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陂甲骨文

『壹』 汉字是怎样被简化的

《汉字简化总表》的简化方式大致有以下四种：

一、简化原字 就是把繁体字的笔画简化，形成简化字。或部分保留： 业（业） 飞（飞） 条（条） ;或局部简化：拥（拥） 态（态） 报（报）;或整字改换：书（书） 农（农） 听（听）

二、简化偏旁 《汉字简化总表》之中，简化偏旁共14个：语（语） 汤（汤） 坚（坚） 鉴（鋻） 银（银） 择（择） 峦(峦) 饮(饮) 红(红) 莹 (莹) 职（职） 学（学） 径 (径) 祸 (祸)；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133个。

三、废除今字，保留古字 “古字”产生在前，“今字”产生在后。“古字”包含的意义很多，而“今字”一般只表示“古字”多项意义中的一种。“今字”常常是以“古字”为声符，再加形符而产生。如：

云 （云） 甲骨文本象云彩之形。后来被假借表示“说”义（如：人云亦云），于是以“云”为声符，再加形符“雨”，成为“云”，表示云彩之义。《汉字简化总表》简化了“云”字，保留了“云”字。

夸 （夸）本义为奢侈。后来被引申表示“夸大、夸耀”义（如：夸多斗靡），于是以“夸”为声符，再加形符“言”，成为“夸”，表示夸大、夸耀之义。《汉字简化总表》简化了“夸”字，保留了“夸”字。

在汉字中，甚至有由一个古字而产生几个今字的现象。例如：蒙（古字）、蒙（今字）、蒙（今字）、蒙 本是一种野草的名称，后来又产生了“包、裹、遮盖”的意思。“蒙”字因此又引申为睁眼瞎子的意思，于是以“蒙”为声符，再加形符“目”，成为“蒙”，表示盲人之义。“蒙”字还引申出细雨迷蒙的意思，于是以“蒙”为声符，再加形符“水”，成为“蒙”，表示细雨迷蒙之义。《汉字简化总表》简化了蒙（今字）、蒙（今字），只保留了蒙（古字）。

四、合并同音字 只要音同（甚至不同），不论意义，强行合并。（有人称此为“同音代替”，不确）这种简化，是把几个字合并，由一个字形表达这几个字的所有意义。合并同音字的简化方式有两种：

1．选择笔画最少的字作为简化字，其它几个字则被作为繁体字而淘汰。因此，这个简化字不仅具有它的原有意义，而且还兼有其它几个被淘汰的繁体字的全部意义。如：

干 乾 干 干，本义是盾牌；乾，本义是没有水分或水分很少；干，本义是柘树，常用义是树干。《汉字简化总表》将“干”、“乾”、”干”三字合并，简化了“乾”、”干”，只保留了“干”。“干”兼有“干”、“乾”、“干”三字的全部词义。

台 台 台 台 台，本义是星名；台，本义是高而上平的建筑，可观望四方；台，本义是树木名称。近代俗称“桌子”为“台”；台，本义是飓风。《汉字简化总表》将“台”、“台”、”台”“台”四字合并，简化了“台”、”台”、“台”，只保留了“台”。“台”兼有“台”“台”、“台”、“台”四字的全部词义。

2．另造一新字，其它的几个字则被作为繁体字而淘汰。这个新字具有被淘汰的几个繁体字的全部意义。历 历 历 历，本义是经过、越过；历，本义是历法，推算岁时节候的方法。《汉字简化总表》将“历”、“历”、两字合并，简化了“历”、”历”，另造了一个新字“历”（保留“厂”，以“力”为形符）。“历”兼有“历”、”历”两字的全部词义。发 发 发 发，本义是把箭射出去。发，本义是头发。《汉字简化总表》将“发”、“发”两字合并，简化了“发”、“发”，另用了一个新字“发”（是“发”字的草书写法）。“发”兼有“发”、“发”两字的全部词义。

由于“简化原字”和“简化偏旁”，产生的繁简字是“一对一”的关系；由于“废除今字，保留古字”和“合并同音字”，产生的繁简字是“一对多”的关系。据统计，原有的繁体字平均每字16画，经过简化之后，平均每字降到10.3画，减少了35％的笔画。在7000个常用字中，有简化字2235个。简化字约占现代汉语用字的三分之一。 《汉字简化总表》大规模地简化汉字，强制推行，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涉及地域之广、人员之多，推行时间之长、影响之远，在人类历史上大概也是之最。《汉字简化总表》的积极作用在于大大地简化了笔画，减少了用字，便于识字，提高了书写速度。实施简化，有利于解放之初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实践证明，“简化偏旁”和“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 是切实可行的、最有效的简化方式。既简少了笔画，又没有造成词义的变化。既达到了简化的目的，又没有妨碍社会的运用。但是，《汉字简化总表》的缺陷也是客观存在，必须重新审视和反思。当时汉字简化的决策者盲目乐观地认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走“拼音化的道路”，“简化字”只是过渡阶段的“临时工具”，所以，缺乏承前启后的周密的思考。当时还存在一种过激的思潮：繁杂的汉字是阻碍社会前进的桎梏；仅仅把汉字当作大陆的、当代的交际工具，关闭国门、自力更生。“简化”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类似于“打倒孔家店”的大运动。还有一点，当时提出要走“拼音化的道路”，是因为汉字印刷不如拉丁文字来得简便。但是，随着电脑信息处理的发展，汉字的输入速度已经超过其他拼音文字。“文字”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稳定，它不仅是当代人的交际工具，也是当代人和历史、未来对话的工具。正是由于稳定，我们才能读懂古人在数千年前遗留下来的文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检验，我们再来客观地审视“简化字”，可以说是“有得有失”。“简化字”之“失”在于：

一、破坏了汉字的表意性 中国的汉字以其独特的表意性而自立于在世界文字之林。“以形示意，义寓形中”，字形和字义密切联系，“视而可识，察而见义”。《汉字简化总表》的制定者的主导思想是仅仅把汉字看作是记录符号,追求把每个字的笔画限制在十划以内, 所以为简化笔画而顾此失彼，大大地破坏了汉字的表意性。有些简化字字已不能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来解释。例如：

车 象形字，虽然楷书已经不如甲骨文、篆书形象，但是车的车轴、一个车轮、两边固定的木栓还保存完好；简化后的“车”字已无象形可言。“车”是“车”的草书写法。
罗 会意字，上部的“罒”本是“网”字；“糹”是“丝”字，说明网是丝做的；“隹”是短尾鸟。三字会合在一起，表示小鸟被丝网罩住。简化后的“罗”字已无会意可言。“罗”字属于对原字局部简化。
邓 形声字，以“右耳”（即“邑”，表示人所居住的地方）为形，以“登”为声。其本义是地名（即河南省邓县）。简化后的“邓”字仅有形而无声，“又”既不是声符又不是形符。

二、割断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之间的密切联系 由于强制推行《汉字简化总表》，社会长期和繁体字隔绝，以致绝大多数的人不能辨识繁体字，不能顺利阅读古典文献。随着时间地推移，人们和古代汉语之间的阻碍将越来越大。特别是对于“一对多”的简化，现代人就很难辨析“简”与“繁”之间的对应关系，很难理解古代汉字的意义。简化字简化了汉字的笔画，同时也摒弃了汉字字形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例如：

后 会意字 甲骨文 象一只手掌放于嘴巴之上，表示发号施令之意，其本义是天子。 “后”字后来转移表示天子或君主的正妻。虽然“后”和“前后”的“后”纯属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因为同音，《汉字简化总表》就把“后”和“后”两字合并。简化“后”字，保留“后”字。人们不知其中变化过程，往往误以为“后”是简化字，“后”是繁体字。因此，人们在写繁体字时出现“慈禧太后”、“后羿射九日”就很常见了。

了 liǎo 形声字 以目为形、以尞为声，其义为眼珠明亮。诸如“了解”、“明了”、“了如指掌”、“一目了然”，人们可以从字形很容易辨析它们的意义。但是，《汉字简化总表》强行把“了liǎo”和“了”合并，简化“了liǎo”而保留“了”。于是，对于“了解”、“明了”、“了如指掌”、“一目了然”，人们从字形再也不容易辨析它们的意义了。更令人费解的是，“了liǎo”被简化了，而“了liào”(了望、了哨)依然保留。那么，“了liǎo”被简化不是多此一举吗？

“西湖十景”中有一景叫“曲院风荷”。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记》解说：“曲院，宋时取金砂涧之水造曲，以酿官酒。其地多荷花，世称‘曲院风荷’是也。”此处本来是酿酒之地，酒的醇香与荷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别有风味。现在却改成了“曲院风荷”，人们大概只能理解是唱曲之地，怎么也难以领略酒的醇香了。

三、阻碍了大陆和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交往 使用汉字的人数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以上，使用汉字的区域遍及全球。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闭关自守，大量简化汉字，强制推行，其不良后果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已经突现出来。台湾规定使用繁体字，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人基本上使用繁体字，日本、韩国保留了繁体字。由于简化字数量太多，而且有些简化又缺乏规律，所以他们几乎把简化字当成了一门外国文字。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的差异阻碍了大陆和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交往。特别是对于“一对多”的简化字，即使认识，也难以准确理解它的字义。因为“一对多”的简化，把几个本来字义根本不同的字合并成一个字，人们怎么能从字面上判断出它所表示的意义呢？例如：
周武王姓姬名发。是“发展”的“发”，还是“头发”的“髪”？

谷我士女，宜尔室家。是“山谷”的“谷”，还是“稻谷”的“糓”？
《李贺?追赋画江潭苑》：“秋垂妆细粟，箭箙钉文牙。”从“秋”怎能判断出它本来是“秋”，是系在马身上的皮带？

日本的“千叶”县，名称富有诗意。而我们只能译成“千叶”，“叶”在古代汉语中通“协”字，本为“和洽、和谐”之义。“千叶”和“千叶”的意义不是相差太远了吗？

四、影响了电脑信息处理的应用和普及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电脑运用已遍及全社会，“无纸化办公”也成为近期目标。但是，人们沉痛地感觉到，即使各种汉字输入软件纷纷问世，“繁简转换”已成为一道不可跨越的天堑。 “一简对一繁”比较单纯，而电脑对“一简对多繁”则束手无策。一个简化字却有多个繁体字和它对应，电脑无法确定。据估算，“一简对多繁”的关系（包括各种原因产生的繁体）有近1000对，在“繁简转换”中，电脑选择错误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人预言，电脑彻底解决“繁简转换”比地球人上火星还难。电脑“繁简转换”对于“一简对多繁”常常错误百出，例如：

一发（髪）千钧 胡（胡）作非为 空糓（谷）幽兰 随心所欲（欲）
子丑（丑）寅卯 北斗（斗）七星 、范（范）仲淹、鬰（郁）逹夫

五、《汉字简化总表》简化方式的各种缺陷：

1、类推没有规律 某一偏旁在某些字中简化，在某些字中又不简化。例如：
“脑”、“恼”、“堖”简化成“脑”、“恼”、“垴”，而“瑙”却没有简化。
“剧”、“据”简化成“剧”、“据”，而“遽”、“醵”、“澽”却没有简化。
“疗”、“辽”简化成“疗”、“辽”，而“僚”、“撩”、“燎”、“镣”、“缭”、“嘹”、“潦”、“獠”、“鹩”“了liào” 却没有简化。

2、简化不统一 某一偏旁在某些字中如此简化，在某些字中又那样简化。例如：
“颅”、“鸬”、“泸”、“鲈”、“舻”、“轳”、“垆”、“胪”、“栌”简化成“颅”、“鸬”、“泸”、“鲈”、“舻”、“轳”、“垆”、“胪”、“栌”；
“炉”、“庐”、“芦”简化成“炉”、“庐”、“芦”。
“让”简化成“让”；“醸”简化成“酿”；“饷”简化成“饷”。“嚷”、“壤”、“攘”、“穰”、“禳”、“镶”、“骧”却没有简化。

3、简化随意 不属于《汉字简化总表》的主要简化方式（类推简化、造字方式改变、更换形符、更换声符、草书楷化）也不属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法。例如：
边—边 压—压 礼—礼 获—获 苏—苏 仓—仓 办—办 丛—丛 碍—碍 乱—乱 赵—赵 头—头 龙—龙 刘—刘

说到随意简化，再举一例证明。在简化“国”时，原计划把“囗”之中的“或”字改成“王”字，因为“国”字确实有这么一个异体字。“囗”表示范围，“王”是指诸侯，合起来表示“诸侯的封地”。但是又有人提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怎么能用“王”在呢？于是有一位大人物说：“那就再加一点吧。”因此就简化成了“国”。

汉字的第一次简化虽然有失有得，但是就推广而言，它是成功的。1978年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不仅和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公布时间仅隔22年，而且不是继续以“简化偏旁”和“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为简化的主要方式，而是缺乏规律地甚至是大量地简化字形，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用字混乱的现象。《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随后即被废止。国务院同时指出：“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社会运用。”
为适应社会需要，汉字还是必须简化，但是关键在于如何简化。可以肯定，不能因为减少笔画而导致字形面目全非。以往两次简化都致力于减少笔画，其理论依据是笔画繁杂影响书写速度。因此，“响”变成了“响”，“惊”变成了“惊”，等等。这些大幅度变形的简化字作为规范字运用，致使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文字和现代社会运用的文字难以联系（古文字专业研究人员除外），致使大陆与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文字信息难以沟通。其实古人已经解决了“笔画繁杂影响书写速度”的难题，书籍、公文运用“规范字”（即楷书），平时书写运用“手写体”（行书、草书）。现在我们仍然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规范字”和“手写体”同时并存。规范字运用于正式场合；“手写体”仅限于非正式场合使用。如：“尽”是规范字，“尽”是手写体；“长”是规范字，“长”是手写体。特别指出一点：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运用，汉字输入法的不断完善，汉字笔画的多少已经成为不必考虑的问题。
文字既服务于社会又依赖于社会，不论是简化还是繁化，都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减少笔画、减少文字，这是简化；增加笔画、增加文字，这是繁化。在文字数千年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种现象始终同时存在。“星”字在甲骨文中原是三个“日”，现在只有一个“日”，这是简化；在甲骨文中只有“辟”字，但是后来又产生了“避”、“僻”、“譬”、“辟”等字，其实“辟”字原来就含有这些字的意义，这是繁化。简化的目的是追求书写简单，繁化的目的是追求词义明确。“艨艟”两个字并不需要我们去简化，社会已经把它们淘汰了。古人原先造了个“黏”字，后来又造了个“粘”字，原本是异体字，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却又分工都成为正字。1955年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强行把“黏”和“粘”作为异体字处理，废除了“黏”字。但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1988年《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又重新恢复了“黏”字。

从现在直至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汉字的发展是以简化为主。其原因是我们所拥有的汉字太多了，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需要。由于数千年间没有国家强制性规范（秦始皇统一文字除外），况且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人们造字、用字随心所欲，所以在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汉字。以《汉语大字典》为例，收字五万六千左右，其实还有不少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字排除在外。汉字的简化依赖两种方式：一是因为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被自然淘汰，它们属于“古用今废”字，只保留在古代的各种文献之中；二是国家强制性简化，例如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和1978年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无庸讳言，在对“汉字简化”进行反思的今天，如果再讨论修改《汉字简化总表》、补充类推简化、增补新的简化字，恐怕是不合适的。《汉字简化总表》已是木已成舟，根深蒂固，再作变动必定会造成社会用字混乱。现阶段汉字的简化在于精简汉字的用字数量，其作用与益处至少有两点：一是减少社会用字；二是利于文字信息处理。以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值得精简的汉字就为数不少。现阶段能顺利简化的汉字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知名度不高的生僻的地名 有一些地名用字极其生僻，除了作为地名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意义。这些地名又常常都是乡村的地名，使用范围非常狭小，况且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影响。由于这些用字极其生僻，除了本地人以外，人们基本上都不认识，各种汉字输入法也基本上不选用。因此，给当地的社会使用造成了明显的障碍。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已经用同音的常用字字取代了这些字。如：“gàn(上部是“洽”，下部是“甘”，)井沟”，四川省的地名；“筻口”，湖南省的地名。“畖底”，山西省的地名；“岜关岭”，广西的地名。这一类的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竟然数以百计。把这些生僻的地名精简掉，用同音的常用字取代，并不会给社会交际产生影响。

实际上，我们曾经简化过一些地名，但是并不妥当。例如：“新喻”简化成“新余”、“大庾”简化成“大余”。“新喻”和“大庾”在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都是“县”“州”以上的地名，况且“喻”是个常用字，和“余”并不同音，“庾”也并不复杂。如此简化弊多而利少，后人怎么能把“新余”和“新喻”联系起来呢？

二、使用不广泛的正逐步消失的方言词语 《现代汉语词典》之中仍然保留了不少方言词语，如：“āi(左边是“女”，右边是“矣”)jié(左边是“母”，右边是“也”)”，湖南省长沙市的方言，是祖母的意思；“kē（左边是“提土旁”，右边是“可”）垃”是土块的意思；“bāi（左边是“百”，右边是“立刀旁”）划”，是处理、安排的意思。

随着社会的迅速进步，普通话的广泛推广，全国各地的方言正逐步被普通话同化、取代，现在的青少年正逐渐不会运用方言。大多数方言词都是生僻字，由于使用的范围极其狭小，所以一般不被常人认识。因为这些字是方言，所以在古代的书籍中一般都不使用。清除这些方言字，丝毫不会影响我们阅读古文。

方言必然会被淘汰，精简方言字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被遗留的异体字 1955年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虽然其中有一些错误，把本来并不是异体字的字当作异体字淘汰了，譬如“凋”字被当作“雕”字的异体字淘汰了。但是，既然有第一批，就应该还有第二批。事实上确有不少的异体字还没有被淘汰。如 ：“鞌”是“鞍”的异体字；“慠”是“傲”的异体字；“岙”是“坳”的异体字；“犇”是“奔”的异体字；“蜯”是“蚌”的异体字。

四、没有具体的意义，正逐渐被社会淘汰的字词。 有一些诸如助词、象声词等等，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虽然在某些地方的口语中或许还存在，但是正逐渐被社会淘汰。这些五花八门的字词还占据在《现代汉语词典》之中，必须彻底清除。如：“bān（左边是“口字旁”，右边是“拜”）”，语气助词；“嘞”，语气助词；“lèng（左边是“口字旁”，右边是“愣”）”，象声词；“qū（左边是“口字旁”，右边是“瞿”）”，象声词。

简化读音，也是汉字简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是以往却被人们所忽视。简化读音是推广普通话的一个有效措施。现阶段能顺利简化的读音大致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清除地名异读的现象 为了对当地方言的尊重，所以某些方言竟然作为规范保留下来。因此造成了一字多音的结果，人为地给社会运用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如：济（jǐ）南；蚌（bèng）埠；铅（yán）山；泌（bì）阳。

这些异读的地名为数不少。根据考察，当地人特别是青少年对这些地名并没有采用异读，而是说成常用读音，如济（jì）南；蚌（bàng）埠；铅（qiān）山；泌（mì）阳。

二、清除因词义不同的异读,而这一类词义又属非常用义 因为词义、词性的不同而导致读音的不同，这是汉语特有的现象。譬如“难”字，读“nán”时是形容词；读“nàn”时是名词。但是在《现代汉语词典》之中，有些字在异读时所表示的意义却不常用，甚至消亡了，怎么还有必要人为的强制性的保留这些异读呢？如“朴素”的“朴”字，在“朴刀”（古代兵器）中读pō，在“朴树”（落叶乔木）中读pò；“黄陂”的“陂”字，在“陂塘”（书面语：池塘）中读bēi，在“陂陀”（书面语：不平坦）中读pō。

对于清除异读，或许会有人顾虑古代的读音。其实古代的读音不应该影响清除异读的实施，现代人根本不必考虑古代的读音（古音韵专业研究人员除外），因为我们阅读古代文献主要依据的是字形和字义，再说现代的普通话究竟又保留了多少古音呢？

汉字简化毕竟是改革的方向。对汉字简化进行反思，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汉字简化提出新思路，是为了抛砖引玉、推动汉字简化的顺利进行。

作 者: 黎 传 绪 南昌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简化汉字的笔画，如把‘礼’简化为‘礼’，‘动’简化为‘动’。同时精简汉字的数目，在异体字里选定一个，不用其余的，如在‘勤、勤’里选用‘勤’，不用‘勤’，在‘劫、

『贰』 历史问题，求答案！

1、B.①②③ 夏在商之后，第四个明显错的
2、C. 金文始于商末
3、a、甲骨文的出土证明了商代的内确存在过，以实物印证了容中华三千多年的文明。
b、对研究商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考古作用。
c、对研究汉字的发展历程有重要的意义。
4、用途：司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丁文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鼎，故为孝心。
反映了商朝工匠的聪明才智，密切配合。象征着商朝灿烂辉煌的文明。
5、夏商周时期雕塑与青铜铸造艺术达到了高峰，商朝青铜器出现了平雕与浮雕两种技术，代表作有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商朝的玉雕水平也相当高。商朝的青铜铸造艺术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现了大型青铜铸像是其杰作。西周青铜器是最大特色是大量青铜铭文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四川出土的嵌错赏功宴乐铜壶表明青铜器的装饰从过去的图案花纹发展为完整画面，表现出了精湛的艺术技巧。
6、C.商朝

『叁』 历史上的巾帼英雄有哪些

冼夫人，又称冼太夫人、冼太、岭南圣母，公元522年农历11月24曰出生在古高凉地区（今广东省茂名境内），死于公元六0二年正月十八曰。享年八十。她的一生，顺应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她和她的子孙们相继为岭南地区持续百年的相对稳定，促进广东南部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爱国主义典范。

秦良玉

秦良玉（1574-1648），字贞素。明朝末期战功卓著的民族英雄、女将军、军事家、抗清名将。四川忠州（今属重庆忠县）人。为石砫宣抚使马千乘妻。

樊梨花

樊梨花，中国古代女英雄，以她与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的故事而家喻户晓，在后世影响深远。其传奇故事被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所表现，尤其是电影、电视剧、歌舞戏剧等多次演绎，是中国古代巾帼英雄的典型形象。

折太君

折太君（即历史上的佘太君）名赛花，西京大同人，乃后周四镇节度使折从阮之孙，永安节度使镇府州折德（户衣）之女。折太君自幼随父折德（户衣）镇守府州，善于骑射，配与北汉名将杨业为妻。折太君生性敏慧，弓马武艺拥熟，深知兵法，辅佐杨业屡立战功，官居云州观察使，号称杨无敌。后来在征辽之时，潘仁美挂帅，杨业为先锋之职，不意潘仁美向怀私怨，包藏祸心，逼孤军而临绝险，陈家峪矢尽力穷，番将则乌屯云集，遂致全军皆陷，杨业被俘，三日不食而亡。

穆桂英

穆桂英- 戏曲及小说《杨家将》中人物。明熊大木小说《北宋志传》和纪振伦小说《杨家将通俗演义》中人物。原为穆柯寨穆羽之女，武艺超群、机智勇敢，传说有神女传授神箭飞刀之术。因阵前与杨宗保交战，生擒宗保并招之成亲，归于杨家将之列，为杨门女将中的杰出人物。穆桂英与杨家将一起征战卫国，屡建战功。佘太君（佘赛花）百岁挂帅，率十二寡妇西征，她五十岁尤挂先锋印，深入险境，力战番将，大获全胜。是中国古典文学巾帼英雄的典型形象。

花木兰

花木兰：姓魏，名木兰。隋代人，花木兰是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隋恭帝义宁年间，突厥犯边，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征战疆场一十二载，屡建功勋，无人发现她是女子，回朝后，封为尚书。唐代追封为“孝烈将军”。

妇好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商朝的武功以商高宗武丁时代最盛。武丁通过一连串战争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而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的大将就是他的王后妇好。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妇好不但能带兵打仗，而且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又任占卜之官。商朝是个迷信鬼神的国家，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又会打仗，又掌握了祭祀与占卜的权力，可能连武丁都要怕她三分。

『肆』 帮忙解释一下中国野象分布的变迁！要详细的！！

中国古代大象的分布地区较为广泛，南方、北方皆有。距今3 00O多年前，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还有野象分布。甲骨文中有较多猎获大象的记载。殷商时期，中原一带不仅野象较多，而且还进行人工驯养，成为作战的工具。在殷墟遗址中，考古发现有象、獐、水牛、竹鼠等亚热带动物骨骼遗骸。《孟子·滕文公》记载：“周公相武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上述史实表明，夏商时期，我国野象曾经分布在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山脉至吕梁山、陕北一线。春秋时代以后，中国野象分布渐由华北地区南移到秦岭、淮河一线。这时，黄河流域地区的象群虽然少见，但仍有野象活动的记载。北周时，在兖州(今属山东)发现大象。南北朝至宋代，大象在黄河一线以南、以长江流域一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活动，屡见于史书。南北朝时，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北宋初(公元962年)，“有象至黄陂县(今属武汉市境内)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今湖北境内)、复(今湖北境内)、襄(今湖北境内)、唐州(今河南境内)践民田”；乾德年间(公元967年)，“有象自至京师(今河南境内)”；开宝年间(公元976年)，“己酉，吴越王献驯象”。史实表明：宋时，长江流域一线还有不少的象群活动。至于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当时象群活动的记载很多，《宋史》记载可数的就达几十处。宋元以后，长江流域大象活动的记载至今未有发现，可见，元、明、清时大象的主要活动地区已转移到岭南、广西等地。史载：洪武年间，“广东雷州卫进象一百三十二”，“驯象卫进象。先是诏思明、太平、田州、龙州诸土官领兵会驯象卫官军往钦、廉、藤、蓠、澳等山捕象，豢养驯押，至是以进。”当时，岭南象群时常出没破坏庄稼，为此，“率兵二万驱捕”。万历年间(公元1587年)，横州仍“有象出北乡，害稼”；钦州亦多象群“践踏田禾，触害百姓”。直至清乾隆年间，广西灵山一带之象，“每秋熟，辄成群出食，民甚苦之”。道光年间(公元1833年)，史载“大廉山群象践民稼，逐之不去”，至当时已变为“象间有”。这一地区的大象至19世纪20年代以后已渐趋稀少，不久即难觅其踪迹。现今仅云南西南部才有残存象群分布。

大象的分布及变迁，大体上也反映了我国同类别的热带或亚热带动物如犀牛、长臂猿等以及适宜温暖环境的动物如竹鼠、野生水牛等分布及变迁情况。尽管它们的分布及变迁在时间与空间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其南迁的方向、地域生态分布与时间变化趋势等，却是基本一致或大同小异的。

历史时期野生动物的分布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是构成我国古代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之一。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所描绘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的生态自然景观或人文生态现象，可谓丰富多彩。漫长的自然界演化历程表明，物种的多样性有利于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延续，相反，物种的减少则会直接影响地域性乃至整个地球生态平衡的。

『伍』 锯的锯的历史

下川是山西中条山主峰历山东麓的一个山间盆地，位于这里的下川文化遗址距今2.4 万至 1.6万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出了石锯。这种锯是在石片的一侧或两侧作出几个尖齿，有的锯带有短柄，有的柄还用木、骨等镶嵌，这种复合工具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说明锯的产生可能比这个时间更早。当时的下川人过着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经济生活，石锯具体做什么用并不清楚。那么，锯会不会失传，直到被鲁班重新发明呢？
位于河南嵩山周围的裴李岗文化距今约七八千年，在各遗址出土的石镰，其刃部有细密的锯齿，这是把锯和镰合而为一了。很明显，这种工具是用于农业生产的。与裴李岗文化同时期的白家文化（位于陕西临潼）遗址，则发掘出了骨锯。淮河中游的双墩文化（位于安徽蚌埠）距今约7300年，在双墩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土大量文化遗物中包含有骨锯。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年至6000年，在草鞋山遗址中发掘出了木柱和木柱下的木垫板，有的木板上砍劈、截锯的痕迹十分清晰，许多遗址中出土的兽骨都有经过劈削、锯割的痕迹，说明当时锯已经用于木器和骨器的加工。与马家浜文化同时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骨锯。龙山文化分布于山东中部、东部和江苏省的淮北地区，距今约4400年至4000年。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带锯齿的蚌镰。在石器时代，锯的使用地域分布较广，用途也较广泛，所以在后来失传的可能性不大。
铜的出现大约是5000年前的事情，但直到商、西周时，铜仍然没有广泛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在甘肃武威县曾发掘出一个玉器作坊，属于四千年前齐家文化遗址，作坊里有一块30厘米见方的玉板，厚度3厘米以上，横截面的一端留有锯子切割一半的痕迹，而齐家文化的冶铜业在当时很先进，有红铜器、青铜器出土，人们可能利用铜锯加工玉器。在安阳北辛庄殷墟的发掘中，曾发现一个骨料坑，坑内除骨料、骨器的半成品、成品外，还发现一些制作加工骨器的青铜刀、锯、钻等。甲骨文中的“我”字，就象一把长柄的刀锯（“我”作为第一人称可能只是借其音），“戮”字象以锯（“我”）截割人的双臂，“陵”字象以锯截人腿，使之一长一短（见康殷《文字源流浅说》）。可见，锯也被用以残酷的肉刑。商代中期的盘龙城遗址，在湖北黄陂境内，也有青铜锯出土。这说明锯的使用地域较广，不存在突然灭绝的条件。到了西周时，甚至出现了用于祭祀时作礼器用的玉锯，则锯的形象对很多人来说必然不陌生了。
鲁班是春秋末期人，离西周时期不远，作为一名技术高超的工程大师，他肯定也是锯的使用者。他可能对锯进行了改造，改善了锯的功能，使之更加耐用、高效，加之铁器已经用于农业生产，从而使一般的民间工匠得以使用上性能良好且廉价的铁锯，于是人们以为锯是鲁班发明的。尽管他不是发明者，但他可能是重大改进者。其实是谁发明的并不重要了，每一项发明都凝结着许多劳动者的智慧，都是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我们应该向每一个为人类发展作出贡献的人致敬。

『陆』 每个朝代青铜工艺有哪些突出特点

夏朝青铜器的特点：主要是兵器和礼器，还有少数食具，几乎没有青铜农具；青铜器被视作沟通天地自然的渠道，所以很多青铜器上有动物和神灵样子的花纹；青铜器代表了当时手工艺的最高水平，是身份的象征。青铜器上出现了“钟鼎文”，可以说是甲骨文的进化形式吧。
商朝青铜器的特点是：精美、高贵的象征，种类繁多且非常鼎盛。

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图1），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西周青铜器的特点：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纹饰上看，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样进入了纹饰发展的鼎盛期，这是同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虽然朝代更替了，但统治阶级用礼器统治人们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青铜礼器发展的大环境没有改变，这样青铜上的纹饰还是按照为礼器服务的思想不断发展，商代的许多纹饰在西周时期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兽面纹的变化的形式“环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羊角形、内卷角形、曲折角形、双龙角形、长颈鹿角形、虎头形、熊头形兽面纹”等纹饰，在西周早期仍在使用。而在西周中后期形成了西周时期特有的纹饰特征，如，西周中后期，主要流行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图3）、垂鳞纹、波曲纹、凤鸟纹（图4）、瓦纹等，另外，还出现了许多无纹饰的素器，在这些素器当中有的也有饰几道纹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时候用雷纹为地，这实际上是延续了青铜器礼器化的进程，可以想象以雷纹为地的青铜器上存在的各种纹饰多是天上的神灵，或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物，因为，它可以在云雷纹之上生活，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没有商代普遍，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在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逐渐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但我们应明白，商代和西周时期虽然在纹饰的种类上不同，但这些纹饰的本质和功能没有变，仍然是为了增强青铜器的神秘性，加强了其礼器的地位。当然，在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进化的过程中，否定掉的许多传统的青铜器纹饰，这些纹饰为什么会被否定掉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纹饰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礼器神秘性规律了，所以，自然就会被淘汰掉。
铭文是西周器的重要特征。西周铸铭多具系年记事性质,成为编年分期研究西周铜器的重要依据。其内容又多可与古文献相互印证，字体则直接构成古文字研究的依据，故西周铭文对于考古学、文字学和历史学等都具有珍贵的价值。
西周铭文的格式也独具特征，早期虽无规范统一的格式，但已明显比商代繁详，且有创制，如册命性质的铭文已经出现。穆王以后，册命记录增多，并渐成定式，一直流行到西周晚期，典型的册命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右者、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内容。其中册命辞记述受封受赐的缘由和内容，成为了解西周封赏礼仪、官制和舆服等级制度的重要资料。
东周铜器铭文一般都很简短。如秦公，晋公，齐侯钟，中山王鼎、壶等铭文长达数百字者，极为罕见。从铭文字体观察，中原晋、卫、郑、虢诸国的字体端方劲美；秦国字体工整效古;吴、楚字体修长秀丽,有时书成鸟篆。总的说来，铸有铭文的铜器日益减少，铭文的书史性质日趋衰落，逐渐变为艺术性的装饰。战国晚期铜器的铭刻，则多为物勒工名。
东周的青铜器的特点：这一时期的青铜工艺有很大发展,礼器种类有明显变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减少，爵、、觯、觚、角、觥、尊、、卣等均被淘汰；蒸饪器与盛食器数量增多，鼎和均成组使用。东周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最多,地位高,享用数量越多。

『柒』 中国的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它的来历是什么

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贾湖刻符经碳14物理测定，距今约7762年（±128年）历史；还有七千年前的双墩刻符、六千年前的半坡陶符、五千多年前青墩遗址刻符、连字成句的庄桥坟遗址文字、大汶口陶尊符号、尧舜时代的陶寺遗址朱文、夏墟的水书。

20世纪80年代初，在河南登封夏文化遗址发掘出的陶器上，发现了更完备的文字。这是被学者们确认的迄今为止我国有确切时代的最早的文字。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有一定规律性，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可能是我国文字的萌芽。

在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晚期和良渚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发现有更整齐规则的图形刻划，是早期的图形文字。

(7)黄陂甲骨文扩展阅读：

汉字的历史：

传说仓颉造汉字。《说文解字》记载仓颉见鸟兽的足迹受启发，分类别异，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尊为“造字圣人”。

商朝，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汉字甲骨文出现，稍后出现的钟鼎文虽有字数的增加，但形体并无大的变化。

周朝，由于疆域广阔且诸侯割据日久，汉字在春秋晚期明显出现诸侯国之间文字异形，战国时期的文字异形情况更重。秦统一后为巩固统治，秦始皇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整理文字，以秦国大篆为基础制定出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

稍后，普遍又依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简便的字体隶书，并作为通用文字在全国广为流传。东汉末期，楷书出现，至此汉字的演化已臻完善。不仅如此，东汉时出现了第一部书法专著《草书势》。

过去常讲汉字始于商代的甲骨文，但其实甲骨文已经是成熟文字，在此之前汉字应该存在一段从产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因此有人主张推至夏末；也有人主张推至夏以前，各执己见。

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指出：“汉字究竟源始于何时呢？我认为，这可以从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半坡遗址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划，和器上的花纹判然不同。”

“虽然刻划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jié）遗。”如按此说，中国文明则应算成近六千年。

中国文字之源始，究竟在何时？最古老的文字产生于什么时代？分别代表什么含义？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有待于大量的材料来说明。

『捌』 试述奴隶制社会各时期青铜器艺术的流行纹饰，装饰手法及审美特征

在这里面有，你可以总结一下。

中国古代美术史(2008-06-27 16:25:04)转载标签：文化
第二章 青铜艺术（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221年）

要点:

重点阐述我国奴隶制社会对造型艺术发展的影响，介绍青铜艺术的辉煌成就。

约公元前21世纪，建立夏朝，古中国开始，并揭开了以青铜礼器为特征的青铜时代的序幕。最早的青铜礼器见于距今约四千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大多为酒器，并发现了铜鼎，已具有简单的器物组合、花纹图案和铸造技巧。青铜器的纹饰风格几经变化，有弦纹、夔纹、涡纹、饕餮纹、云雷纹、蝉纹、象纹、窃曲纹、瓦纹等，然而其主体仍是虚拟的动物纹，即饕餮及其由之衍变而来的其它纹饰。《吕氏春秋·先识览》有：“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商代早期的郑州二里冈文化即出现了许多装饰着兽面纹的铜器，采用对称式的单独纹样，更强烈地衬托出青铜礼器那种神秘、威严、肃穆的气氛，是殷商先民“尊神”意识的体现，周代则发展为“敬天法祖”，形成宗教、政权、族权三位一体。青铜艺术至商代晚期已十分繁盛，商周灿烂的青铜礼器文化体现了崇高和秀美的和谐统一。青铜时代的早期，范铸技术能满足礼器的基本功能，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等级、财富意义仍被强化，而仪式、宗教功能却在减弱。礼器的意义发生异化，人们会因过分追求青铜器本身的华丽而形成装饰崇拜。对装饰技术的过度追求是促进失蜡法技术产生的原因之一。失蜡铸造的技术，已能成功地铸造出泥范无法铸出的最精密复杂的器件，它的技术目标首先可能就是审美需要和技术本身的炫耀。

第一节 青铜时代与青铜艺术概况

一、中国的奴隶制社会:

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历经商(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至春秋时期(公元前770至公元前476年)逐渐走向崩溃.

夏代,是奴隶社会形成期,也是青铜器时代初期,古史传说,夏禹曾铸九鼎以象征九洲.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出土有青铜器戈,戚,爵,铃,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饰牌等,器形较小,纹饰尚不发达中国开始进入阶级社会。随着青铜器被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人类文明进入了青铜时代。

二、青铜艺术的社会功能:

青铜器的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青铜工具用于农耕，提高了开发土地的能力。从各处遗址中出土的酒器，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展，粮食已达到食后有余的程度。在农业发展的同时，狩猎技术也有较大发展。肥东乌龟滩遗址出土了骨镞以及石化的鹿角、羚羊骨等，肥东吴大墩遗址出土了青铜镞，这些都是狩猎业发展的证据。此外，在日用器、兵器、乐器、礼器、重器等方面也有相应的应用。

三、中国青铜器艺术发展的几个阶段: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辉。现将各期的特征，表述如下：

1.二里头文化期 公元前1900-前1600年。

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状纹饰。有的腹有圆饼状突起，当是二里冈期上因纹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2.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3.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

4.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在商代的晚期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出土猪尊、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动物的样子是前所未有的。也有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性的器物。 中期沿用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

第二节 青铜器的装饰纹样

一、青铜器的的装饰纹样

商末周初的青铜器纹样与装饰手法有哪些特点?

1,以单独适合纹样(最常见的是饕餮纹)为主体纹,纹样结构多采用对称形式

2,主纹与地纹(一般是云雷纹)相结合,纹样布满器身.

3,纹饰刻镂深沉,浮雕和线刻相结合.

这种繁密华丽的纹饰与凝重的造型相结合,给人以稳定,庄严,神秘的感觉,体现出奴隶主贵族的无上权威。

二、各时期青铜器艺术的装饰特征

（一·商至西周初期的青铜装饰艺术

1． 流行的主要纹样（图片展示）

勾连雷纹爵兽面纹铜爵。兽面纹铜斝。从青铜器的纹饰上看，有饕餮纹、雷纹、弦纹、鱼纹、鸟纹、龟纹等

夔纹：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
龙纹：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头在中间分出双身。
蟠螭纹：形状象夔，张口，卷尾，图案以蟠屈的小蛇(虬)构成图形。
鸟纹：图案有的长翎垂尾，有的长尾上卷，头前视或作回首状。也有的鸟头上作仰起或下垂的高冠，这种形状的鸟纹，也通称为凤鸟纹。鸟纹多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
蝉纹：图案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云雷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云雷纹。
蚕纹：头圆，两眼突出，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
象纹：图案表现象的形态，有长鼻构成明显的特征，也有单以象头、象鼻为图案的。
鱼纹：图案表现为鱼的形态，有的鱼形象较为呆板，有的形象生动。脊鳍与腹鳍各一个或两个。鱼纹常饰于盘内，反映器物装饰和器物的造型是密切结合的。鱼纹也常施于铜洗和铜镜上。
龟纹：其状一般是刻画出龟的全形，在铜器中见到的不多，多施于盘内。
贝纹：形状作贝壳状，将单独的贝壳连接起来组成图案。
云雷纹：青铜器上的一种典型纹饰图案。它的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有的图案作圆形的连续构图，称为云纹；有的图案作方形的连续构图，称为雷纹。云雷纹常作青铜器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
勾连雷纹：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
乳钉纹：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图案，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2．装饰手法（图片展示）弦纹铜鼎

商周时期青铜器制作特点，主要表现在器形和纹饰的构成上，是运用对称、连续等富有装饰性的艺术手法，应用变化多样的曲线、弧线，构成各种形象的浮雕、线刻。不论器形整体或纹饰部分，都显示出浑朴、庄重和精致、瑰丽的气质，但同时也具有威严、神秘的气氛，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审美观点。

三．商代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特征

1．常用的装饰纹样：

商代最多见的是鼎(方形四足)、尊、爵、觚、觯、觥、偃、簋、彝、豆等，目纹经常和其它纹饰组合在一起装饰青铜器。仔细观察三羊铜肩部的纹饰不难发现，在明显的圆形兽目纹周围有旋转型的雷纹做底纹。而不是目云纹和云目雷纹。而目雷纹，这种纹饰的装饰风格具有明显的商代中期风格。同时在肩部有三个等距突起的羊首。腹部饰饕餮纹，并以乳丁纹与扉棱间隔，扉棱作断续的云片状，轮廓圆转，和纹饰的线条相谐调。圈足上饰对称的目雷纹，足上有三个小方孔。最突出的装饰是肩部三个形态生动、惟妙惟肖的羊首高浮雕，卷曲的羊角伸出器外。其整体看无论从造型，还是从纹饰上都与郑州白家庄三号墓出土的铜相似，只是器型略为短矮。由此看来此器也是具有过渡期特征的，是北京地区商代青铜器中的典型器物。青铜器纹饰由平面线刻到采用高浮雕装饰，使羊首纹、扉棱更加突出，立体感更强，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体现了这个时期青铜装饰艺术的特点。

2·西周中后期青铜器装饰艺术

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意识，更因地区、风习、爱好的不同，审美观点各异。这反映在供奴隶主享用的青铜器上，包括盛酒器、饮酒器、煮食器、盛食器、盛水器、和取水器等各个不同时期的制作，不论是器形或纹饰，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在器型类别上，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名目更繁多，除部分袭用商器之外，常见的有鼎、鬲、匜卣、瓿、壶、盘、盂、钫、敦、鉴等。另外还有属于兵器的戈、矛，属于乐器的钟、铙、等。在纹饰方面，由早期多见的云雷纹、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蝉纹、蚕纹，到后期的蟠螭纹、环带纹等等。其组织结构形式有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和单独纹样多种。据统计，商、周青铜器花纹的种类名称，不下数十种之多。在造型风格上，早期的纹饰多奇幻谲诡，显得严肃神秘，随后则逐渐变为精巧，简练，手法细致，并且渐趋写实。这都反映了不同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所形成的思想意识、审美观点和对于自然现象的不同理解。另外，夏代的青铜器虽未发现，但从殷商青铜艺术已经灿烂发展来说，在其前必有一个创始阶段，应是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

三．西周中后期青铜艺术流行的主要纹样

中后期青铜艺术的神秘的色彩日趋淡薄，其审美特征为: 造型庄重简洁、纹饰朴素典雅、感情含蓄内向。如西周后期的代表作《毛公鼎》造型简洁，纹饰只用了一圈重环纹装饰带。作为动物造型的青铜器逐渐摆脱器形的束缚，趋向写实，向独立的雕塑方向发展，如陕西郡县出土的《驹尊》就是一个例证。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突破了传统礼器的约束，从庙堂走向民间，突出了世俗享乐的内容，器物的造型和装饰趋向灵巧、华丽，如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就是一件异常杰出的作品，它的两耳是雄健的怪兽，四角攀缘着有翼的飞龙，圈足下支撑着两条行龙，尤其是壶盖开放的莲瓣申，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那生动啸洒的风姿与商周时代肃穆、怪异的形象恰成鲜明的对比，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化。

3·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装饰艺术

流行的主要纹样

装饰手法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特色

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铸造工艺的主要成就及特点，是分铸法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发展到器身与附件分别单独作模。例如，侯马晋国都城铸铜遗址中，曾发现了不少鼎足、耳和钟甬等附件的母范，甚至有器身的母范，只是按照器的弧度做出其中的一段或一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侯马发现的这些实心母范中，也有用模子翻出来的，这样就使得成器附件的特征几乎完全一样。除侯马之外，新郑、寿县、辉县琉璃阁、长冶分水岭以及陕西宝鸡等地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铜器，也都具有这些特征。分铸法的广泛使用，除使产品趋于规格化外，还便于处理形制极为复杂的铸件，创造出气势雄伟、结构复杂的艺术作品，河南新郑出土的立鹤铜方壶就是突出的例证。春秋晚期，铁给手工业者提供了坚锐的工具，从而又可以对青铜器进行更细微的加工。就在这种新的技术条件下，镶嵌纯铜的工艺和以描写宴飨、狩猎等“礼”的贵族生活为主体的画像线刻工艺发展起来了。这种工艺，无论从题材上或技术上，都是一种创新。

二、商周时期的青铜动物雕塑

1·青铜"鸟兽形器"(图片展示)

第四节 奴隶制时代的书法艺术

中国书法与文字几乎同时诞生，商周的甲骨、金文、简册、帛书是中国书法的根底和渊源。

为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最早的汉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以及章法美，风格美等。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

『玖』 鲁班发明锯子时，明明还没有钢材，是用什么材质做锯条

鲁班用的是铁做成的锯条。

鲁班在公元年出生，鲁班自幼聪明伶俐，于是发明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后来，由于鲁班发明了锯子，被人们称之为木匠界的鼻祖。

与此同时，鲁班生活的年代已经有了铁，这些证据都可以说明鲁班发明锯子时是用铁作为锯条的。

『拾』 盘龙城这一地名的来历

盘龙城与商朝南土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李学勤

武汉三镇正在长江与汉水的汇聚之处，这是一个对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都有非常重要影响的关键位置。这儿出现盘龙城，不是偶然的，它与武汉三镇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武汉是“因武而昌”的城市。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了盘龙城的军事性质。那儿发现的武器很多，就表明了这一点。但它不会单纯是军事城址。它远离中原的商王都，仅靠军事力量不可能维持长久的统治。它必须依赖当地人民有效的支持，有一个相当广泛的基础，建立对当地人民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该也是一个诸侯封国。商代是否能用“诸侯”这个词可以再讲。可是一定有一个行政政权结构，否则不能存在。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在盘龙城挖出古文字材料，来证明它是某一个具体的封国，但如果结合历史文献，还是可以理出一个头绪。

我们可以和周王朝的一些封国进行类比。北京地区的周代封国是燕国。燕国周围是山戎文化。这儿的文化面貌同周文化有相当区别，可是周王朝已经在这儿建立了封国。这个封国的都城，比盘龙城大。这个城，加上统治者墓中出土的礼乐器，都和王朝一样，连文字也一样。这是因为，统治是王朝建立的，统治者是王朝的人，不管他是哪个民族，都要遵从王朝的礼乐制度。而下层居民，使用的陶器、兵器，具有地方特色，表明属于当地民族。盘龙城的情况和这一样。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铜器玉器，城的规模形制等反映的礼乐制度和文化特性，是和商王朝统治者一致的。所以，在盘龙城有一个代表商王朝的统治机构和它所建立的统治。

盘龙城商文化分七期，各期之间存在连续性。它建城在第四期，建城之前也有一个基础问题。巴西建首都巴西利亚，巴基斯坦建首都伊斯兰堡，都是先把人迁去，移民到一定程度再建城，然后这个城市大发展。可以想象盘龙城也一样。所以我说，商人在这里形成一定的聚落应早些，城墙的修建可能稍微晚一点。考虑到这种情况，结合碳14年代测量数据，说盘龙城离现在3500年，是比较合适的。

链接武汉的历史沿革，可以采用反溯的方法。晚期武汉的历史，大家都比较清楚。往前推溯，到西周时也比较明确。鄂这个地名，可以追溯到西周。那时有鄂国，有鄂侯。从周上溯到商，甲骨文里也有一些记载。商王武丁时期，武丁命令一个大将到举这个地方的人去征讨虎方，“举”就是武汉地区的举水。他征伐的路线和周昭王时是一样的。他把三军摆开，说右从我，中从举，左从曾。可见这个军阵就是在当时武汉地区摆开的。商代晚期，商王可能就到不了湖北了。甲骨文里提到一个方国，这个字我认不出，汉南纱帽山一件铜器铭文里也有这个字，可见这个地方就在汉阳，也就在武汉。从商后期往前溯，就到了盘龙城。所以我说，这个历史是有相当联系的。

让盘龙城家喻户晓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教授 邹衡

盘龙城的发现非常早。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但由于客观原因（没有博物馆），这些文物不能够展示出来，使得盘龙城的知名度大打折扣。其实盘龙城在国外已有很高知名度，许多外国人士和学者都希望到盘龙城参观、考察。但由于没有博物馆，使得其无法接待想来此一睹风采的人士。四川广汉三星堆已计划用上亿元进行保护开发工作，修建造址博物馆。盘龙城遗址比三星堆时代早，有其自身独特历史价值。所以我在此向各位领导提出以下建议：

做好宣传工作，加大力度使盘龙城的名声在武汉做到家喻户晓。盘龙城作为武汉城市发展的起源之地，有着丰厚文化底蕴，如将其宣传好、建设好，定能提高武汉的知名度。市领导有将盘龙城作为武汉的招牌来建设的气魄。保护开发建设好这一武汉市的宝贝，切不可在自己的手上把这个宝贝丢了。

全国商代早期的城址为数不多。除了郑州、偃师的商城外，就要数盘龙城了，四川的三星堆、江西吴城在某种意义上讲还不如盘龙城。上述二处严格讲不是商文化。而盘龙城是商文化（不是地方文化）。盘龙城的规模（1000×1100米），如此之大规模的城址在全国不多见。在商早期其地位也是很高的。湖南等地发现的铜器不是商文化的系列。说明盘龙城是商王朝中央统治直接达到之处。当时的武汉就是商朝政治势力到达南方的物证。

盘龙城不仅是武汉市的招牌，同时也是湖北省的招牌，应该将盘龙城出土的精美文物展示出来。盘龙城的对外开放，交通问题亟待解决，现在进入盘龙城尚有约2公里的机耕道。这对盘龙城对外开放十分不利，造成路途很近，但到达十分困难的局面。各级领导应重视，要抓住机遇，加快盘龙城的开发建设，使这一名闻中外的历史遗产，为武汉的经济建设增光添彩。

盘龙城的历史地位及保护利用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博士生导师 李伯谦

首先盘龙城这个遗址的发现，我想追溯到比较远点来看，实际上是长江流域文明和黄河流域文明融合到一起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形成了中华统一文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在此之前，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经常处于一种对峙交流，你来我往的一种局面。稳定是到商代早期盘龙城的出现，这才真正将长江中游纳入商王朝的政治版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它对中华文明、中华统一文明的形成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第二个问题，对于这个遗址的保护利用。怎样使这个很重要的商代早期古城遗址能够保护好，发挥作用，我们需要认真对待。

第一，应该在已经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首先要把它的范围弄清楚的基础上，划定文物保护范围。

第二，要制定出一个盘龙城商代遗址的保护利用的规划，纳入武汉市整体规划。这个规划不单单牵涉到文物，还牵涉到周围的环境，甚至包括保护区居民的搬迁都在内。

具体到盘龙城工作。应该提出来一个从考古角度，5年之内，10年之内的中长期规划，这个规划跟整体保护利用应该是一致的，是它的一个部分。我想盘龙城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第一就是宫殿基址，第二就是城墙，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南门外的木桩，我推想，它肯定是出城门后的通道，即架在护城河上的一座桥。北方现在发现的几个城，没有这种设施，这将来还可以做点工作。再一个就是城的东北角，就在城的拐角处，发现拐角的房子，跟现在的角楼非常像。另外还有手工业作坊，究竟是铸铜？还是制陶？

至于将来利用，首先是保护好。保护范围之内，现在涉及到杨家湾和楼子湾这两个村，刚才区里讲有这个决心要搬迁，这个决策我觉得非常好。再一个就是博物馆建在哪里的问题，露天的宫殿基址，重新复原是不行的。以前我们是把它用土覆盖住，这当然好，但是人家不能看了，只有能看才能利用。建议市里、盘龙城博物馆筹备处，先掌握轻重缓急，赶快筹备整体的保护利用方案，搞好规划方案恐怕是当务之急。

长江中游早商文化中心

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泉

武汉市黄陂区刘店村盘龙城遗址，现在仍然保存有夯土城垣、大型宫殿台基、高级贵族墓地和手工作坊等丰富的遗迹，规模达到1．1平方公里，具有较高等级，是一处距今约3500年左右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它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商文化有着较多共性，形成早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盘龙城类型分布范围较大，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沿岸许多地方都有发现，表明盘龙城是商王朝为了治理南土，在长江中游地区建立的一个中心城邑，是当时本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

城市是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产物。盘龙城坐落在汉水和长江交汇之处，这里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生态环境较为优越。从新石器时期到夏代，有许多原始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这些有利条件是商王朝在这里建立中心城邑的基础，依托这个基础，达到统一和治理长江中游地区的目的，完成自己军事、政治和经济目标。

盘龙城与今天的武汉市处在同一地理单元，是武汉地区城市发展的源头。它的建立和发展，对商代早期长江中游地区进步有较大影响；它的早期城市文明，对商代中晚期和西周时期城市发展也有积极作用。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以盘龙城为契机，分析和研究武汉地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对今天武汉市城市发展和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武汉“市龄”四段说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冯天瑜

一座城市的“市龄”的确定，必须将其纳入该城市发生发展的历程中作系统考查。关于武汉的“市龄”，从城市史的阶段性发展而论，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加以考证。

一、坐落在今武汉市郊的盘龙城（距武汉市区仅5公里）筑于商代，是商王派往长江中游代表的驻地，可能是方国的都邑。将盘龙城视作武汉市的源头，从地望而言，盘龙城在“大武汉”之内，离“小武汉”（市区）也只不过10里之遥；从功能而言，盘龙城的大量考古材料显示此城当年的政治、军事、宗教、经济作用，此城后被废弃，其功能为武汉地区渐次兴起的其他城址所续接、承传。若依此说，武汉“市龄”约3500岁。

二、武汉建县，始于汉代。汉高祖六年，从南郡析出江夏郡，今武汉在郡属之内。而江夏郡所辖沙羡县，管辖范围包含今武汉市区全境。三国时，吴国的江夏郡初治汉阳鲁山（龟山），后移武昌江夏山（蛇山）。因此，今武汉地区定为县、郡治所，以西汉肇始，距今2100年左右；而郡治置于今武汉市区，则始于三国吴，距今约1700年左右。

三、唐、宋时期，鄂州州治江夏县（今武汉市武昌区），沔州州治汉阳县（今武汉市汉阳区），隔江而立，双城形势确定。武汉由“双城”演为“三镇”，则因明中叶汉水改由龟山西北麓入长江，汉口与汉阳分开所造成。汉口以商业大镇卓立华中，始于明代中后期，大盛于清代，与北京、苏州、佛州并称“天下四聚”；又与景德镇、朱仙镇、佛山镇并称“四大名镇”。有学者把城市的主要功能由政治军事转向经济称之“都市革命”，而汉口便是“都市革命”的典型产物。

四、1858年6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此后，英、法、俄、德、日在汉口设立租界，更多的西方国家在汉通商，建造工厂、洋行、学校、医院。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的近20年间，洋务大吏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在武汉兴办大型现代化机器工业，如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丝布纱麻四局，又改制书院、设立学堂，筑堤修路，奠定武汉作为现代都会的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基础。故19世纪中叶汉口开埠、19世纪末叶张之洞督鄂，是武汉从中古城镇向现代都会转化的起点。另外，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武汉，其城市风格可以定位为―――江城风格、楚文化风格、工商业大都会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