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陂反腐倡廉中心

Ⅰ 纪委监察局反腐倡廉信息中心这个单位好吗

非常好，在我
个人眼里反腐机构
的人很是高尚呢😊！

Ⅱ 反腐倡廉中心九级是什么职务

中心一般是事业单位，九级就是九级职员，科员级

Ⅲ 我党在反腐倡廉方面经历了哪几个历史阶段

一、建国前的反腐败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到1949年成为全国执政的党，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时期。艰苦的斗争环境，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勤政廉洁的好党员、好干部；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也都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和投机革命的人，在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下走上腐败道路。因此，我们党一贯重视自身队伍的建设，坚决抵制剥削阶级影响，防止和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
1.大革命时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3万余人。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难免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趁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因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涨时，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不良分子，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任务，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才能巩固革命营垒，才能树立起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个《通告》是我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郑重表示党对腐败现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斗争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迅速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比井冈山时期更加高涨的革命局面。但是，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以及根据地政权中也逐渐产生了某些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不愿意在艰苦的乡村创建根据地，要红军开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还有少数人置军令军纪于不顾，带着钱财，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这些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影响红军战争和根据地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除对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外，还提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廉政建设问题。《决议》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军内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如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平均主义等，指出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瑞金红色政权的建立，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政治保障。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有少数干部滋生了消极腐败现象。他们乱用公款，挥霍浪费，甚至发生贪污犯罪现象。当时瑞金县机关一个月内用纸费达200余元（银元），灯油费126元；该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某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粮票等，合银元共2000余元。这不仅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败坏了人民政府的声誉，而且给革命根据地财政带来很大困难。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帮助红军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驱逐各地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了“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等具体惩治条例。这场斗争历时二年零八个月，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止。这次反腐败斗争的特点是：①充分依靠群众。1932年3月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检举委员会，提出“把检举运动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高潮，造成了强大的声势和广泛的群众基础。②把反腐败斗争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一切重大的财政经济问题都要经过代表会议讨论，并受代表会议监督，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的积极性。中央苏区还颁布了统一的税收条例和细则，建立了预决算制度和会议制度等，便于群众监督。③注重干部的思想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1]
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廉政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为后来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的廉政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3.抗日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我党领导人民在敌后和边区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情况极为复杂。国民党坚持“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经济上，根据地承认地主阶级的剥削，鼓励发展私营工商业。因此，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以及国民党的思想作风必然会腐蚀我们的队伍。革命队伍中出现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极思想，继而又出现贪污腐化现象。此类现象在基层政权中尤为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陕甘宁边区党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立即执行。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其他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也都颁布了类似的条例法规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9年受理贪污案件84件，1940年受理115件，1941年上半年又有36件。民主政府的反腐败斗争，收到了明显效果。这次反腐败斗争的特点是：①执法严格，出击有力。根据各抗日民主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法规条例中的规定，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均处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例如，1933年参加革命的原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当时任清涧具张家畔税务所主任）肖玉壁因贪污公款3050元，被判处死刑。因此，当地群众称陕甘宁边区为奖廉肃贪的模范。民主政府的声誉迅速传遍全国，吸引了大批爱国志士奔赴延安，参加抗日。②共产党员犯法，从重治罪。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同志。案发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大肆渲染“发生在延安的桃色事件”，引起不良影响。对此，一部分同志认为，黄克功从小参加红军，经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革命作过重大贡献，在此民族危难之紧要关头，应对他免除死刑。当地群众也对此议论纷纷。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此案件作了认真研究，经中共中央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召开公审大会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同志就此案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2]③把反腐败与对干部的廉政教育结合起来。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3]后来，毛泽东又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阐述革命人生观的光辉篇章，教育党员和干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官员下山“摘桃子”，任意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私人房屋指为敌产加以没收，而后据为己有。国民党的这种贪污抢占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共产党员中某些不坚定的分子。当时在新解放区也发生了一些贪污现象。因此，1946年7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4]1947年5月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随后其他各大解放区也都颁发了同类条例。各条例首先明确规定贪污罪的界定范围是：在土改中侵占或窃取群众斗争果实者；缴获敌人物资应交公而私行留用者；凭借政治地位或职权，勒索强占、强征、强募财物或受贿者；吞没或盗卖公物、公粮、公产者等等。这些条例还规定了严厉的惩办措施。如东北地区规定贪污2万斤高粱米市价以上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晋冀鲁豫规定贪污70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各解放区严格执行惩办贪污条例，惩办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进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时代创立的，根据各大解放区军队执行的情况，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于1947年10月以解放军总部训令形式重新向全军颁发，要求深入教育、严格执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解放区党政军的反腐倡廉建设同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深得群众拥护，民心所向胜过百万雄兵，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
二、建国后的反腐败斗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从领导根据地解放区的局部政权转变为掌握整个国家命运的执政党，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是共产党面临的比革命战争更加严峻的考验。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避免“始兴终亡”的问题。毛泽东回答：依靠民主制度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决议：对党的领导干部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会后不久，党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离西柏坡时登车后向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要进京赶考。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1.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是要掉队的。新中国的成立使一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表现为居功自傲，不求上进，贪图享受，甚至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为此，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是整顿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倾向，中心是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保持党的群众基础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这次整风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自我检查和组织帮助的方法，收到了一定效果，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的进行。但是，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接受党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他们勾结私商以各种手段侵吞、盗窃国家财物，有的收受贿赂，包庇资本家偷税、漏税。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底仅中央人民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中就发现1760多人有贪污行为。同时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铺张浪费、大吃大喝风气也相当严重。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干部向河北省委揭发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违法乱纪，进行巨额贪污的事实，引起河北省委重视，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立即批转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认真研究，注意发现所属单位的同类事件。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党内指示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发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5]。指示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随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到1952年2月底，全国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相当于新币1000元）以上的大贪污犯105916人，占贪污犯总人数的8.8%（总数为120多万人），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52年2月1日，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宣判了总额为亿元（相当于新币10000元）以上的7名大贪污犯。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23亿元，相当于新币23万元）、公安部行政处副处长宋德贵（贪污6.4亿元，相当于新币6.4万元）分别处以死刑和无期徒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全国解放初期最大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挪用公款总计171.6272亿元，相当于新币171.6272万元）死刑，震动了全国，成为共产党执政后反腐败的第一声巨雷。
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发，促使党中央下决心发动“三反”运动，清除党内已经滋长起来的腐败现象，从而净化了党风和社会环境。这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也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移风易俗的群众运动。此后，“奢侈浪费可耻，艰苦朴素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为官不贪，为人民服务”的新风尚荡涤了旧社会的腐朽丑恶现象。

Ⅳ 供电局客户服务中心反腐倡廉的形势有哪些

近年来，我们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们仍要清醒看到，在当前改革开放和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社会变革的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由于市场机制的形成和相应的法制建设都需要一个过程，会给种种消极腐败现象以可乘之机；由于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对党的作风建设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影响；由于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一些贪图利益者为追求最大利益，往往会不择手段，用种种方式拉拢腐蚀干部；由于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使人们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容易引发一些意志薄弱者心理失衡、私欲膨胀而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特别是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不够落实；有些不正之风虽经治理但时有反复；有些管理环节和源头上预防治理腐败的力度不够。在执法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员秉公执法，忠于职守。但也有极少数人员，不认真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收受贿赂、徇私舞弊、贪污、挪用税款，侵害税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妨害国家税务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因此，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反腐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既要增强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又要不断坚定信心。税务机关作为经济监管和行政执法部门，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对税收执法行为和行政管理行为的监督制约，如何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是腐败现象得于滋生漫延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一、
以人为本强化教育，构筑坚固思想防线。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切实把反腐倡廉工作落到实处，必须从宣传教育入手，着力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要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增强广大税务干部反腐倡廉的自觉性。要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面向广大干部，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使其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加强法纪教育，不断提高法治意识，增强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自觉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加强示范和警示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作用。
加强干部队伍的反腐倡廉教育，要立足于形式多样，要针对党员干部在思想作风、党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认真抓好《党章》和中央下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学习贯彻，坚决贯彻落实“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一要坚持正面灌输。健全学习制度，把抓好教育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要从实际出发，采取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在职培训与脱产培训相结合，学历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集中培训，举办讲座、个人自学、统一测试等形式，使干部明确可为与不可为，从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二要注重典型示范。经常组织干部学习反腐倡廉典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先进事迹，注重发现、培养、树立和宣传本单位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先进典型，用身边的人和事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更好地为纳税人提供高效、快捷、文明、优质的服务。三要搞好反面警示。以案说法，开展警示教育，教育干部正确对待职务，解决好依法行政问题；正确对待权力，解决好怎样用权问题；正确对待人生，解决好价值取向问题。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四要强化自我教育。督促干部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找差距，摆表现，挖根源、谈危害，并把反腐倡廉教育向“八小时”之外、家庭及社会延伸，使干部不仅在工作圈，而且在生活圈、社交圈和娱乐圈都能够慎独自省。通过系列教育，使每个干部都做到“五珍惜”，即：珍惜工作岗位、珍惜执法权力、珍惜集体荣誉、珍惜个人前程、珍惜家庭幸福，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构筑坚固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
二、建立健全制度，筑牢反腐倡廉机制。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具有约束力。要从管权、管人、管钱、管物等环节入手，着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建立健全制度，就是要建立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用权有责、用权有章、用权有度，做到权力的规范、科学运作，不给税务干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以权受赌、以权违法等行为制造制度空隙，从源头上预防。
一是建立领导责任机制。一把手要成为反腐倡廉的第一责任人，要负总责，并成立领导小组，加强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要建立定期述职、述廉、议廉、评廉制度，针对存在的问题不断提出整改措施。要建立领导责任制、科室责任制、岗位责任制“三位一体”的责任体系，层层分解落实责任，每年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强化考核，兑现奖惩。要强化过错追究机制，敢于动真碰硬，对不正之风敢抓敢管敢查处，有效防止不廉洁现象的发生。
二是要建立制约机制。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考廉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廉政档案制度、廉政奖金制度、礼金礼品上交登记制度、干部购买私车住房申报制度、八小时外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等。在内部的行政管理制度上，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经费使用审批制度、固定资产使用管理制度、财务例行审计制度、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基建项目招投标制度。在干部管理方面，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完善干部考察的制度和办法，扩大干部人事工作中的民主，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认真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不断完善和规范竞争上岗、考察预告、任前公示、任职试用期等制度，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进一步加大干部交流的力度，落实干部交流轮岗等制度，完善干部任职回避制度，落实和完善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探索实行干部任期制度。
三是要完善征管体制。进一步优化税收业务流程，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完善的、操作性强的岗责体系，加强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的业务衔接；健全税收管理员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实行定期轮岗，建立监督制约机制，并作出廉政规定；建立和完善稽查、审计和监察工作的首查责任制，全面推行复查制度；通过完善征管体制，形成权力层层分解、工作环环相扣、相互联系制约的科学严密的管理链条，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四是建立执法责任机制。要建立全员岗位执法责任制体系，要结合税收工作实际，制定岗位执法责任制，推行执法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明确责任、量化指标，做到以事设岗，以岗定责，明确每个岗位的主要工作职责和操作要求，使业务操作过程中，都能符合依法办事的原则；要按照岗责体系狠抓责任制的落实，使每一个岗位人员都能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在岗尽职、在岗勤政，努力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的正确程度，保证干部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减少和杜绝以权谋私、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等行为的发生；要严格执法责任过错追究制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要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对于税收执法各个环节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都要进行追究。对岗位责任人出现违章操作，或未尽岗位职责的要做到严肃追究和查处，防止以权谋私、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行为的发生。
五是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估预警机制。要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估预警机制，坚持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原则，畅通信息渠道。要通过来信来访、领导班子考察、巡视检查、经济审计、案件查处等途径，获取有关信息。特别注重从机构调整、人事变动、重大节日、婚丧嫁娶及干部社交圈、生活圈、娱乐圈了解和掌握信息。加强预警信息的评估和分析，对获取的信息要及时进行梳理、分析，正确评估和判断腐败行为的苗头和动向，从中发现案件线索，并研究制定解决问题的相关措施，不断完善机制和制度，关口前移，防范在先，把腐败现象遏制在萌芽状态，确保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原则的实现。
三、强化监督，构建反腐倡廉监督网络。
强化监督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环节。权力的滥用是最大的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极易走向腐败。针对不同层次和特点，把多种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一是强化党内监督。认真执行党员民主生活会、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等党内生活制度，定期上好党课，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注重发挥纪检监察等内部监督的作用，着力解决廉洁从税等问题。二是强化群众监督。建立干部廉政档案，结合公务员考核和干部考察，对干部进行全面的民主评议，把廉政考核情况与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挂钩。三是强化社会监督。通过聘请特邀监察员，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检查工作，组织监察人员深入企业、纳税户走访，问卷调查，发放廉政监督卡设举报电话等形式，从外部对税务人员进行监督，形成监督合力，把税收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四是加强舆论监督。通过民主评议行风，纳税服务评价，优化投资环境等活动，借助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干部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对不廉洁行为公开曝光，督促整改。五是加强纪律监督。对不同岗位的干部行使的事权、财权进行执法监察，建立干部违纪举报制度，认真开展信访调查工作，及时掌握违纪情况和案件线索，全方位防止有法不依，为税不廉问题的发生。

Ⅳ 60米跨公建纪委反腐倡廉教育中心，带一层的地下室，地下室高度为4.2m，地上6层，能否不设缝，详细点。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严格按照GB50010-2010《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8.1.1条的要求，现浇式回的框架、剪力墙及框答剪结构的伸缩缝最大间距都没有超过60M的。可8.1.3条又给出了伸缩缝最大间距可以适当增大的几个条件，但是在超出多少米范围内才可以使用这几个条件，规范没有明确，这个它也明确不了，所以只能让设计者自己去判断了。
个人觉得，如果是60M的框架或框剪结构，规范要求最大间距是55~50M，仅长出了5~10M，可以不设缝，设置一道基础至屋面的后浇带即可。当然了，这还要看审查人的意见，因为每个人对规范的理解不一样，如果审查人坚决不同意，那也没办法。
我在做剪力墙结构的时候，50~60M有时也不设缝的，只设后浇带，一样审过。

Ⅵ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有哪些

有《警钟长鸣》、《歧路》、《高速公路上的腐败陷阱——省交通厅系列腐败回案剖析》、《蜕变答——市厅级领导干部典型案例剖析》、《底线失守的代价》等等。

拓展资料：

反腐倡廉，亦称“惩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政治伦理学术语，属政治道德范畴。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要廉政就必须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

2014年12月19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主办的“汉语盘点2014”年度字词今揭晓， “反腐”列年度国内词。

2015 年1月，外媒称，中纪委纪扩大了调查范围，将著名书法家和音乐家等文艺圈人员也划入了调查对象。其原因为，文艺圈人员利用与喜爱收藏字画的高官的私人关系，为行贿商人和官员提供了方便。

Ⅶ 网络反腐的网上举报

官方网络举报最早出现在2003年。那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而2005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这标志着，网上举报正式纳入了官方权威反腐渠道。
新华社在09年也通过新华网公布了中央和地方网络举报方式
据知情人透露，“其实，2003年的时候，中央纪委已经有人提议开通举报网站，但当时考虑到网络的安全性问题，怕泄密。到了2005年觉得安全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才正式推出。”如今，全国已有15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举报网站。
相对于民间网络举报的争吵与喧闹，官方的网上举报走的是一条沉稳的路子，不事张扬，而事功渐成。中央纪委网上举报中心仅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举报、有效举报比较多。而最高检提供的数字显示，全国网上举报案件数量年均达3万多件。“网上举报已经成为举报人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的主要途径。”最高检控告检察厅举报工作处副处长白会民说。
据调查，80%的职务犯罪是通过举报发现的。举报在反腐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充分发挥举报的质量对于有效打击腐败尤为重要。“网上举报，是一条最经济、最便捷、最互动和最保密的举报方式。”2005年初在全国首批开通举报网站的四川省纪委信访室主任黄秀川对记者说，“在网上，匿名的举报者也能和办案机关进行互动交流，这是传统的信访方式无法比拟的。”
“网络举报的利用率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厅举报工作处处长何延安告诉记者，江苏某检察院曾在9个月，一共查处了12起经济大案，其中有8件是来自网上举报。
为什么民间网络反腐能引发大众狂欢，而官方的网上举报的影响却显得有些波澜不兴呢？“因为我们对网上举报强调保密，整个过程只在我们和举报人之间进行，不像一些民间网站那样大肆宣扬炒作。”
网络廉政文化清风扑面
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强调：“加强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开设反腐倡廉网页、专栏，正确引导网上舆论。”
全国各地反腐机构积极运用网络载体进行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抢占网络文化的制高点。大量的反腐倡廉歌曲、廉政公益广告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在五彩缤纷的网络文化中，廉政文化已然成为一朵奇葩，卓尔不群，幽香自远。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任建明认为，网络具有信息传递迅速、信息量大、受众面广等特点，并且集文字、声音和图像于一体，在廉洁教育的推广上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通过网络公开腐败案例具有强烈的警示震慑作用。如中央对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件的处理以及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因受贿、玩忽职守被判处死刑，这些重大案件在网络上迅速地传播开来并引起了网民的热烈讨论。
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市到区县，从党政机关到企业院校，纷纷建立了独立域名的廉政网站，有的建立了廉政网页，有的设立了廉政专题，还有的在全国知名的门户网站上开辟廉政文化宣传窗口。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的官方廉政网站已超过200家。
四川省纪委宣教室副主任郭世一对记者说：“网络是知识群体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当前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之一。通过网络开展反腐倡廉宣传，不仅让群众知晓我们在做什么，增强他们对反腐败的信心，也能消除误解，澄清错误认识。现在，四川省市县三级都已经开通了廉政网络，有的地方干得风风火火。”
记者在网上打开“四川平昌廉政网”，这虽然只是一个县级纪委的门户网站，但自7月正式公开运行以来，浏览量已逾18万人次，平均每天有1200余人次浏览。记者发现，该网站的“举报中心”特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岗”，方便群众通过邮件反映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意见。
在网络的信息高速通道上，网络廉政文化的形式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山西省新绛县纪委在网上建了中国第一个纪委博客“绛州廉政博客”，作为“了解社情民意的一个通道”。7月下旬，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纪委、区西门街道党工委等推出国内第一个以廉政文化建设为主题的网络游戏《清廉战士》。虽然这款游戏面世后引发争议不断，并于3周之后宣布关闭，但它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腐的新思路。
电子政务成腐败克星
当前，以网络为基础的电子政务已经在我国各级政府推广和应用。人们惊奇地发现，它在提供了高效透明规范的管理和技术功能的同时，其反腐的效果也日益显现。
北京大学电子政务中心主任杨凤春认为，电子政务开启了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局面，实现了反腐败从管人到管事、从思想到业务、从纪律到流程、从事后查处到实时监控、从内在自我控制到外部技术控制的转变，从而降低了监督和追惩的成本，提高了反腐败的效率和“效度”，创新出了具有技术诱致能力的技术防控腐败的制度环境和文化。
权力缺乏必要的限制、权力的运作不透明往往是产生腐败的两大原因。而电子政务具有公开、透明的特点，它可以用“阳光”杀灭滋生腐败的“病菌”。利用网络可将公共权力的范围公之于众，也使政府行为更具公信力。如河北省邯郸市专门建立了行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网，列出“权力清单”，接受民众的监督。广东省推广“实时在线财政预算监督系统”，将省级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与省人大联网，实现人大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实时、全程监督。11月我国首个政府采购网上监督系统——苏州政府采购网上监察系统正式启动。该系统集廉政监察、效能监察、执法监察于一体，全程监督模块涵盖了政府采购从中介机构选定到验收付款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察。
绝大多数官员腐败案件与行政审批有关。深圳市纪检监察机关曾经做过一项统计，深圳建市以来，因腐败而被绳之以法的党员干部，90%以上都涉嫌行政审批——领导干部腐败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批”出来的。因此深圳市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了信息化改革，运行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在这个系统下，软件系统会自动采集每一项行政审批办理过程的详细信息，监察机关同步监控行政审批的实施过程。服务窗口上还设有视频监控，能够现场监督公务员的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等情况。
据统计，全国已经建立1900多个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把过去分散式、封闭式、串联式的审批，改为集中式、开放式、并联式的审批。从7月1日起，成都市对多项企业市场准入前置审批项目试运行并联审批制度，申请人不用再分头到各审批部门办理手续，只要通过市政务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提交一份申请材料，各部门就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实行在线审批。
网络就像一个透明鱼缸，权力的运作在其中纤毫毕现。有人说，利用网络反腐败虽不是万能的，但它的透明度无疑使它成为腐败的一大克星。而今，网络反腐已日益成为世界潮流。在第四届全球反腐败论坛上，一些西方国家代表和专家建议将互联网作为一种控制和预防犯罪的工具。他们建议各国政府建立一种便于各企业和市民关注和评估政府的服务质量的电子系统，以避免出现腐败问题。

Ⅷ 我党在反腐倡廉方面经历了哪几个历史阶段

一、建国前的反腐败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到1949年成为全国执政的党，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时期。艰苦的斗争环境，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勤政廉洁的好党员、好干部；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也都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和投机革命的人，在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下走上腐败道路。因此，我们党一贯重视自身队伍的建设，坚决抵制剥削阶级影响，防止和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

1. 大革命时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3万余人。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难免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趁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因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涨时，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不良分子，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任务，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才能巩固革命营垒，才能树立起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个《通告》是我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郑重表示党对腐败现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斗争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迅速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比井冈山时期更加高涨的革命局面。但是，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以及根据地政权中也逐渐产生了某些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不愿意在艰苦的乡村创建根据地，要红军开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还有少数人置军令军纪于不顾，带着钱财，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这些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影响红军战争和根据地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除对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外，还提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廉政建设问题。《决议》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军内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如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平均主义等，指出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瑞金红色政权的建立，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政治保障。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有少数干部滋生了消极腐败现象。他们乱用公款，挥霍浪费，甚至发生贪污犯罪现象。当时瑞金县机关一个月内用纸费达200余元（银元），灯油费126元；该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某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粮票等，合银元共2000余元。这不仅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败坏了人民政府的声誉，而且给革命根据地财政带来很大困难。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帮助红军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驱逐各地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了“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等具体惩治条例。这场斗争历时二年零八个月，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止。这次反腐败斗争的特点是：①充分依靠群众。1932年3月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检举委员会，提出“把检举运动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高潮，造成了强大的声势和广泛的群众基础。②把反腐败斗争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一切重大的财政经济问题都要经过代表会议讨论，并受代表会议监督，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的积极性。中央苏区还颁布了统一的税收条例和细则，建立了预决算制度和会议制度等，便于群众监督。③注重干部的思想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廉政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为后来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的廉政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3.抗日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我党领导人民在敌后和边区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情况极为复杂。国民党坚持“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经济上，根据地承认地主阶级的剥削，鼓励发展私营工商业。因此，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以及国民党的思想作风必然会腐蚀我们的队伍。革命队伍中出现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极思想，继而又出现贪污腐化现象。此类现象在基层政权中尤为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陕甘宁边区党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立即执行。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其他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也都颁布了类似的条例法规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9年受理贪污案件84件，1940年受理115件，1941年上半年又有36件。民主政府的反腐败斗争，收到了明显效果。这次反腐败斗争的特点是：①执法严格，出击有力。根据各抗日民主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法规条例中的规定，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均处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例如，1933年参加革命的原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当时任清涧具张家畔税务所主任）肖玉壁因贪污公款3050元，被判处死刑。因此，当地群众称陕甘宁边区为奖廉肃贪的模范。民主政府的声誉迅速传遍全国，吸引了大批爱国志士奔赴延安，参加抗日。②共产党员犯法，从重治罪。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同志。案发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大肆渲染“发生在延安的桃色事件”，引起不良影响。对此，一部分同志认为，黄克功从小参加红军，经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革命作过重大贡献，在此民族危难之紧要关头，应对他免除死刑。当地群众也对此议论纷纷。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此案件作了认真研究，经中共中央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召开公审大会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同志就此案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③把反腐败与对干部的廉政教育结合起来。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后来，毛泽东又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阐述革命人生观的光辉篇章，教育党员和干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官员下山“摘桃子”，任意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私人房屋指为敌产加以没收，而后据为己有。国民党的这种贪污抢占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共产党员中某些不坚定的分子。当时在新解放区也发生了一些贪污现象。因此，1946年7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1947年5月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随后其他各大解放区也都颁发了同类条例。各条例首先明确规定贪污罪的界定范围是：在土改中侵占或窃取群众斗争果实者；缴获敌人物资应交公而私行留用者；凭借政治地位或职权，勒索强占、强征、强募财物或受贿者；吞没或盗卖公物、公粮、公产者等等。这些条例还规定了严厉的惩办措施。如东北地区规定贪污2万斤高粱米市价以上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晋冀鲁豫规定贪污70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各解放区严格执行惩办贪污条例，惩办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进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时代创立的，根据各大解放区军队执行的情况，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于1947年10月以解放军总部训令形式重新向全军颁发，要求深入教育、严格执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解放区党政军的反腐倡廉建设同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深得群众拥护，民心所向胜过百万雄兵，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

二、建国后的反腐败斗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从领导根据地解放区的局部政权转变为掌握整个国家命运的执政党，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是共产党面临的比革命战争更加严峻的考验。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避免“始兴终亡”的问题。毛泽东回答：依靠民主制度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决议：对党的领导干部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会后不久，党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离西柏坡时登车后向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要进京赶考。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1.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是要掉队的。新中国的成立使一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表现为居功自傲，不求上进，贪图享受，甚至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为此，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是整顿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倾向，中心是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保持党的群众基础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这次整风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自我检查和组织帮助的方法，收到了一定效果，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的进行。但是，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接受党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他们勾结私商以各种手段侵吞、盗窃国家财物，有的收受贿赂，包庇资本家偷税、漏税。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底仅中央人民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中就发现1760多人有贪污行为。同时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铺张浪费、大吃大喝风气也相当严重。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干部向河北省委揭发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违法乱纪，进行巨额贪污的事实，引起河北省委重视，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立即批转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认真研究，注意发现所属单位的同类事件。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党内指示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发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5]。指示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随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到1952年2月底，全国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相当于新币1000元）以上的大贪污犯105916人，占贪污犯总人数的8.8%（总数为120多万人），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52年2月1日，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宣判了总额为亿元（相当于新币10000元）以上的7名大贪污犯。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23亿元，相当于新币23万元）、公安部行政处副处长宋德贵（贪污6.4亿元，相当于新币6.4万元）分别处以死刑和无期徒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全国解放初期最大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挪用公款总计171.6272亿元，相当于新币171.6272万元）死刑，震动了全国，成为共产党执政后反腐败的第一声巨雷。

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发，促使党中央下决心发动“三反”运动，清除党内已经滋长起来的腐败现象，从而净化了党风和社会环境。这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也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移风易俗的群众运动。此后，“奢侈浪费可耻，艰苦朴素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为官不贪，为人民服务”的新风尚荡涤了旧社会的腐朽丑恶现象。