鋼筋混凝土結構住房面積佔81%,住房質量不斷提高。
4.行:由閉塞受限到舒適快捷
隨著各種運輸設施建設的快速發展,我國交通建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基本形成以鐵路為骨幹,公路、水運、民用航空組成的綜合運輸網。各地的城市公用交通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公路汽車擁有量由1990年的10.76萬輛提高到2006年的161.92萬輛,私人汽車擁有量由1985年的28.49萬輛增加到2006年2333.32萬輛,地鐵通車里程不斷延伸,計程車隨叫隨到。這些都極大地方便了居民的出行條件,使居民的生活比過去舒適和快捷。
5.用:由物資緊缺到琳琅滿目
城鄉居民的用品消費,呈現出以非耐用消費品為主向以耐用消費品為主,以日常生活用品等生存資料為主向彩電、冰箱、空調、微機等發展和享受資料為主,以功能單一、低檔用品為主向高科技、多功能中高檔用品為主轉化的趨勢。同時,城鄉居民家庭用品的更迭速度明顯加快,經歷了由「老四件」向「新六件」的轉換過程。近幾年又開始轉向以電話、家用電腦、商品房、家用轎車等為主要代表的新的消費「熱點」。耐用消費品大量「飛入尋常百姓家」,是城鄉居民消費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的一個重要標志。
6.通訊:由鴻雁傳書到人遠天涯近
截至目前,中國固定電話用戶已達3.6億多,行動電話用戶總數接5.7億,已成為全球行動電話用戶規模最大的國家。如今,無論走到國內哪個大中城市,電話可以直撥180多個國家和地區。2006年,電話普及率(含行動電話) 63.39部/百人,行動電話普及率35.26部/百人。城鎮每百戶家用電腦擁有量達47.2部/百戶。從日常生活、醫療保健、文化教育等其他指標來看,我國目前許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指標已經達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有的已經達到和超過世界平均水平。
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已基本消除了長期以來消費品供應短缺的現象,初步形成了「買方市場」,部分消費品還出現了過剩現象。從商品短缺到「買方市場」的形成,居民消費從限量供應的抑制型消費轉為敞開供應的自主型消費,這是我國居民消費方式的根本性變化。城鎮憑票供應制度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退出歷史舞台,農民自給性消費比重明顯下降,逐漸向商品化、市場化方式轉化。此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流動性增大,地區、城鄉交往頻繁,民族、國際往來增多,城鄉二元結構已被鄉鎮企業的發展和流動人口的增多打破,國人已經走出國門,日益和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打交道。
三、從科學發展觀審視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成就,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這與科學發展觀倡導的「以人為本,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存在著尚未逾越的屏障。從科學發展觀的視角審視當下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不和諧因素,將對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未來良性生活方式的構建具有重要的意義。
1.經濟條件制約人的全面發展
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驗證明,為了提高生產力,必須發展市場經濟,而商品、貨幣關系的存在除了給人的發展帶來積極效應外,也會帶來消極效應,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市場經濟可能滋生拜金主義,導致人的腐化。由於市場經濟以物質利益為基本的追求,這就可能導致在市場競爭中出現見物不見人的現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與人的經濟關系通過商品、貨幣等物的形式表現出來,在一定條件下,商品、貨幣可能變成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強大力量,反過來支配人,使人拜倒在它們面前,成為它們的奴隸。
其次,市場經濟可能導致個人主義的膨脹和人際關系的冷漠。市場經濟是主體獨立和個人自治的權利經濟,在這種制度下,人的私人領域擴大,可供自由支配的時間、空間、財力等相對增加,因此自我意識和權利意識得以發展。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可能把人與人的友愛、關懷、情感等和諧關系變成赤裸裸的物的關系。市場經濟的競爭法則可能導致個人發展的片面化和人格的異化。
最後,市場經濟可能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拉大人的發展差距。人們由於各種條件的差異可能使其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完全不同的地位,市場競爭就可能像不同級別的拳手之間的比賽,出現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現象,形成貧富兩極的嚴重分化,使處於弱勢地位的個人和群體的發展受到制約和不利的影響。
2. 上層建築制約人的全面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我們的成績還是初步的,無論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本身,還是在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都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和薄弱環節。在經濟領域,不合理的分配製度嚴重影響著勞動者積極性的發揮;在政治領域,民主與法制特別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還不夠健全,影響著人的權利和價值的更好實現;在文化領域,脫離實際的教育體制嚴重影響著人的全面發展。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伴隨著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復,關於人的問題開始受到關注,並逐漸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研究領域。但是,時至今日,認為人的全面發展在現階段無法推進或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虛無主義」傾向仍然存在;只把人的全面發展理論作為社會主義教育理論的片面認識依然存在;只重視經濟發展、不重視人自身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錯誤觀念仍未徹底得到澄清;只重視專業教育、不重視人文教育的錯誤認識仍未徹底得到糾正。上述種種片面的認識和錯誤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也影響了人的全面發展的歷史進程。
3.人的自身條件制約人的全面發展
從人的自身條件來看,人的全面發展主要受人的自身素質、生活水平和精神需求三個方面因素的制約。
(1)人的自身素質
我們在看到當前我國人的素質已較過去普遍有所提高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差距仍然相當明顯。從人的全面發展角度來看,當前我國人的素質的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思想素質方面。我國大多數人口的思想素質基本上是適應自然、半自然經濟舊體制的觀念,對新的市場經濟體制總體適應不好,商品觀念、市場經濟觀念、競爭觀念等仍較薄弱。
第二,科學文化素質方面。一是人口素質水平普遍偏低,高等教育相對落後,高層次人才短缺。二是不論是家庭教育,還是學校教育或社會教育,都只重視分數,卻程度不同地忽視體能訓練、品質修養,出現了較大范圍內的「缺德」教育以及高分低能的情況。三是人口素質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農村專業技術人才資源嚴重不足;與外向型經濟發展相配套的工程技術型人才、技術與管理復合型人才、金融貿易人才和高新技術開發型人才普遍短缺。尤其是城鄉人口素質差距較大,農村人口素質偏低,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突出矛盾。
(2)人的生活水平
我們在充分肯定人民生活水平己得到很大改善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當前在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方面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一是城鎮貧困人口呈增長趨勢。由於近年來物價不斷上漲,部分退休人員實際生活水平下降,各種改革相繼出台後部分低收入職工負擔越來越沉重。二是居民主體素質和創造新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不高,不少人的業餘生活單調,缺乏業余愛好,沒有開拓意識,自我封閉,往往被動地打發時光。三是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沒能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而及時合理地調整,居民消費行為不合理、非理性化。
(3)人的精神需求
從當前中國人的精神需求方面來看,也存在著一些與現代化不相適應的傾向。例如,人們在要求改善生活的同時,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抬頭;要求思想解放的同時,少數地區封建迷信乃至黃色文化泛濫;要求民主的同時,自身的行為主動性卻較差等等。但是,總的說來,中國人民對精神的需求是大大地提高了。
四、簡短的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以改革開放後近30年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變遷為中心對社會變遷理論視野下的人民生活史進行了宏觀和微觀的分析。我們清醒地意識到,雖然人民的日常生活實踐存在個體生活因素的影響,但是,應該說這30年來中國人民的生活體系和生活景觀以及未來的生活趨向都是得到了或將得到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所提供的生活條件和社會文明環境所支持的結果。因此,不管是作為一種社會變遷還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變遷,中國人的生活實踐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改革開放的時代色彩和歷史烙印。對此我們應有足夠的社會自覺。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建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健康的和充滿幸福感的,多樣化的中國社會生活方式時要與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和時代精神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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