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論文 居民儲蓄 實證
我也是外行，只能說說我的辦法：
方法一：自己組織有限資源進行問卷調查，用科學的分類統計方法，得到合理的數據。
方法二：查閱外文文獻，這個要求比較高了，但是外文中必定有你想要的數據和方法。
方法三：在有關網站中花錢買數據，這個方法是一般企業喜歡使用的方法，也比較簡單。
方法四：到相關金融機構，比如中國銀行，當地金融辦等部門獲得相關數據。
註：個人覺得經濟性指標和數據，好多都是扯淡的，要是畢業論文什麼的，就直接自己杜撰得了！
㈡ 論文《如何縮小社會貧富分化》
近年來， 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尤其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這些問題，已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對 國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形成原因、帶來的影響及解決問題的對策等在理論和對策上作了許多有見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試對此類問題作一較全面的梳理。
一、 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分析
（一）從總體上看 國居民的收入差距
學術理論界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總體描述通常採用兩種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數法。五等分法是將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與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數來說明總體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稱收入不良指數。這種測量收入分配公平與否的方式，目前在歐美國家中比較流行， 國也常採用。
最高檔收入佔全部國民財富比重越大，說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據曾國安的統計來觀察 國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紀90年代後半期，最高收入組、次高收入組、中間收入組、較低收入組和最低收入組居民的收入分別占居民總收入的47％、22％、15％、10％和6％。（註：曾國安：《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變趨勢、現狀評價與調節政策選擇》，《經濟評論》2002年第5期。）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全國4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調查顯示，20％的高收入者擁有42.5％的國民財富。（註：易鋒傑：《「基尼系數」質疑》，《財經理論與實踐》2002年第4期。）另據其他部門統計的五等分結果， 國農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與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9倍擴大到1994年的6.6倍，城鎮居民則由1983年的2.3倍擴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戶的平均收入與農村中20％的低收入戶平均收入相比較，1992年的貧富差距達11倍，1994年達到了13倍。由此可見， 國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註：張雅光：《轉軌進程中 國居民貧富差距的演變》，《中國國情國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數法來描述 國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數研究者經常採用的方法。基尼系數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綜合性指標。基尼系數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數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數據來源或計算方法的差異，學者之間的計算結果也存在著差異。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90年以來， 國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和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均在波動中呈現擴大的趨勢。1990、1995、1999年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分別是0.23、0.28、0.295；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分別是0.309、0.341、0.336和0.336.就全國總體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國居民基尼系數分別是0.343、0.389和0.397，接近0.4，2000年達到0.417.（註：國家統計局：《從基尼系數看貧富差距》，《中國國情國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調查，包括各種集體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內， 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45.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 國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33擴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擴大至0.458，有的地區已經達到0.467.（註：李培林、朱慶芳等：《中國小康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世界銀行2003年《中國經濟報告：推動公平的經濟增長》指出，如果中國任由當前城鄉差距和省際人均收入增長速度的差距繼續不斷擴大，到2020年基尼系數將會上升到0.474.還有學者認為，0.45的基尼系數，仍可能低估了實際的收入差距水平。因為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則通常會被低估。農民家庭有相當一部分收入必須用於來年的生產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費的收入實際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體的住房等非貨幣福利收入所佔比重仍然較大，且沒有被統計到個人收入之內。（註：董建文：《 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與對策》，《華東經濟管理》2001年第6期。）
綜合以上觀點，對全國基尼系數的判斷，概括起來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不同的估計：低估計為0.4左右；中估計為0.45左右；高估計為0.5左右。雖然存在著差異，但結果差別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現不同的估計，在於計算范圍的不同：第一種估計主要考慮貨幣收入，較少考慮實物收入，特別是補貼收入；第二種估計較多考慮了實物收入；第三種估計不僅考慮了貨幣收入和實物收入，也考慮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實，無論是用基尼系數還是用五等分法來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紀90年代初， 國居民整體的貧富差距尚屬比較合理，但近幾年 國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如果任由當前這種趨勢發展下去， 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來幾年裡將會急劇擴大。
（二）從分類上看 國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 國基尼系數拉大的問題，主要是由城鄉差距拉大引起的。 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值得警惕。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由縮小到擴大」的變化過程，近年來擴大速率加快。城鄉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為2.51∶1；1997年為2.47∶1；1998年為2.51∶1；1999年2.65∶1；2000年為2.79∶1.2001年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之比為2.90∶1，2002年更是上升到3.11∶1.（註：張雅光：《轉軌進程中 國居民貧富差距的演變》，《中國國情國力》2004年第1期。）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近幾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超過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一倍多，200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3.4％，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8％，2002年的城鄉收入比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值。目前農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鎮居民收入的1/3.（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任務》（下），《經濟研究參考》2004年第30期第28頁。）
其實，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的這一結論，即農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鎮居民收入的1/3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估計。實際上，這樂觀的統計結果和人們在實際中的感受並不一樣，很難讓人信服。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分別於1988年、1995年、2002年展開三次全國范圍的住戶調查，在最近完成的調查報告中得出如下結論：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一個先上升後擴大的過程。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個人收入概念計算，從1994年開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從1997年起又逐步擴大，2001年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幾乎是農村居民的三倍。但這個結論，不能真實地反映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的差別。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沒有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醫療、教育、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費救濟等等）考慮進去，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區居民收入差距
國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特別反映在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差距的擴大上。2000年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5.39倍，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6.07倍。（註：張雅光：《轉軌進程中 國居民貧富差距的演變》，《中國國情國力》2004年第1期。）從分省的情況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東部地區，分別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廣東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從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看，中部地區達9.9％，超過了東部地區的9.4，而西部地區只增長了6.1％，其增幅遠遠落後於全國9.0％的平均速度。（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任務》（下），《經濟研究參考》2004年第30期第28頁。）從地區收入差距貢獻率來看，目前， 國地區之間收入差距貢獻率已從7.5％提升為8.7％，表明了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高達58.3％，東部地區為37％。越是相對落後的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顯。（註：2004年02月25日，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NEWS.COM.CN.）
二、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現狀的評價之爭
學界普遍承認 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事實，但是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程度是否已超過警戒線，是否導致兩極分化有著不同的見解，對用基尼系數作評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標准存在不同的見解。
（一）當前 國居民收入差距已臨近警戒線，是否已進入兩極分化狀態？
國際上衡量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標主要是基尼系數。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小於0.2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大於0.6為高度不平均，國際上通常用0.4作為警戒線。由於基尼系數給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數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重視和普遍採用。
有學者認為，目前 國0.45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數，表明 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經過大，已超過「比較合理」的范圍，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如不能及時正確地對待這一問題，就可能產生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進而可能出現「失望階層」，使他們走上懶惰、犯罪的下坡路。這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引發一系列的經濟風險、社會風險和政治風險。（註：董建文：《 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與對策》，《華東經濟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國家在不同的時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線」是不同的，不存在絕對的分界線。所謂「國際標准」並不是嚴格的標准，只能作為各國判別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參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並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線。同時，經驗事實也沒有提供0.4的基尼系數值作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線的充分證據。而且要確定出一個普遍適用的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絕對不可逾越的數量界限是很困難的，因為處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處在不同的歷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處在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不同階段，處在不同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所造成的影響並不相同。（註：曾國安：《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幾個問題的思考》，《當代財經》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數「的指標，只能是有彈性的參考指標，而不是絕對指標。 國現階段的收入差距在總體上，並沒有超出社會成員的心理和經濟承受的承界線，是比較」適度「的。（註：馮招容：《」基尼系數「評判指標之 見》，《理論前沿》2002年第2期。） 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均質性很低的社會，客觀上容許有較高的基尼系數，不必機械地、死死地守住0.4這條線。但突破這條線後，究竟放鬆到什麼程度比較合適，需認真研究。（註：趙人偉：《關於收入分配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中國經貿導刊》2003年第22期。）
那麼，當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兩極分化呢？對這一點學者們也有不同的認識。
一些人認為，如今人們常常談到的一些儲蓄、消費等方面的兩極化現象等等，都反映了當前社會貧富分化的嚴峻現實。（註：秦暉：《關於基尼系數與社會分化問題與張曙光先生商榷》，《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學者認為，中國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別雖然持續擴大，但仍然大致適當，沒有發生兩極分化，無論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認識主要緣於兩種觀點考察的范圍和口徑及使用的數據資料不同。認為近期居民收入差別程度大致適當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別程度；認為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的觀點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對居民收入差別的影響。不過，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確實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二）用基尼系數指標作為評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標準是否科學？
目前大多數學者考察 國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數」指標為依據，也有學者對基尼系數提出異議。那麼，基尼系數是否科學？是否能准確反映 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學者堅持認為， 國是二元經濟社會，城鄉之間的收入有較大差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別計算城市或鄉村的基尼系數，而不能合起來計算全國的基尼系數。不然，就會誇大 國的收入差距。（註：趙人偉：《對 國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經濟學動態》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數批判》，《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學者認為，「基尼系數」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標，它沒有也不可能綜合反映 國不同時期的經濟水平、社會制度、社會承受力的基本狀況。僅以「基尼系數」為評判依據，影響評判的全面性與客觀性。（註：馮招容：《「基尼系數」評判指標之 見》，《理論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學者提出，基尼系數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勻」程度，或差異（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應該用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即使能夠使用，現階段 國也並不具備使用的條件。因為，用基尼系數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勻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須有一個重要前提：收入必須是指全部實際收入，必須是真實統計。以 國目前的情況，可以說基本上無法滿足這一條件。（註：海兵：《基尼系數批判》，《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麼指標來衡量 國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學者認為，基尼系數指標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廣泛重視和普遍採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 國也可以用。不過可以根據 國的國情，修正0.4的基尼系數監控貧富差距的警戒線標准。從 國的客觀實際出發，在單獨衡量農村居民內部或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時，可以將各自的基尼系數警戒線定為0.4；而在衡量全國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時，可以將警戒線上限定為0.5，實際工作中按0.45操作。（註：吳得民：《基尼系數理論及其實證分析》，《經濟體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學者不認同上述觀點，提出，雖然用基尼系數來反映 國收入分配差距的變化狀況是可取的，但在 國基尼系數值非常混亂，對同一研究對象，不同的研究機構、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數大不一樣。並且在國際比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進行直接比較，就不可能得出確切的結論。 們不必拘泥於基尼系數來根據「國情」修改「警戒線」，而應當根據當前的實際和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來提出 們的底線標准。（註：董全瑞：《簡論貧富差距合理與否——怎樣看基尼系數說明的貧富差距》，《長白學刊》2002年第1期。）有學者提出，國際上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採用單個指標。因為單個指標的分析很難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狀況，並且單個指標存在的缺陷也影響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狀況的准確性。可以通過採取不同類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離差分析方法和分層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來盡量對分配狀況有一個全面系統的認識。（註：牛飛亮：《近20年 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總體狀況》，《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年第7期。）為了客觀公正地分析評判 國現階段居民收入差距，綜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慮將基尼系數作為一個單項的基本參考指標，同時設置一套綜合指標體系作為評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綜合指標。這套指標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指標、經濟體制改革指標、社會可持續發展指標、社會安全與保障指標和社會穩定指標等幾大類。不過全部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加大力度使統計資料盡可能貼近現實，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才能進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工具如何創新。
三、 國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層原因
關於 國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擴大的原因，學界從歷史沿革、經濟結構、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進行了分析和探討。雖然認識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歷史沿革、資源稟賦及發展階段的影響。 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特徵非常明顯。新中國成立後，城鄉不同的發展政策以及城鄉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戶籍制度」等的實施，加重了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另外， 國國土面積較大，由於各地區位置、自然資源條件等差別很大，造成 國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明顯地呈現出東、中、西階梯式發展的格局。加上改革開放以來採取由東向西的經濟梯次推進和區域不平衡發展戰略，客觀上拉大了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這是導致 國個人收入分配呈現出地區差別的直接原因。（註：馬海濤、姜愛華：《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對策》，《財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從一二三產業的發展規律來看，個人收入差距拉大與 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 國經濟正處於由傳統的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過程中，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也會帶來個人之間、行業間和城鄉間的收入差距。（註：馬海濤、姜愛華：《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對策》，《財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經濟體制改革及體制變遷的影響。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不斷發展完善，市場競爭機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競爭的結果導致不同勞動者或生產要素擁有者之間的收入差別。（註：馬海濤、姜愛華：《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對策》，《財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體制變遷過程中，一方面，由於 國採取了漸進改革的方式，在體制轉軌中出現了雙重體制並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使得經濟改革或體制變遷中發生了許多無序的問題，集中到尋租和設租行為、內部人控制、壟斷、腐敗等方面，成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註：趙人偉：《轉型期中國的收入分配製度》，《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經濟體制轉軌期間，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單位的市場化程度有差異，形成相應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註：邢成、韓麗娜：《財政稅收杠桿對 國基尼系數的主要影響》，《現代財經》2001年第9期。）
（三）原有體制的政策慣性及部分宏觀政策的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在相當程度上同原有體制下的「政策慣性」有著密切的聯系。長期存在的城鄉分割是原有體制下的一種政策產物。農產品的低價收購政策、限制農民進城政策、對農民的稅收政策、對農民的稅外負擔政策、對城市居民的福利補貼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以來，這些政策有所松動和改變，但離根本性改變尚有距離。（註：趙人偉：《轉型期中國的收入分配製度》，《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實施的一些宏觀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顯走偏，它不是將增加就業和吸引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作為主要目標，而是將大量資金、土地等資源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建設方面，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給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帶來的機會不平等。依靠國債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對大中城市關注過多，對小城鎮和農村關注不夠。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當。「嫌貧愛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農民貸款無門，極大地限制了農民的發展機會和增收空間。（註：馬曉河：《宏觀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經濟參考報》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響。由於 國所進行的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現在新舊體制並存、體制缺位、體制錯位、體制虛設、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規制力度不夠、政策規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規貫徹落實不力或受到干擾等。正是這些體制和政策的缺陷為尋租活動設置了大量租金。應當說在體制轉軌期間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難避免的，因而在 國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現行政策法規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與財產轉移、灰色收入與灰色財產轉移由此大量出現，特別是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等嚴重腐敗問題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販私、偷稅漏稅、投機欺詐等各種非法手段獲取高額收入的現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擴大。（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任務》（下），《經濟研究參考》2004年第30期，第30頁。）
（五）社會保障乏力、教育機會不均等因素的影響。社會保障的功能在於它通過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方面的運作，縮小居民間收入差距，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然而，目前 國的社會保障面太窄，只有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部分大型集體所有制職工享受，而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的中方員工卻很少享受。這種在享受社會保險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註：何莉：《庫茲涅茨倒U 假說與 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國外財經》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響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項重要因素。現實社會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員的收入水平普遍高於未受過教育或受過很少教育的成員。 國目前教育投資明顯不足，特別是農村地區、西部地區，由於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於教育方面的投資不多，而教育投資的不足又會進一步加劇城鄉之間以及東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註：何莉：《庫茲涅茨倒U 假說與 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國外財經》2001年第4期。）
四、 國居民收入差距的長期變動趨勢
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分析，牽涉到庫茲涅茨的「倒U 型」假說理論的爭論。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在1955年一篇經典論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演變趨勢為「在從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極為快速轉變的經濟增長早期，不平等擴大；一個時期變得穩定；後期不平等縮小」。也就是說，在經濟增長的長期階段，個人收入分配不均的變動，是沿著一種「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 型軌跡進行的。這種「先惡化後改善」的整個過程大約需要50——100年時間。這就是著名的「庫茲涅茨假說」（KUZNETS HYPOTHESIS）。庫茲涅茨的「倒U 型假說理論」是否適合中國，學者們持不同意見。
㈢ 求一篇關於收入結構的英語論文，順便翻譯成中文。謝謝！
一、對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現狀的基本評價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 經濟 發展 的需要，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呈現出「中、底部大，上頭小」形狀，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根據統計年鑒統計數據 計算 得出的描述城鎮居民收入和消費差距的基尼系數比較適中，從此角度看，大多數人的收入分配基本合理；分配正在向 科技 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 社會 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但是，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確實還存在著諸多不良現象和 問題 ，如體制內平均主義分配傾向仍較嚴重，同時，不少單位工資外收入失控，少數行業存在著壟斷分配不公，通過撈取非法收入暴富的情況時有發生，部分地區、行業、 企業 、群體之間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等等。這些現象和問題雖然是局部性的，但在全社會產生了很壞的 影響 ，應盡快加以解決。
（一）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反映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 規律 性
1、我國城鎮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
「九五」期間，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實際增長5.7%.另據《 中國 統計年鑒》有關統計數據計算，1990年至1999年九年間，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長16.25%，職工工資年平均增長16.33%，城鎮居民消費性支出年平均增長15.33%.扣除物價因素，三者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分別為8.76%、8.84%和7.90%.
2、城鎮居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順應了市場化作用的方向
根據我們首次推出的描述不同收入群體概率分布的「徐振斌分布曲線」，按收入差距五等分，可以計算得出，1999年，全國城鎮居民低收入戶（每戶年人均收入為2357元至4315元）佔31.79%，中等偏下收入戶（每戶年人均收入為4316元至6273元）佔32.36%，中等收入戶（每戶年人均收入為6274元至8231元）佔19.67%，中等偏上收入戶（每戶年人均收入為8232元至10190元）佔8.95%，高收入戶（每戶年人均收入為10191元及以上）佔7.23%.
這里順便指出，根據上述結論，我們對當前一些學者得出的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呈「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形」說法不能苟同。
3、從總體上看，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
一是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有關統計數據計算，1994年城鎮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僅為0.2754，偏向於平均；到1999年上升為0.3015，比較適中。
另從城鎮居民消費性支出基尼系數來看，1994年僅為0.2089，過於平均，說明絕大多數人的吃、穿、住、用、行都是清一色的模式；1999年為0.2714，有所擴大，但依然偏向於平均。當然，必須指出，這里的結論與人們實際感覺上的差距會有不同，與事實上的基尼系數也會有出入，主要原因是統計年鑒中可能存在該統計而未統計的數據所致，如非法收入，就很難調查統計出來，其造成的實際收入差距的擴大，就不可能包括在上述的基尼系數之中。如果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基尼系數就會增大一些，據估算，大體在0.4以內。即使如此，考慮到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特別是我國仍處於二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從全國看，我國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比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高一些是也正常的，不能簡單照搬0.4警戒線的 理論 。
二是我國行業間的收入分配在「八五」和「九五」時期，有一個大的調整，分配開始向 科學 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最為典型的如採掘業，由1990年其職工工資水平在各行業中排名第一，到1999年變為倒數第三；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最為典型的如 金融 保險業，由1990年其職工工資水平在各行業中排名倒數第四，到1999年變為第一。其他如科學 研究 和綜合技術服務業、房地產業、衛生 體育 和社會福利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社會團體、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普通高校、商業經紀與代理業等行業、部門職工的工資增長速度都排名在前列。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4、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
1990年至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
5、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
「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增長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1999年與1990年相比，國有單位的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1996年至1999年間，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
6、轉移支付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有所增強
黨中央、國務院對兩個確保工作高度重視，加大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力度，重點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1998年至2000年三年間，中央對社會保障基金的財政補貼分別為96億元、257億元、478億元人民幣。2001年預計財政支持力度還將進一步加大。各級財政對社會保險的資金支持力度都超過以往任何時候。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數265.9萬人，而1998年我國全部城鎮和 農村 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數合計僅有184.1萬人。1990年離退休費（不包括離退休職工的醫療衛生費）為396.2億元，1999年為2420.9億元，年平均增長率為22.28%，比同期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19.55%高出2.73個百分點。國家社會福利救濟支出1996年為41.19億元，1999年為80.25億元，年平均增長率為24.90%，比同期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7.67%高出17.23個百分點。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轉移性收入由1990年的250.01元增長到1999年的1257.17元，年平均增長19.66%，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3.43個百分點。
7、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
1990年至1999年間，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3%、16.25%、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增長（見表1）。
（二）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突出問題和矛盾
1、在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中，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
改革開放以來，正如前述所 分析 的那樣，雖然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平均分配狀況從總體上看也有了好轉，但是，「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小。據調查，許多企業基本工資最高與最低標准相比，僅為三倍左右；機關單位最高工資僅是最低工資的4.28倍（不含工齡工資）；事業單位基本工資最高與最低標准相比只有2.81倍（不含工齡工資）。按行政職務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小，按技術職務（技術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則更小。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也是工資外收入失控的重要誘因之一。
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差距過大」現象（由於統計年鑒中對於這種收入差距過大難以真實全面顯示，這些差距又基本上不被包括在我們在前面所做的關於不同收入群體分布和基尼系數的計算分析之中，所以，我們對這種收入差距過大進行單獨考察，而不與有統計數據的收入分配的各方面分析和結論混為一起，這里我們還不妨稱之為「非統計收入差距過大」，以示區別）。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從有統計數據的收入分配差距來看，最高收入者與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3.10%的增長速度擴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費性支出與最低收入者的消費性支出，每年正以1.81%的增長速度擴大；依據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變動情況，財富正在以1.83%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向少數富人集中。
我們僅以住房分配為例，來說明存在「收入差距過大」問題。根據對某市居民每戶人均面積統計數據分析，1998年，反映該市住房面積差異的基尼系數為0.2927，在較為適度的范圍之內；但是如果把級差地租等因素考慮在內，則按房產價格計算得出的基尼系數為0.7071，差距很懸殊（見表2）。
收入分配不規范所造成的收入差距過大，是不合理甚至於不合法的，已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給社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應採取措施重點加以解決。當然，產生「收入差距過大」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客觀因素：一是高級管理人才、掌握高新技術人才和資本均為稀缺要素，在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下，人力資本、技術要素、資本的擁有者，靠自己的勞動和投資率先富起來。二是在工資外收入分配中，由於制度內收入的過於平均，應當說，制度外差距大一些有其合理的成份（即制度外有一部分勞動報酬，屬於應納入制度內而未納入的合理收入部分；制度外的其他收入，又分為合理的要素收入與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兩部分，其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又可分為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三是由於我國城鎮普通勞動力的過剩，又壓制了低收入群體收入的提高。正反兩個方面的作用，也會使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對於產生「收入差距過大」中的合理成份，應通過納入制度內等辦法加以解決；對於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則應採取限制、取消，甚至於打擊的辦法加以解決。
壟斷行業的不合理高收入問題依然突出。由於某些行業的壟斷地位，1999年，按十六個大行業分，職工工資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2.45倍；按分細行業分類，最高收入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是最低收入行業職工的4.50倍。1994年，壟斷行業職工平均工資與全社會職工平均工資的倍數關系是1.36倍至2.12倍之間；到1999年，上升到1.38倍至2.36倍之間，差距在不斷擴大（見表3）。這里，還不包括制度外收入部分，如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會更大一些。 中部以及部分西部地區的城鎮居民和職工收入水平及其增長速度在全國排名長期「雙低」的現象，造成地區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其中，「雙低」現象突出的省份是河南、山西、河北，令人堪憂。西部大開發，為西部經濟和城鎮居民（也包括鄉村居民）收入的增長注入新的活力，但中部地區也不能忽視，否則，將會拖全國經濟發展的後腿。
無論是分配過於平均還是收入差距過大，都是一種分配不公的表現。都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方式和勞動價值的扭曲。
2、收入分配行為不規范
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在實行工效掛鉤企業，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4%的標准進成本，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位消費隨意性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五是事業單位創收活動沒有規范的制度規定，分配行為不規范，透明度低。
3、整體收入分配結構仍不合理
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1990年至1999年，城鎮居民年人均工資收入占人均全部年收入的比重，不僅沒有相對下降，反而從上升了0.56個百分點，這雖然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結為近年來福利工資化起到了抵制工資比重相對下降的作用，但是，也可以看出，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還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這里，我們沒有把統計數據以外的制度外收入、不合理收入、非法收入考慮在內，這將作為另一類問題加以解決）。
4、不同收入群體分布形態不夠理想，低收入群體所佔比重很大
在各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上，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體相對較小，合計只佔總人數的28.62%；由於收入水平提高較快的少數最高收入者將其他收入群體相對性的向下排擠，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相對過大，合計占總人數的64.15%.這一不同收入群體分布結構，容易造成人們對收入差距拉大心理失衡（由於群體內部收入差距不大的中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居多，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者偏少，所以，低收入者往往把目光定位在最高收入者那裡。從心理上講，這些低收入者一抬頭仰視比較，就看見了最高收入者，而忽視了介於他們與最高收入者之間的規模不太顯眼的過渡性收入群體，造成很大的心理反差）。不同收入群體的不合理分布是我們當前收入分配 問題 中要解決的首要矛盾
㈣ 研究居民可支配收入與消費的關系有什麼意義要交論文了
我國的城鄉經濟是典型的二元經濟，這也導致了在分析我國居民的消費時必須劃分城鎮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我國的農村人口比重較大，但是消費水平卻不能與人口比重呈正比。 2003 年我國農村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 59.47% ，但農村居民消費只佔全國居民消費的 41.40% ，城鄉消費與人口比重的差距為 18.07% 。雖然相比前些年有所下降，但是城鄉二元經濟發展不均衡仍是導致我國居民消費率偏低的一個重要因素。雖然從相對數水平上來說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程度基本相同，但比較基數及絕對數便可以看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驚人的差距。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從 1978 年的 138 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2351 元，增加了 17.34 倍。同期，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從 405 元增加到 9393 元，增加了 22.19 倍，年均增長比農村居民高出 0.84 個百分。農村居民消費的起點本就比城鎮居民低，再加之增長速度又慢於城鎮居民，那麼消費水平差距的擴大就是必然的。總體來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自改革開放以來都有很大幅度的增長，但由於種種原因城鎮的增長速度快於農村，使得城鄉消費差距拉大。城鄉居民的消費差異不僅體現在消費佔有率上，同時也存在消費結構的差異。 1 可以看到，城鎮居民的食品支出與農村相比少 10 個百分點，於是城鎮居民就能在文教娛樂、保險保健等方面投入更多，獲得更高的生活保障，提高生活品質。中國官方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近年來不斷擴大，如果將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這種差距將成為世界之最。消費活動是經濟活動的終點，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但另一方面，消費活動又是經濟活動的起點，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本文通過比較城鄉居民消費的差異，旨在找出導致我國居民消費出現城鄉差異的原因，並分析這種差異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據此提出關於居民消費的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建議。
㈤ 我要寫論文，數據是關於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來源於中國統計年鑒
文，數據是關於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和支出的
比較多的應該的
確
㈥ 如何認識中國目前的收入差距這樣的論文該怎麼寫呀
導論，一、收入差距的現狀；二、收入差距的原因；三、收入差距解決的辦法；四、總論。
㈦ 求一篇論文關於（中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
說幾個問題吧！中來國的貧源富差距在地區和行業上存在著很大差異，比如金融和石化等壟斷行業的收入很高，體力勞動者收入相對很低，戶籍問題也是很大的問題，地區性的差異也是存在著的，東北華北和華東地區農業勞動者和城鎮居民的差距想對於西北、西南和中南地區就要小，全國農民的月平均收如在400-500塊錢之間，但是東北、華北和東南地區在600塊錢以上，城鎮人口的收入西北和西南、中南地區相對於東部沒有明顯差異，消費領域，北京、上海、廣州及東部大部分城市消費指數很高。山區和內陸地區的人口明顯是勞動輸出型。這些東西需要自己去查，我也是說說大概情況。
㈧ 《論文》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追分50
請注意論文是用來參考的，不是有現成的給抄的。這篇看合適不？期能提供思路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
常鵬宇,張信東
(山西大學管理學院,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分析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現狀及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探討了城鄉收入
差距的深層原因,並就這一問題的解決提出若干政策性建議。
關鍵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二元結構
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
按照國際通行的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數表示,改革
開放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僅為0.25,現在據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
配課題組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02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54,超
過了國際警戒線(0.4),提高了80%,其中最明顯的當屬城鄉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20多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由逐漸擴大到逐漸縮小,
再由逐漸縮小到加速擴大的發展過程。如果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來衡量城鄉的收入差距,就國際一般情況而
言,當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在800美元～1 000美元階段,城鎮居民
人均收入大體上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1.7倍,而我國城鄉收入差距
一直超過國際一般情況,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7∶1(以農村居民
收入為1),1985年達到歷史最低點,為1.8∶1,1994年達到頂峰,城鄉居
民收入比為2.86∶1,1997年達到新的谷底,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47∶1。
1997年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開始加速擴大,2001年突破歷史最高點,城
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2.90∶1,2003年繼續擴大到3.23∶1,2004年收入差
距比為3.2:1。但這個結論,還不能真實地反映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的差
別。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沒有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
性補貼。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醫療、教育、
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費救濟等等)考慮進去,城鄉收入差距
可能要達到4倍~5倍,甚至是6倍。
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演變過程中,合理差距對經濟發展、社會穩
定產生一定正效應,但不合理差距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產生負效應。由
於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較大,因此當前城鄉收入差距的負效應佔主
導地位。
2.1正面影響
(1)一定時期內能使我國經濟在生產力發展方面有長足進步,比如
改革開放後打「破大鍋飯」及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確實把我國的現代化
進程提前了(在汽車等方面)。
(2)推動農業發展。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調節到工業化所需要的一
個理想差距程度時,企業會在農村用較低的價格獲得工業發展所需要的
勞動力而促進工業化進程,而留在農村的勞動力能享受更多農業資源,
最大限度利用現有的生產手段,優化資源配置,推動農業增長。
(3)使農村居民向城市聚集,提高了農村居民的素質。城鄉收入存在
適度差距,會對農村居民產生吸引力。一方面,會使農村人口向城市轉
移,變成市民,這使他們的文化素質、勞動技能得到提高,比如農村居民
通過努力,以升學、學習勞動技能等方式到城市定居;另一方面,農村居
民到城市打工,在自己原有知識結構的基礎上,在一定條件下接受城市
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生產技術,提高了素質。
2.2負面影響
(1)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從而影響改革發展的進程。經濟發展需要一
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但是如果沒有農村的穩定也就不會有整個社會的穩
定。我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數的70%,是社會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
作為勞動群眾,也是我們的政權基礎,城鄉居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會直
接影響社會成員心態的平和程度、社會關系的協調程度和社會形勢的穩
定程度。在貧富懸殊的社會中,收入分配對社會穩定的影響較多表現為
社會秩序的混亂。這個問題在轉型社會中尤為突出。貧困階層不斷擴大
並日益邊緣化,必然引發社會成員對社會的不滿情緒,繼而帶來一系列
的社會問題,使社會秩序混亂無序,從而造成社會形勢的動盪不安,致使
經濟發展可能止步。
(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導致農村居民購買力過低,難以激活農
村廣大消費市場,可導致農村邊際消費傾向持續走低,而這又影響了投
資乘數作用的發揮,難以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從而影響我國經濟
全面發展。
(3)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會導致農村教育投入不足和人力資
本水平低下,直接導致了農村教育投入不足,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水平難
以提高,這也決定了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缺乏真正的支撐。為提高
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最關鍵的還是要不斷提高農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唯有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才能真正提高農村居民
的收入水平。
3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3.1收入的不平衡
行業壟斷帶著計劃經濟深深的烙印,雖然在一定期間可明顯提升此
行業與國外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但其長期存在,必然導致行業間及
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因行業壟斷由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門實施,所以能
夠創造出完全排斥競爭的效果,如電力、電信、金融等自然壟斷的行業,
以及一些因行政體制原因產生的制度性壟斷行業,由於機會不均條件下
的壟斷和特權,在這些行業從業的人員幾乎都成為社會的高收入者。由
於行業壟斷,破壞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規律」,弱化甚至排斥了
市場的調節功能,使壟斷行業與非壟斷的行業出現了收入上的差距。再
有是一些人將權力作為一種資本參與收入分配,貪污腐敗,導致收入分
配的嚴重變形。這些權力資本的使用不當已經成為影響城鄉居民收入的
重要因素。
3.2城鄉戶籍制度的影響
城鄉戶籍制度是城鄉分割體制的基礎,它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
產物,符合當時對城市傾斜發展和城鄉社會穩定的需要,但是隨著市場
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入,它已成為影響社會協調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的因素,具體表現在農民勞動力轉移不順暢、農民工子女上學(中小學)
難等問題。
3.3市場運作不規范
在市場機制尚未完全健全的前提下,保證市場運作規范的重要條件
是法制建設的先行。當前,由於我國法制不健全或執法不嚴,致使非法非
正常收入大量存在;而且由於市場運作不規范,城鄉間信息的不對稱,在
這樣一種背景下出現的農業產業布局不科學,也導致了城鄉居民收入差
距的擴大。
3.4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
社會保障的功能在於它通過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方面
的運作,縮小居民間收入差距,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然而,目前社會保
障面太窄,只有城市職工享受,而農民卻很少享受。這種在享受社會保險
方面的相對不均等性,特別是醫療保險,使農民由病返窮。雖然國家在
2005年採取了農村醫療統籌,但就實際情況看,對於完全單純靠土地生
存、困難(孤寡老人)及大(多)病的農民群體,按現在的統籌標准,其本身
支付的部分也是有相當難度的。
3.5教育機會不均等
在現實社會中,受過高等教育人員的收入水平普遍高於未受過教育
或受過很少教育的成員。目前教育軟硬體投資明顯不足,特別是農村地
區、西部地區。據2002年9月12日的《經濟時報》報道,各級財政教育投
入分配格局為:中央和省級政府掌握了主要財力,但只分別承擔了義務教
育經費的2%和11%,也就是說只承擔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極小部分
責任,縣鄉政府財力薄弱,卻分別負擔了經費的絕大部分。事實上,縣鄉
財政收入的大部分卻是對農民的徵收,這就客觀上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而城鎮居民則是無需繳納這部分費用的,這就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城鄉居
民收入之間的差距。
4縮小城鄉差距的建議和措施
4.1完善法律制度建設
通過法律形式來查處政府官員的瀆職行為和打破壟斷,保證機會的
均等,允許民間資金進入,消除不正當競爭。通過反壟斷法等法律法規,
限制和打破壟斷,逐步消除行業壁壘和壟斷,降低壟斷行業的市場准入
標准,鼓勵資本在行業之間的合理流動和有序競爭,促進行業之間平均
利潤的形成,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條件與環境,縮小行業之間的收
入差距。
4.2改革城鄉戶籍制度
改革城鄉戶籍制度就是實行開放式管理的戶口制度,即任何人不論
從何處遷往另外任何一處,只要符合一定的條件,就應該依法享有同當
地居民同等的權利,如享受教育(子女上學問題)、醫療等。改革戶籍制度
的實質是去除依附在戶籍關繫上的種種社會差別,真正做到城鄉居民在
發展機會上的均等,社會身份的同等,使戶籍只承擔對人口的社會管理
職能,不再與特定的社會經濟利益聯系在一起。
4.3優化產業結構
通過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等落實農業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政
策,發展農村經濟和非農產業,以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帶動農業和農村
經濟的發展是國際上農村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解決貧困地區
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長期性和根本性措施。農村工業化,就是大
力發展農村第二、三產業,不斷提高第二、三產業在農村經濟結構中的比
重,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剩餘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提高農民收入。同時,
對於農村經濟,政府應積極指導,使城鄉對農產品供求雙方信息得到盡
可能對稱,以便科學布局。
4.4加大對農村的投入
增加投資,加大對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村社會保障等的投入力
度;增加資金、技術、人力投入,發揮政府投資的導向作用。同時改革農業投入體制,推進農村投資和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搞好農村信用合作社
的改革,堅持為農業、農村、農民服務的方向,信貸資金不準或按特定優
勢比例投向非農領域和非農產業,提高金融服務的質量和水平,加強農
村金融服務體系建設;並廣泛吸納外資、工商資本和社會閑散資金,形成
多元化的農業投融資體制,擴大農業投入來源,增加農業投入總量。通過
各種投入,改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完善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為農業、
農村的發展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並且使廣大農民擁有最低生活保障、
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
4.5制定稅收優惠政策
政府應進一步通過對高收入人群的征稅來調整收入差距,因為稅收
可直接有效地減少高收入人群的比例,並且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到穩
定社會的作用。對於農用物資也應制定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國家雖然減免
了農業特產稅等稅種,但是對於農業物資(如化肥等)也應依照一定比例來
減少其稅率,讓農民最直接受益,讓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能較快縮小。
4.6增加農村教育投入
國家應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把農村基礎教育列入中央預算,改
善農村辦學條件和辦學模式,並且在農村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基礎上,
加強農村實用技術的培訓,完善農村職業技術教育,讓廣大的農村勞動
者掌握一些實用技術,實現教育在農村的真正普及。此外,還要對農民進
行法律法規培訓,全面提高農村人員素質,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
差距。
5正確看待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解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是哪一項具體措施就可以做到的,亦不
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漸進過程,是一個系統工程。這就必須堅「持統
籌安排」,不能因過分強調公平而忽視效率,重「返大鍋飯」,如統籌初次
分配和再分配,就要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公平、合理拉開收入差距,
把勞動者的物質利益與勞動貢獻直接結合起來,鼓勵各種生產要素的所
有者把生產要素投入到經濟活動中去,按貢獻參與分配;而在再分配中
注重公平,把公平放在突出的位置,更多地考慮低收入群體的實際困
難。統籌市場力量、政府力量和社會力量,更科學地對社會資源配置;從
社會的角度出發,應切實貫徹收入分配政策,保護每一個社會成員各方
面的積極性並使其收益最大化,使我國經濟能在穩定中持續增長,讓全
社會成員共同過上富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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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求一篇改革開放的論文，一千五字左右
改革開放30年論文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其中最讓世人津津樂道的當屬中國經濟的發展，確實，這30年來我們的經濟發展是成功的，也是我們所值得驕傲的。自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行改革開放，我國從此走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紀元，黨的十三大上更是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我國成功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在經濟飛速發展之後實行了有效的宏觀調控使經濟軟著陸。實踐證明我黨的決策和領導的正確性，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的經濟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78年我國的人均GDP為381元，在當時約合149美元；而2007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上升到了2640美元，比改革開放前增長了17倍。同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飛速提高：1978年的中國相當貧窮，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為57.5%，農村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為更是高達67.7%；到了2006年我國的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已經下降到35.8%，下降了37.7%，農村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為43%，下降了36.4%。
正因為有了經濟的飛速發展作為物質保障，奠定了我國的經濟實力基礎，才有了今天我們的好生活，也促成了政治、外交、科研等各個領域方面的發展和進步，使我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解放出來，成就了中國今天的輝煌。回顧當初那段歷史，我們頂住了國際壓力，打破西方「制裁」，並和昔日的對手美國、歐洲等國家積極建立了外交關系，發展睦鄰友好，營造有利的周邊環境，同時以一個負責人的打過的態度廣泛參與各種國際事務，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8年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也讓世界更加了解了中國，認識到了中國的崛起。在今年年初的雪災和汶川地震中政府迅速反應，將人民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降到了最小，現在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機，中國也負責任地參與應對，和其他國家一起努力穩定金融市場，將金融危機的損失降到最低。
這30年來成就的取得，首先是由於毛主席帶領全中國革命成功，取得了民族獨立，才能給我國一個相對安穩的環境和條件來發展經濟。第二，是由於我國始終堅持共產黨的堅定領導，並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注意。第三，是國家領導和全國人民大膽嘗試，勇於創新，把精力都放到了發展經濟上。我黨也沒有辜負人們的期望，帶領人們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摸索前進，最終走上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走上了繁榮富強。說道這里，就不能不提到鄧小平，他的膽識和智慧確實過人，在那種情況下「終結」了意識形態爭論，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進行改革開放，一心發展經濟，這偉大的思想成就了中國今天的繁榮。
但也我們這30年的發展也並非完美。首先，由於過分地注重發展經濟，而忽略了農業的發展，城鄉貧富差距的拉大，使得農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許多農民不在家種地而進城打工而成為了「農民工」，這進一步拉大了城鎮和農村的差距，糧食的供應就會出現不足，同時農村的土地資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黨中央也意識到了這點，在第十五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直到第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繼續推進農村改革，還有一直進行的土地改革，我黨一直在努力確保農民的生活。
其次，由於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許多不完善之處，產業結構不是很合理，我國的發展過分的依賴出口，而且我們出口靠的是廉價勞動力，出口的產業也主要是鋼鐵等基礎產業，而一些很重要的產業比如電子產品、高端技術機器等卻要依靠進口，這使得我國的經濟利潤很少，也就是花了大量的勞動力和資源來換取別人的科技產品，我們出口8億件襯衫的利潤和歐洲賣出一架空中客機的利潤一樣，同時這種粗獷型的發展模式是以犧牲資源為前提的，造成了大量的資源和能源的浪費，並破壞了環境和生態平衡。另一方面，由於對出口的依賴性，我國的經濟很容易受外國經濟的影響，如果歐美或是其他國家為了本國的生產業考慮或是由於人民幣的升值而減少對我國廉價產品的進口，那麼中國就會有許多企業因此而倒閉，此次發生的美國次貸危機更是為我國的金融體系提出了挑戰，但我相信我國會克服這些危機，進一步完善體制，我們相信經濟發展的形勢會是好的。此外，社會監管體系還存在很多漏洞，市場上出現了許多不好的現象，如企業的誠信下降、不合法的競爭，還有最近經常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和煤礦開采等生產安全問題，當然伴貪污腐敗就伴隨在這些問題中。
相比其他國家這幾十年來的發展，我國的發展確實是成功的，這都要歸公於我黨的正確領導和大膽創新，是黨帶領全民族共同奮斗的結果，希望我國能保持這種精神繼續發展下去，去迎接新的機遇和挑戰。
㈩ 求農村的變化3000字論文
拓展我國農村需求，增加農村居民消費，需要利用多種方式對農村居民的總體消費水平及其變化趨勢給與分析考察，發現並找到影響農村居民消費的諸多關系，譬如，收入和消費總量的關系、收入和消費增量的關系、平均消費傾向、恩格爾系數、城鄉消費差距的變化、農業人口比率和農村消費比例的關系等。實踐表明，收入是決定消費水平的主要因素，平均消費傾向反映的是當年消費與當年收入的相對關系，恩格爾系數是體現居民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
一、消費總量增加與經濟收入提高基本同步
從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看，農民收入和消費的總量及增量水平的變化關系、平均消費傾向、恩格爾系數、城鄉消費差距和農業人口比率與農村消費比例等關系，都表明了我國農村居民整體消費水平是在提高。
（一）農村居民消費總量增加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進入 21世紀以來，我國農村居民在人口總量逐年減少的同時，消費總水平逐年提高，已從 2001年的15666億元，提高到2008年的26906.4億元，7年間增加了 11240.4億元，平均每年增加消費總量 1605.8億元，增長率 43.8%。農村居民消費無論是總量水平還是增長速度都是處於上升趨勢。同全部居民消費增長水平相比，盡管在全體居民消費總量中的比重下降，增長幅度也相對落後，但是人均消費水平是增加的。如果以2.3億農村進城人員全部在農村消費，按照2008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3730元計算，應該有8579.0億元的消費總量，如果按照城鎮居民人均消費一半計算，應該有15546.9億元的消費總量。所以，在把握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總量和水平，分析擴大農村內需的現實基本情況的時候，必須考慮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農村居民的快速轉移。特別是考慮中央作出的形成城鄉經濟一體化新格局戰略部署所帶來的巨大變化，以及我國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所產生的積極效果。
（二）消費與收入增長基本同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迅速增加，消費水平也日益提高。1980年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是 191元，2001年增加到 2366元，2008年達到了 4761元，與1980年相比增長了 470.6%，平均每年增長 6.4%。1980年農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費水平為 162元，2001年增加到1741元，2008年達到了3661元，與 1980年相比增長了383.5%，平均每年增長 5.8%。可以看出來，農村居民的生活消費水平，與收入增長幅度基本保持一致，說明農村居民的生活消費意願還是比較明顯的，並且隨著收入的增加，會保持消費水平的同向提高。隨著時間的推進，我國農村居民當年的人均純收入與人均實際消費支出都在增加，雖然增加的速度相對較為緩慢，但二者在數量上的差距保持著一個相對固定的比例。
（三）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保持平穩上升
根據凱恩斯的絕對收入理論，消費支出與實際收入之間保持著穩定的函數關系，消費支出主要取決於人們現期可支配收入，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將增加，但消費增加的幅度將小於收入增加的幅度。2001年-2004年我國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相對較為平穩，保持在 0.74左右，而 2005年 -2006年兩年，平均消費傾向出現了上升趨勢，從 0.74上升到 0.78和0.79的最高值。到2007年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有所下降，2008年繼續下降到 0.77。消費傾向之所以出現上升與下降的趨勢，一方面可以解釋為，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極大的促進了農村居民的消費勇氣，使消費不斷增加。另一方面，從我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變動也對農村居民消費產生影響。從總體上看，「十五」時期以來，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在 0.7-0.8之間變化。
（四）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波動中下降
自「十五」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總體上處於下降趨勢，雖然在2004年有所反彈，但很快又保持下降趨勢，並且下降的速度快於城鎮居民。7年間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減少了8.4%，而同期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只減少了0.8%。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差在逐年縮小，說明城鄉之間的消費水平和差距趨於接近，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和消費指向存在著很大的趨同性。盡管2008年我國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有所回升，但應該考慮是消費價格指數變化導致的，2008年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比上年漲幅6.5%，是「十五」以來年度漲幅最高的一年（2001年 -2008年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總漲幅23.4%，平均漲幅 3.1%）。從變化速度看，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在2001年-2008年的7年間，有4個百分點的變化，超過了同期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0.3個百分點的變化。說明農村居民總體生活質量進入到快速改善階段，並不斷朝著富裕生活水平靠近。
（五）農村居民消費增長低於城鎮
2001年-2008年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人均消費絕對數的比較始終在3.6-3.8之間，同年的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始終高於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並且城鎮居民消費的增長速度要比農村居民消費增長快。2001年-2008年城鎮居民消費平均每年增長幅度7.7%，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為5.3%。應該認為，存在著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消費的差異，是一種必然現象，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導致的消費絕對值的差異，是會持續存在的。隨著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超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的出現，城鄉消費水平的對比才有可能出現變化。因為，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村居民更需要消費，更需要改善生活質量，而城鎮居民消費則進入到了一個相對穩定期。屆時，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有可能在現有的基礎上持續縮小，或者是不再擴大。
二、消費結構變化與生活質量改善大體吻合
（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整體變化，呈現出溫飽型需求下降，而奢侈性消費增加的趨勢
1、食品消費支出。「十五」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支出中食品消費所佔的比重雖然在 2004年附近稍有波動，但總體上趨於逐年下降。2001年食品消費支出比例為 47.7%，2007年下降到 43.1%，2008年略有回升到 43.7%，下降了 4 個百分點。根據統計數據分析，農村居民食品消費支出比重回升與食品消費價格上升有直接關系，2004年食品消費價格比上年提高 9.9%，2008年食品消費價格比上年提高14.3%（2001年-2008年農村食品消費價格累計上漲52.6%）。與此同時，農村居民的食品消費支出內部結構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人均糧食和蔬菜的消費不斷減少，禽、肉、蛋、奶及其製品類的消費雖有波動但總體上卻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這說明我國農村居民飲食質量和結構不斷得到提高和改善。
2、衣著消費支出。「十五」以來，衣著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從 2001年的 5.67%，上升到 2007年的 6%，2008年略有下降到 5.8%，雖然在 2004年稍有波動，但整體上趨於上升趨勢。衣著消費比重的不斷上升說明，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居民越來越注重衣著的改善。同時與農村居民衣著類消費價格連續走低有很大關系（2001年-2008年農村居民衣著類消費價格累計下降 13%）。
3、居住消費支出。住房消費在我國農村消費中佔有較為重要的地位，農村居住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從 2001年的 16.03%先上升到2002年的16.4%，接著2005年下降到最低點 14.49%，隨後又迅速回升，2007年回升到 17.80%，2008年進一步上升到18.5%。這種上升是在農民收入持續增加和居住類消費品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實現的（2001年-2008年農村居民住房消費品價格累計上漲31.6%），因而更加說明農村居民對於住房改善的要求十分強烈和迫切。2001年 -2008年，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從 25.7平方米，增加到32.4平方米，增加了 6.7平方米，增長 26.1%。
4、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消費支出。隨著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各種耐用消費品如彩電、電冰箱、洗衣機和空調等紛紛進入農村居民的家庭。家庭設備用品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從2001年的4.4%下降到 2005年的 4.1%，接著開始上升，2007年達到 4.6%，2008年上升到4.8%。整個「十五」期間，家庭設備用品的消費總體上處於下降趨勢。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並不意味著農村家庭設備用品的飽和，因為進入「十一五」農村家庭設備用品的消費又不斷上升。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由於物價的漲幅較快，導致農村居民的購買力降低，更多的支出花費在食物上，也包括由於醫療等負擔過重造成的。總之，農村居民在家庭設備用品方面的消費比重近幾年來迅速上升，使我們有理由認為該市場的開拓潛力很大，因為這是生活現代化的必然。
5、交通通訊消費支出。隨著交通和通訊事業的快速發展，它們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密切，並逐漸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收入增長和交通通訊的迅速發展促使農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發生轉變，導致居民在交通通訊方面的支出不斷增加。整個「十五」的前四年農村居民的交通通訊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相當穩定，保持在5.6%到6.0%的范圍內。從「十五」的最後一年開始，交通通訊消費比重迅速上升，進入到「十一五」期間的 2007年達到了 10.2%，2008年略有回落到 9.8%。
6、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知識經濟的到來和思想觀念的轉變，人們對文化娛樂用品及服務的消費支出逐年增加。從2001的6.3%增加到2005年的11.6%，隨後又逐年下降，2006年為 10.8%，2007年為 9.5%，2008年為8.6%。農村居民文娛消費支出占生活消費支出的比例先平穩上升，隨後又緩慢下降。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為，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更加重視對精神文明的追求，文娛方面的支出不斷增多，同時 2006年義務教育改革之前，教育成本不斷增大導致了2001年到2006年，文娛消費比重不斷提高，隨著2006年起義務教育的改革，農村居民的教育成本不斷降低，從而使得文娛支出的比重不斷降低。另一方面，也說明農村娛樂教育文化事業還不發達，許多農村還沒有具有高水平、上檔次、普及性的娛樂設施和文化活動站，導致農民不得不減少用於娛樂文化方面的支出。
7、醫療保健。農民的身體素質與農民的生產能力緊密相連，隨著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們逐漸有能力關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從而農村居民的醫療保健支出不斷增多。「十五」以來農村居民的醫療保健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從2001年的11.06%，2002年的11.5%，增加到2003年的12.1%和2004年的11.3%，接著開始下降，2005年為6.6%，2006年為6.8%，2007年為6.5%，2008年為6.7%。2001-2004年，農村居民的醫療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平穩增加，這說明農村居民對身體健康的關注度不斷提高。2004年以後，農村醫療消費保健支出出現了加大下降，並維持在6.5%-6.8%，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於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啟動和推廣，大大降低了農村居民的醫療成本，因此出現了醫療保健消費比重的下降。當然也包括政府長期以來實行農村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的低價政策（2001年 -2008年農村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消費價格平均每年增長0.8%）。
（二）不同地區消費結構變化中，東部地區生活質量顯著提高，中西部地區有所改善
1、各地區的生活消費總支出不斷上升。從 2005年到2007年不同地區同期人均消費支出相比，高低排序依次是：東部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其中，從食品支出看，雖然支出的絕對數量（以當年價格）都不斷增長，但是支出的相對數量，也即食品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卻不斷下降，說明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其中，東部地區從 2005年的 42.12下降到 2007年的 40.56%，中部地區從 2005年的 48.05%下降到2007年的 44.84%，西部地區從 2005年的 49.79%下降到 46.62%，東部地區從 2005年的39.48%下降到 2007年的 37.86%
2、按生活質量高低排序，依次是東北地區，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已處於富裕水平，東部地區則非常接近富裕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區整體上處於小康水平，並不斷向富裕邁進。從絕對數量（以當年價格）來看，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交通通訊、文教娛樂用品和醫療保健等 2005年到 2007年逐年處於增長狀態，但是從相對數量來看，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交通通訊占消費總量的比重逐年處於上升狀態，居住支出始終居於第二位，並且上漲的幅度較大，帶動了農村居民的消費升級，交通通訊支出超過了文教娛樂支出排在了第三位，文教娛樂支出由於義務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則不斷下降，由於人們生老病死的不可預知性，醫療保健支出具有不確定性，因此農村居民醫療保健支出有所波動。
3、各地區高檔耐用消費品有所增長。從每百戶耐用消費量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地區農民消費結構的升級變化。2005年到2007年，各地區每百戶擁有的洗衣機、電冰箱、空調機、抽油煙機、摩托車、行動電話、彩色電視機、照相機和家用計算機都在不斷增加。其中東部地區除了洗衣機外，每百人擁有的其他耐用消費品都排在全國之首，其次是東北地區，東北地區每百人擁有的洗衣機高於東部地區，接下來是中部和西部地區。我們可以看到，每百人自行車和黑白電視機的消費量不斷減少，而摩托車和彩色電視機的消費量則不斷增多，每百人擁有的電話機相對而言較為穩定，而行動電話則迅速增加。各地區農村居民消費構成部分的變動，與前面對農村消費的總體分析相一致，說明人們隨著收入的提高，購買能力的增強，以及社會文化、交通、醫療等事業的快速發展，促使人們的消費方式不斷轉變，消費不斷升級，生活質量不斷提高。
（三）不同收入組的消費結構出現差異
對不同收入組的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及變動進行描述分析，發現收入水平的差異，決定了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的不同。
1、收入水平不同，但是消費支出均出現增長。根據統計數據顯示，我國農村居民不同收入組的消費支出總額（按當年價格）從2000年到2008年都是不斷增長的。其中，低收入戶消費支出從 2000年的977元，增加到2008年的 2145元，增長 119.5%；中低收入戶從 1233元，增加到 2653元，增長 115.2%；中等收入戶從1501元，增加到3286元，增長 118.9%；中高收入戶從1877元，增加到4191元，增長123.3%；高收入戶從 3086元，增加到 6854元，增長122.1%。數據顯示出，收入水平越高，消費支出的增長幅度越高。
2、食品支出增長不同。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從 2005年到 2007年，高收入組和中低收入組一直處於下降狀態，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組則是先下降，2007年又稍有回升，這一現象與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能跟物價的上漲有著一定關系。同時可以看到，高收入組食品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小於0.4，整體處於富裕水平，並且生活水平在逐漸提高，中高收入組食品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不斷接近富裕水平，中等收入組生活水平雖有改善，但是仍處於小康生活，並與富裕水平還有一定的差距，中低收入組雖然進入了小康生活，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與中等收入相比還較差，低收入組始終在溫飽和小康的邊緣徘徊。
3、食品支出以外的消費處於上升。從絕對數量（以當年價格）來看，不同收入組的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交通通訊、文教娛樂用品和醫療保健等2005年到2007年的支出均處於增長狀態，但是從相對數量來看，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占消費總量的比重逐年處於上升狀態，居住支出始終居於第二位，並且上漲的幅度較大，帶動了農村居民的消費升級。除了低收入組之外，其他收入組的交通通訊支出均處於上升狀態，並超過了文教娛樂支出排在了第三位，2005年到2007年，各收入組的文教娛樂支出均處於下降狀態。這是由於農村義務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使文教娛樂的支出不斷下降，由於人們生老病死的不可預知性，醫療保健支出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各不同收入組的醫療保健支出有所波動。
三、消費行為差異與需求傾向平穩趨於一致
（一）不同地區農戶消費行為存在差異
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部這四個地區的劃分，一方面是地域上的劃分，另一方面，則可以看到這種劃分和收入水平是密切相關的。根據統計年鑒的 2005年-2008年數據，我們可以將這四個地區按收入水平高低排序，依次是東部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高收入地區，也即東部和東北地區，整體來看，基本消費都已得到滿足，因此其消費傾向較低，低收入地區也即西部地區受收入限制，收入的大部分都要用於滿足基本的生活消費支出，因此其消費傾向較高。中等收入地區，也即中部地區農戶的消費傾向，介於東部、東北和西部地區之間。
1、2005年－2008年四年中，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區，其平均消費傾向越低；而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區，其平均消費傾向越高，說明低收入地區的消費慾望強，而高收入地區的儲蓄傾向強。
2、2005年-2008年四年中，從整體上來看，東部地區的平均消費較為穩定；中部地區的平均消費傾向先上升又下降，並且2008年的平均消費傾向低於2005年的消費傾向；東北和西部地區的平均消費傾向都在下降；東北地區的平均消費傾向下降幅度大。這說明收入較高的地區，平均消費傾向變動的范圍較小，農戶的消費行為差異較小。
3、2006年-2008年，不同地區的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出現差異，其中，2006年中部地區的邊際消費傾向最高，而東北地區農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最低，東部和西部居中。2008年，東部地區邊際消費傾向最低，已經連續三年處於下降，說明東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後，並沒有更多的增加消費支出；西部地區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最高，但也是連續三年下降，這主要也是因為收入水平較低，收入增長不快所致。收入增加的部分，更多的用於儲蓄或用於生產性投資；中部地區邊際消費傾向變化較大，說明這部分地區的農村居民隨著收入增加而擴大消費需求的願望波動強烈。東北地區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處於上升期，客觀上要求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費。
（二）不同收入組農戶的消費行為不同
以《中國統計年鑒》對農戶收入的五類分組為依據，我們收集整理了這些不同收入組農戶的消費數據，並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
1、2003年-2008年，五個收入組從低到高，平均消費傾向依次減小，並且低收入組農戶的平均消費大於1，這說明收入較低的農戶受收入的限制，所有的收入都用於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費，並且還會因為入不敷出而需要借錢或救濟來滿足日常的基本生活，它們的消費慾望較大，因此平均消費傾向較大甚至還會大於1。而隨著收入的不斷提高，較高收入階層農戶的基本消費都可以滿足，並且隨著收入的不斷提高，農戶的消費傾向不斷減小，而儲蓄的傾向不斷增強。
2、從2003年-2008年，各收入組農戶的平均消費傾向都經歷了先增長，而後下降的過程，這與我們在第一部分對不同收入組的消費結構變化的分析相一致，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由於物價的上漲和農戶的消費慣性，導致農戶要為了保持原有的消費傾向就要花更多的錢，而隨著物價的下降，各收入組的平均消費傾向也逐漸下降。
3、根據凱恩斯的觀點，邊際消費傾向是要小於 1的，而利用《中國統計年鑒》中的數據，整理計算的不同收入組農戶的邊際消費傾向，則出現了一些數據大於1，尤其是中低收入組農戶的邊際消費傾向和2005年除了高收入足農戶以外的其它收入組農戶。這主要是因為，中低收入組農戶當年的收入增長不夠滿足消費的一般性增長，因此農戶必須要依靠利用已有的儲蓄，或是借錢或是依靠救濟來進行消費。而2005年出現的絕大多組農戶收入組的邊際消費傾向大於 1，可能跟物價的上漲有關（2004年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比上年提高4.8%，2005年提高2.2%，均高於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全體城鄉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水平），使得農戶當年的收入增長不能滿足由於物價上漲而造成的消費的大幅上漲，因此需要借貸或是動用已有的儲蓄進行消費，因此邊際消費傾向大於1。
4、2008年低收入戶邊際消費傾向依然大於1，甚至超過了2007年，達到了1.92，說明這部分農戶為了生存，在高物價水平時期，依然要靠動用儲蓄維持生活（2008年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比上年提高6.5%，超過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全體城鄉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水平）。
5、2003年-2008年，從總體上來看，由低到高五個收入組農戶的邊際消費傾向依次減小。這說明收入越高的農戶，用於基本消費的支出是穩定的，因而它的消費傾向較低，並且邊際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長也不斷減小，而儲蓄的傾向則不斷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